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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2日，中组部宣布，中央免去郑筱萸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7月8日，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也被检察机关带走；随后，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位药监官员相继案发。2006年12月28日，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两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的落马，让高纯历时12年的举报、上访、诉讼浮出水面，也让郑筱萸在那个电话里对他的咆哮声愈传愈远：“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因为举报，高纯的命运改变了，如今他在广州的深巷中生存——身高1米63的他一口湘音，走在大街上，迅速融化在人流中……
“天下第一神经病”斗“天下第一贪官”
高纯跟郑筱萸一共见了两面，通过一次电话。1995年，郑筱萸是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高纯举报自己单位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罗永清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作假，从岳阳市、湖南省一路告到北京，在局长接待日见到了郑筱萸。
“当时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说，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郑筱萸任局长。高纯又一次见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表示要“一查到底”。
2004年，高纯拨通郑筱萸办公室电话，听清是“岳阳高纯”，“郑局长”不再笑眯眯，通话的5分钟里，他“咆哮，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举报都9年了，还没有答复，我就是要告!”
“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
“你是天下第一贪官!”
“啪”郑局长挂了电话。
“从95年开始举报的11年里，我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到03年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电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心烦紧张的。在金钱、地位、占有的资源上，我跟他根本没法比。但是，精神上我比他轻松，是我告他，他睡不好觉。”
郑筱萸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时，高纯2周岁，在洞庭湖那头的华容县农家场上玩泥巴；1988年，郑在杭州民生药厂当厂长兼党委书记时，高纯刚从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系毕业，他是复读生，是8个兄弟姊妹中惟一的大学生；1994年，郑上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时，高纯刚刚拿到中级职称，初为人父，女儿刚满一岁……
命运让他们狭路相逢，各自走在一条不轻松的路上，问题是，“说真话真的很深刻吗？其实，说真话不需要学历知识经验。”
前几天，高纯把郑筱萸在中央电视台宣讲药品安全的对话文本又调出来看了一遍：“他讲得多么好啊!可是贪起钱来比谁都贪。”
“你告什么，全国都这样！”
“自从梁XX到我家来，拿走了4页作假的原始文件后，我才意识到药监局是骗子。”
2000年5月25日，国家药监局梁XX处长和另一位李姓处长赶到湖南岳阳高纯家中，取走了作假原始文件一套（包括篡改的公文原始件），答应鉴定后告知结果、返还原件，后补写收条一张。但高纯再打电话，梁处长理也不理。到北京去见，梁处长叫保安抓人，要不就威胁关押、遣送。
高纯要告的状其实要追溯到1993年。他当时任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药物研究所制剂室主任，奉所长罗永清之命，到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某教授（罗的老师）处看资料，谈一个新药合作项目。高纯看了数据报告，发了一顿脾气，跟教授吵了一架。
这个项目主要是把１元多一瓶的阿斯匹林片的剂型改为500毫克，然后申报新药，涨价到几元钱一片。“我一看实验数据，80%都是假的，含量测定中也没做阴性对照，还有40摄氏度加热实验的笑话，我一个普通工程师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度下肯定融化了。”
高纯打电话告诉罗永清，这个项目不能做，数据报告也没带回岳阳。不久，罗永清带着高纯又去了南京，项目做不成，取回立项款1万多元。火车上，罗所长欲分5000元给他，他没要。
“那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我父亲1989年查出直肠癌，当时已开过3次刀，家里已经掏空了。我后来跟父亲讲了这事，他说，这钱不能要，我在家种田拖死也不能要。最后总有一天，这钱要害你的，你一辈子就完了，如果送你读大学走这么条路，不如回来种田算了。他还跟我说，罗永清这人不要深交，有一天他会害你。”从此，高纯在工作上与罗磕磕碰碰，私交上甚为疏远。
然而，正如95年省药政局一位官员见怪不怪：“你告什么，全国都这样！”高纯砸了自家厂的一笔生意，教授转跟江苏一家药厂做成了这单“新药”，面市的药片每片售价6元。“他按我提的意见修改了数据，做成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教授啊!”
1995年2月，罗永清从上海一个药研人员手中私下购买了美国雅培药厂的进口成药“盐酸特拉唑嗪”，让高纯等药剂室人员将该药片直接剥出，换个瓶子送检省药管部门。
“我们科室12个骨干都反对，罗永清开会发脾气时，我就站出来说，这是坑人的事，我们不能做，你这样搞，要搞垮企业的。但后来市经委的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行为是破坏生产、搞垮企业。”高纯说，罗永清的意图是撤掉药研所，直接买成品换包装申请新药，将科研经费分掉一部分——这是贪污；新药证书发下来，省市都会给奖金，每个新药几十万元，然后报纸一宣传，方便通往企业家联合会或政协，罗永清在任时，通过了4个新药——这是骗取荣誉。
高纯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一根链条，以为是罗的个人行为或一个企业的行为。他在实验室里发脾气道：“这种药还能送检？肯定不合格!”同事告诉他：“没问题，公关都做好了，省里(药政局)的某某说了，可以通过。”后来果真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高纯向湖南省药政局署名举报此事，当天，省药政局就有人向罗永清通风报信。湖南省药政局给出书面答复：弄虚作假的情况属实，取消临床申报资格，并报卫生部备案。而这年年底，罗永清官升一级，被提拔为企业的副总经理。他在2000年回答《工人日报》记者电询时说：“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
从1999年开始，高纯所在的企业就开始实行职工轮流下岗，而罗永清以其弟名义注册的企业岳阳天添药用胶囊有限公司红红火火开张了。据中湘康神的职工回忆，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天添的厂房设计与施工；一位厂部领导曾在酒后说：“那个厂注册资金1600万元，全是我们厂的血汗钱哪!”2003年，罗永清辞职，全力投入自家事业，至今。
“老百姓站在我这边”
高纯去北京后，见到了笑眯眯或不笑眯眯的各色官员，才知道这根链条一直通到西直门立交桥正对的这个衙门。仿佛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花到他这儿，他不接、不传，注定了他要失去工作、给人背煤气罐上6楼挣2元钱的零时饭碗被撬掉、35岁被迫内退、被打成轻微伤、永失报考职业药师的资格、东拼西凑累计10多万元走上长达12年的上访诉讼旅程。
2003年4月18日，在邮寄3次、对方均未收到的情况下，高纯坐火车去北京，终于将行政诉讼状递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6日，第一中院下达裁定书：高纯所诉并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受理。两天后，高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6月8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9月8日，高纯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各寄了3次。高纯说，因为电话打不进，3年过去，仍在等候中。
“我跟法官谈过，他们讲话水平很高。法官说，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形象，你告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范畴。”第一次的判决书下达历时近一年，超过了6个月的书面裁定时限，为此，他在北京等了3天，并在院长接待日跟院长干了一架才拿到。
这些，高纯都记在日记里，日记本是女儿的算术练习本，记了7本。39周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一封简短的感谢信，其中有一句是给法院的：“感谢×××、××(两位法官)，是他们让我感知法院的艰难。”
2000年，高纯实在借不到钱，揣了200元北上。去的路上，他没买火车票，上车找到列车长，前因后果一说，多年的材料、红头文件也给人看了。列车长说，“不用买，下车我带你出去。”返程时，他买了一张到石家庄的短途票上车，找到另一位列车长，“我买了张石家庄的票，可我要到岳阳。”列车长说：“没钱，下车啊！”高纯一五一十说完，列车长一拍大腿：“嗨，不早说，还打什么石家庄的票啊，退了你还能吃饭呢!”
2000年，他遇到了《工人日报》的主任记者蔡金和与群工部记者陈明。因为进不了国家药监局的门，他投诉到报社。记者与他同去，蔡金和的外套在纠纷中被保安扯破。两位记者后来五下岳阳调查，写出了《高纯为什么失去了工作》。2006年，蔡金和退休，高纯说：“老蔡，我还欠你一件外套。”
随着药监局郑筱萸、郝和平、曹文庄、卢爱英、王国荣等官员的落马，高纯在网上发布的帖子《我的中国梦》也不再被删除，跟帖无数，时有声援电话打来，陌生的、带口音的、或男或女的声音在那头说：“高纯，我们支持你!”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的落马，让高纯历时12年的举报、上访、诉讼浮出水面，也让郑筱萸在那个电话里对他的咆哮声愈传愈远：“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因为举报，高纯的命运改变了，如今他在广州的深巷中生存——身高1米63的他一口湘音，走在大街上，迅速融化在人流中……
“天下第一神经病”斗“天下第一贪官”
高纯跟郑筱萸一共见了两面，通过一次电话。1995年，郑筱萸是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高纯举报自己单位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罗永清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作假，从岳阳市、湖南省一路告到北京，在局长接待日见到了郑筱萸。
“当时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说，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郑筱萸任局长。高纯又一次见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表示要“一查到底”。
2004年，高纯拨通郑筱萸办公室电话，听清是“岳阳高纯”，“郑局长”不再笑眯眯，通话的5分钟里，他“咆哮，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举报都9年了，还没有答复，我就是要告!”
“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
“你是天下第一贪官!”
“啪”郑局长挂了电话。
“从95年开始举报的11年里，我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到03年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电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心烦紧张的。在金钱、地位、占有的资源上，我跟他根本没法比。但是，精神上我比他轻松，是我告他，他睡不好觉。”
郑筱萸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时，高纯2周岁，在洞庭湖那头的华容县农家场上玩泥巴；1988年，郑在杭州民生药厂当厂长兼党委书记时，高纯刚从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系毕业，他是复读生，是8个兄弟姊妹中惟一的大学生；1994年，郑上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时，高纯刚刚拿到中级职称，初为人父，女儿刚满一岁……
命运让他们狭路相逢，各自走在一条不轻松的路上，问题是，“说真话真的很深刻吗？其实，说真话不需要学历知识经验。”
前几天，高纯把郑筱萸在中央电视台宣讲药品安全的对话文本又调出来看了一遍：“他讲得多么好啊!可是贪起钱来比谁都贪。”
“你告什么，全国都这样！”
“自从梁XX到我家来，拿走了4页作假的原始文件后，我才意识到药监局是骗子。”
2000年5月25日，国家药监局梁XX处长和另一位李姓处长赶到湖南岳阳高纯家中，取走了作假原始文件一套（包括篡改的公文原始件），答应鉴定后告知结果、返还原件，后补写收条一张。但高纯再打电话，梁处长理也不理。到北京去见，梁处长叫保安抓人，要不就威胁关押、遣送。
高纯要告的状其实要追溯到1993年。他当时任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药物研究所制剂室主任，奉所长罗永清之命，到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某教授（罗的老师）处看资料，谈一个新药合作项目。高纯看了数据报告，发了一顿脾气，跟教授吵了一架。
这个项目主要是把１元多一瓶的阿斯匹林片的剂型改为500毫克，然后申报新药，涨价到几元钱一片。“我一看实验数据，80%都是假的，含量测定中也没做阴性对照，还有40摄氏度加热实验的笑话，我一个普通工程师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度下肯定融化了。”
高纯打电话告诉罗永清，这个项目不能做，数据报告也没带回岳阳。不久，罗永清带着高纯又去了南京，项目做不成，取回立项款1万多元。火车上，罗所长欲分5000元给他，他没要。
“那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我父亲1989年查出直肠癌，当时已开过3次刀，家里已经掏空了。我后来跟父亲讲了这事，他说，这钱不能要，我在家种田拖死也不能要。最后总有一天，这钱要害你的，你一辈子就完了，如果送你读大学走这么条路，不如回来种田算了。他还跟我说，罗永清这人不要深交，有一天他会害你。”从此，高纯在工作上与罗磕磕碰碰，私交上甚为疏远。
然而，正如95年省药政局一位官员见怪不怪：“你告什么，全国都这样！”高纯砸了自家厂的一笔生意，教授转跟江苏一家药厂做成了这单“新药”，面市的药片每片售价6元。“他按我提的意见修改了数据，做成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教授啊!”
1995年2月，罗永清从上海一个药研人员手中私下购买了美国雅培药厂的进口成药“盐酸特拉唑嗪”，让高纯等药剂室人员将该药片直接剥出，换个瓶子送检省药管部门。
“我们科室12个骨干都反对，罗永清开会发脾气时，我就站出来说，这是坑人的事，我们不能做，你这样搞，要搞垮企业的。但后来市经委的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行为是破坏生产、搞垮企业。”高纯说，罗永清的意图是撤掉药研所，直接买成品换包装申请新药，将科研经费分掉一部分——这是贪污；新药证书发下来，省市都会给奖金，每个新药几十万元，然后报纸一宣传，方便通往企业家联合会或政协，罗永清在任时，通过了4个新药——这是骗取荣誉。
高纯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一根链条，以为是罗的个人行为或一个企业的行为。他在实验室里发脾气道：“这种药还能送检？肯定不合格!”同事告诉他：“没问题，公关都做好了，省里(药政局)的某某说了，可以通过。”后来果真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高纯向湖南省药政局署名举报此事，当天，省药政局就有人向罗永清通风报信。湖南省药政局给出书面答复：弄虚作假的情况属实，取消临床申报资格，并报卫生部备案。而这年年底，罗永清官升一级，被提拔为企业的副总经理。他在2000年回答《工人日报》记者电询时说：“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
从1999年开始，高纯所在的企业就开始实行职工轮流下岗，而罗永清以其弟名义注册的企业岳阳天添药用胶囊有限公司红红火火开张了。据中湘康神的职工回忆，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天添的厂房设计与施工；一位厂部领导曾在酒后说：“那个厂注册资金1600万元，全是我们厂的血汗钱哪!”2003年，罗永清辞职，全力投入自家事业，至今。
“老百姓站在我这边”
高纯去北京后，见到了笑眯眯或不笑眯眯的各色官员，才知道这根链条一直通到西直门立交桥正对的这个衙门。仿佛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花到他这儿，他不接、不传，注定了他要失去工作、给人背煤气罐上6楼挣2元钱的零时饭碗被撬掉、35岁被迫内退、被打成轻微伤、永失报考职业药师的资格、东拼西凑累计10多万元走上长达12年的上访诉讼旅程。
2003年4月18日，在邮寄3次、对方均未收到的情况下，高纯坐火车去北京，终于将行政诉讼状递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6日，第一中院下达裁定书：高纯所诉并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受理。两天后，高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6月8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9月8日，高纯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各寄了3次。高纯说，因为电话打不进，3年过去，仍在等候中。
“我跟法官谈过，他们讲话水平很高。法官说，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形象，你告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范畴。”第一次的判决书下达历时近一年，超过了6个月的书面裁定时限，为此，他在北京等了3天，并在院长接待日跟院长干了一架才拿到。
这些，高纯都记在日记里，日记本是女儿的算术练习本，记了7本。39周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一封简短的感谢信，其中有一句是给法院的：“感谢×××、××(两位法官)，是他们让我感知法院的艰难。”
2000年，高纯实在借不到钱，揣了200元北上。去的路上，他没买火车票，上车找到列车长，前因后果一说，多年的材料、红头文件也给人看了。列车长说，“不用买，下车我带你出去。”返程时，他买了一张到石家庄的短途票上车，找到另一位列车长，“我买了张石家庄的票，可我要到岳阳。”列车长说：“没钱，下车啊！”高纯一五一十说完，列车长一拍大腿：“嗨，不早说，还打什么石家庄的票啊，退了你还能吃饭呢!”
2000年，他遇到了《工人日报》的主任记者蔡金和与群工部记者陈明。因为进不了国家药监局的门，他投诉到报社。记者与他同去，蔡金和的外套在纠纷中被保安扯破。两位记者后来五下岳阳调查，写出了《高纯为什么失去了工作》。2006年，蔡金和退休，高纯说：“老蔡，我还欠你一件外套。”
随着药监局郑筱萸、郝和平、曹文庄、卢爱英、王国荣等官员的落马，高纯在网上发布的帖子《我的中国梦》也不再被删除，跟帖无数，时有声援电话打来，陌生的、带口音的、或男或女的声音在那头说：“高纯，我们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