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不到处，有张书桌

　　监视器的摄像头不能调整方向，终日里只能看见同样的情形， 就是我家用来做起居室的那间屋子。
　　我每天都会点开来看一看，时间不固定。老妈在那间屋子里，通常都是晚上看电视时，或者吃饭时。她不在的时候，我就将手机里的画面调大，看屋子里由近到远的摆设。
　　监视器下的第一个家具，是靠西面墙而放的一张木质沙发。沙发前是一个小方桌，冬天需要烤火时，就用厚厚的夹棉桌套拢着，桌套上面再铺一层硬桌面，这是近十多年来兴起的专用烤火桌。
　　过年回家时，我们的下一代都围着那桌子玩手机、写作业。轮到晚上看电视时，上面就摆满了零食水果。白天家里来客人了，也是围炉而坐，各种聊天。
　　木质沙发往北，是一张圆桌，这张我记事起便有的桌子，是方桌上加了一张圆桌面。小时候，一家五口，那中型的方饭桌还绰绰有余，慢慢地，随着我们三姐弟结婚生子，桌面就嫌小了。老爸便买了一张圆桌面，搁在方饭桌上。高矮正好，一家人又能热热闹闹地围在一起吃饭，边吃边逗着小娃娃。
　　饭桌往东的墙边，是一台冰箱，一晃，也用了十多年了。
　　瞄完这些，我下意识地想起，在监视器的下方，视线不到处，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旧书桌。从前，是我爸的专用桌，上面不太整齐地堆着我爸的书、写满了毛笔字的宣纸，还有笔墨之类。
　　去年回去时，那张书桌格外整齐干净和空荡。
　　我爸已经离开两年了。

奶奶的躺椅，一直摆放在灶边

　　起居室有三扇门，通向不同的房间。向北的一扇通向一条过道，过道很窄，一步跨过，腿便迈进了厨房。
　　厨房是一间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它是我们家族的祖屋中所剩无间的一间。青砖的屋脚，土坯的墙。厨房里，从未变过的是那柴火灶的位置。灶是重建过的，但样式却没怎么变。灶炕用的那几块青石头，也没有改动过。
　　我还小的时候，我们一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后来，老爸和爷爷吵了一架，爷爷奶奶便和我们分家了。家里本来是四间老房子，各家两间。这厨房还是我们家的厨房。
　　15岁那年，家里拆掉了爷爷奶奶住的两间旧房，建了新的红砖的两屋楼的房子。我们搬到新房子，爷爷奶奶则搬到了这边老房子，这房就成了爷爷奶奶的厨房。
　　奶奶在我17岁那年病逝。病逝前大半年时间，她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张用稻草织成的草躺椅，一直摆放在灶边。就算是夏天，她也半躺在那草椅上。
　　那时我上高三，一个月回一次家。秋天阴沉沉的下午，我放下书包便去厨房，她穿一身黑衣服，悄无声息地半躺着。我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大喊一声：“奶奶！”
　　奶奶虚弱地应一声。我才敢迈步过去。她苍白的脸在黑帽子和黑衣服之间动了动，几乎透明。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几乎被揪住了一般，生疼生疼。但依然固执地想，她一定能活到我有能力孝敬她的那天。
　　我烧起了火，跟她说话。在火的温暖下，她渐渐有了精神，第一千遍问我：“你以后挣钱了，想怎么孝敬我呢？”我摸着她皮包骨格外冰凉的手说：“知道的，奶奶喜欢精瘦肉，斩成细细的末，放点葱花儿，滚汤喝。”
　　第二年元宵刚过，她就走了。
　　我妈果断弃了新房子的厨房，又改用那间厨房。爷爷也和我们一起吃饭了。
　　一直到现在，我回到家中，第一反应就是去厨房里。我妈不在，我自己也会在那灶旁坐着等。只要到了做饭的点，我妈一准回来。

雕花床是玩乐场

　　起居室往西的门，通向曾经是我弟现在是我妈的卧室。
　　我弟少年时特爱花哨，爱摩托。卧室墙上贴满了女明星和摩托车的画。他还老用发胶和摩丝，把头发弄得油光发亮又梆硬，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动。他上完初中后就辍学在家，和邻近一帮少年，拿着个照相机，骑着摩托，真是恣意风流少年行。
　　这间卧室很大，放了两张床、两个衣柜、一張书桌和一个年代久远的平柜，平柜还是我奶奶的嫁妆。就算放了这么多东西，我弟少年时，还能将他珍爱的摩托车放在屋子里。
　　我弟玩了若干台摩托后，现如今只开他的小轿车了。墙上的明星画早已经脱落，不知所踪，一屋子的家具却还都是最开始搬进去的那一些，静默无声，却闪着光。
　　两张床都是老式的雕花床，其中一张，是我妹的出生地。
　　我妹出生时我五岁。一晚，已睡着的我被奶奶抱起来去往母亲的卧室，是让我去看妹妹。奶奶说：“你不是总想要妹妹么，真有妹妹了。”
　　我只记得，那晚昏暗的油灯，和油灯下，蓝色印染花布包着的一团。
　　和爷爷奶奶分家是在我七八岁时。本来跟奶奶睡的我也回到了我爸妈的卧室，和我弟睡在一张雕花床上。而我爸妈则带着我妹，睡另一张雕花床。
　　床三面都有床框，纱帐一放下，就是我们三姐弟的玩乐场和储藏室。我们得了玩具、连环画，甚至是吃的，都往床角帐子底下放。
　　我和弟弟每天晚上总要先在床上比试腿功：我踢你一脚，然后急速将身子蜷成一团缩进床角，那时候都人矮腿短，床又大，另一个必定踢不到起先发难的那个，总要等换了无数个位置，才能踢到人。我弟又憨又刚，他踢不到我的时候就着急，直接站起来扑。不点灯的夜里，他时不时就扑到床框上，疼得嗷嗷叫。

弟弟回来了

　　弟弟上二年级的时候，得了脑膜炎。
　　那天他不舒服没去上学，我放学回家后发现他躺在了床上，高烧发得人都糊涂了。我飞跑着去叫上工的妈。
　　妈妈和奶奶背起弟弟往外跑。那是秋天，天黑得早。爷爷和爸爸在建一所离家有十几里地的学校，晚上不回家。
　　我和妹妹被托付给了隔壁小奶奶家。小爷爷跟我爷爷是亲兄弟，关系十分亲近。
　　我默默地坐在小奶奶家的灶边。那个深秋黄昏，姑姑叔叔们像是默片时代的影像，晃动，却无声。四岁多的妹妹在我记忆中小得像一个团子，紧紧贴在我左手臂上。 　　爸妈在医院照顾弟弟。奶奶在家照顾我和妹妹，爷爷依然在工地忙碌。但他们隔一两天就去县医院看我弟弟。看完弟弟回来后的他们，脸色总是不好。性情外露的奶奶，甚至去一次都哭一次。她有明亮清脆的嗓音，在夜里边哭边说：“我的崽哦，没有了呀。”
　　被奶奶的哭声惊醒的我和妹妹，在床上紧紧地抱成一团，瑟瑟发抖。
　　记忆里，那阵子的天都灰蒙蒙的。直到有一天，我放学路上有人告诉我：“你弟弟出院回来了。”我不可置信地抬头望他，他认真极了：“真的，回来了！”
　　我像上了发条一般跑了起来，跑到家时，弟弟正坐在灶旁的凳子上，大抵还有点虚，他一改之前的憨鲁，软软地叫了我一声：“姐姐。”我喘着气，站在一旁，看着家里所有人都围灶而坐，他们的面容都很平淡。
　　我平了喘，挤到弟弟旁边坐下。刚坐下我妈说：“房里桌上有糖，你去吃。”我又站起来去卧房里拿了糖回到灶边，剥开一粒糖，要往弟弟嘴里放去，他摇头，推开我的手。我固执地要往他嘴里放，他使劲推开我的手……
　　从我弟回家起，那年的秋天，就和生命中大多数的秋天一样金灿灿的了。

实木床被漆成了深红色

　　起居室往东的门，通向曾经是我爸妈后来是我弟的现在是客房的卧室。那里有一张现代的放床垫的床，是我们搬进新房后新打的床。
　　那张床就像现在的任何一张床，只不过是实木的，漆成了深红色。
　　床一打好，就搬进了我爸妈的卧室。我们三个孩子，见天儿地在白天时去蹭下床。或者午睡，或者在床上玩扑克牌，没有挂蚊帐，垫着厚厚的棉被，特别柔软的床，很合适三个人盘腿坐在上面玩争上游。
　　妹妹最笨，每次玩争上游都输，嘴上挂满了白纸撕的胡子。
　　弟弟有了这张床十一年后结了婚。婚后这张床就归了他和弟媳，弟媳就在这张床上生下侄女和侄子。然后，他们也像我和妹妹一样，离乡到城里安家落户。
　　去年年底，弟弟在家，为了确保老妈的安全，給家里装了一个监视器。厨房太老了，便安在了起居室。我每天点开监视器看一看，看的那几分钟，心特别安静。静得可以忘记城市的喧嚣，静得可以将已经忘记的往事，一件件拾起。
　　漫长又短促的一生，我们可以去往无数个地方，但可以回的地方，却只有那么一两个。
　　幸运如我，身在这个可以回的地方，心还能随着视线，走一遍另一个可以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