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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仲马说过：“结婚不是恋爱的终结，爱的‘事业’永无止境。”
婚姻不但是一门爱的事业，且和任何事业一样，来之不易，弃之痛苦，维持更难。涉外婚姻，似跨国事业，牵涉民族、文化、经济种种不同，经营起来谈何容易？如何把跨国婚姻进行到底，不仅需要勇气、耐心，更需要智慧。
“我爱你”，听到耳生茧
我是再婚女人，现在的丈夫是美国人。我感觉，西方男人中不乏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阴险毒辣的骗子和其他性格缺陷者，但总体而言，西方男人对女人还是挺尊重的。
—位朋友曾采访了12对“中女西男”的夫妇，做了粗略的中外婚姻调查，结果表明，全体受访男士对太太都赞不绝口，连声“very nice”(非常好)。若干年后，朋友进行回访，12对夫妇中有一半离了婚，问及那些离婚男士对前妻的看法，他们依然是满嘴的“very nice”。
美国人不把婚姻的成败和个人的品格好坏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做不成夫妻是因为大家个性不合或者没有缘分，这就是美国文化。
有时我会觉得美国人过于客套，有点儿虚假的嫌疑。在家里，每次用餐后，丈夫都要对我说“谢谢”，和我们中国人“不用客气”的谦逊完全不同，让我着实适应了好一阵子。
有一次，从买菜到清洗到烧熟，都是丈夫一手操办，结果他还是谢谢我。我忍不住说：“应该是我谢你，怎么反倒是你来谢我呢?”他很自然地回答：“谢你陪我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呀!”
若要质疑西方人的虚假，我感觉他们的口头禅“我爱你”首当其冲。中国男人深沉，这三个字很多人一辈子说不出口，而美国男人每天却要说上无数次。我觉得，说“我爱你”当然好，不说也不是什么罪过，嘴里不说并不代表心里不爱，心里有爱也没必要非得从嘴里说出来。可是，丈夫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不说是一件大事，如果哪一次我忘了对他说，他非要我补说才行。
有一次丈夫开车送我上班，到我们报社门口时，我快迟到了。正好碰到同事，我便朝丈夫挥挥手就转身走了。结果丈夫追上来，硬要我补说了“我爱你”才罢休。我觉得，他真成这句话的奴隶了，应该分轻重缓急嘛！
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他说：“万一我们分开后，你没有说‘我爱你’，我又出意外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屈什么，决不屈自己
要过圣诞节了，丈夫拿出长长的礼物单，开始张罗起来。以前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年年花样不同，不是出去吃大餐就是旅行度假，最开心的是圣诞夜随着人潮在维多利亚海边看灯饰、逛街。可是和丈夫在美国过圣诞节，绝对是在家里，大餐是精心安排、设计的，在圣诞树下拆礼物则是节日的重头戏。
第一次和丈夫过圣诞节，他送了5样礼物给我，当时我还以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这么隆重，谁知此后每年都是5样礼物。买礼物是最开心的事，我喜欢给家人或朋友买他们需要的东西，既实惠又尽了心意。
那年，我给住在我家的两个女孩子(前夫的女儿)买了浴袍外加一套洗浴用品，用小篮子装好，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美丽的蝴蝶结。礼物既漂亮又实用，也不太贵，一共才30美元。丈夫却说：“礼物不错，但圣诞节你不能买她们需要的东西，应该买她们想要的东西。”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音乐播放器——他买的是最简单的那种，100多美元一个呢。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这在我们家似乎每天都在进行。这种想过的日子，有时只是—个很普通的生活习惯。丈夫受工伤后，收入大减，他最在意的是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去吃早餐，也不能去看电影、坐在电影院里吃爆米花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世界末日，中国家庭—般都在家里吃早餐，而且，看电影未必一定要去电影院。但是，丈夫绝不轻易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改变自己的习惯。很长时间里，丈夫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没有过上他想过的日子。后来，我终于劝服了他，我们买了爆米花在家里租碟看，虽然音响效果差点儿，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有一年，丈夫和我一起回上海过年，我教他中国习俗，带他去各位亲戚朋友家拜年。去过好多家之后，他惊异地偷偷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买得起大房子，却不肯付电费取暖？”丈夫是这样的人——虽然加州四季如春，但天稍冷，他就会把家里的暖气开得滚烫，在屋里只要穿个背心就行了。为了过这样的日子，他可以用光银行里的最后—分钱。我懒得跟他解释中华民族节约的优良传统，只是义正词严地回道：“环保，你懂吗？”他耸耸肩，继而笑了。
有时候，丈夫为了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真让人受不了。那年，他的腰受伤，到了不动手术随时会有危险的地步。医生打算把手术日期安排在12月20日，他不同意，因为圣诞节他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度过。医生为了让他签字，就说一定会在平安夜前让他回家。我心想，开什么玩笑，脊椎大手术要开10个小时的刀，病人起码得卧床一两个星期，医生肯定是把他骗进手术室，之后就轮不到他说话了。
手术之后，丈夫满身插满管子，被送进重症病房，第二天才转入普通病房。美国医疗注重术后锻炼，医生当天就让他下地走了几步。术后第三天是12月23日，我一看他连坐起身都需要床上的辅助装置的帮助，就对他说：“今年我们就在医院里过个特别的圣诞节吧!”我让护士在病房里架起了小床，然后打算出去买点节日的必需品，当然少不了他想要的礼物——限量版橄榄球队的头盔。
等我带齐东西回到医院时，竟然看到他僵硬笔直地坐在床上，严肃并神气地对我说：“我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带我回家吧。”天啊，我们家的卧室在二楼，他怎么上去?再说，他的腰一点都不能弯，连让儿子背上楼都不行。
到了家，我说：“要不，把床搬到楼下客廳里？”他拒绝了。他咬着牙，吊着我的脖子，我则双手扶楼梯，硬是带着他挪上了二楼。自此之后的每一个夜晚或清早，我的脖子成了他入睡或起床的大吊车，无数次差点儿被他吊断。
深情里，藏着小偏见
不知是巧合还是西方人的共性，丈夫对我的情绪非常关注。我是作家，习惯打腹稿思考，有时可能脸上木无表情。丈夫见了，总会紧张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回答：“没事。”他还不放过：“别瞒我！”我哭笑不得。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可下次他还是照样发问。 丈夫常夸中国人有勤劳节俭的美德，对中国人总体评价很高：“曾经有一户中国邻居，夫妇俩连英语都不会说，丈夫修车，太太在餐厅洗碗，几年后他们就在旧金山买了一栋房子。”
一天，丈夫说：“马路上站着讨钱的无家可归的人群里，见不到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我感觉丈夫如此夸中国人，可能有别的话要说，只不过他顾及我是中国人罢了。在我的追问下，丈夫才说：“我平时拒绝去中国人多的超市，理由是停车争不过他们。还有，超市里的中国人争先恐后，是我最怕的场面。”
我笑了：“我最烦和你一起去美国商店，你老是提醒我‘看你后面’。开头一两次，我真的以为我挡了别人的道，后来发现不对。我在边上走，后边总是有人想超越我，他们该先和我打招呼才对。我问过你‘你是否歧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我往后看’，你的解释是‘我怕你被人撞了’。其实，这个理由一点儿都站不住脚。所以，各国人都有各自的优点或缺点。”
丈夫不吭声了。
我自认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有错也不怕承认，但就是受不得冤枉。结婚不久，丈夫就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我们加州的美国人，开车时最怕见到Biq A。” Biq A，是指喜欢开大车，通常是七个座位的大车的亚洲人（Asian）。丈夫和一些美国人偏见地认为，这些亚洲人开车像蜗牛一样慢。
我很不以为然，亚洲人开慢车的肯定有，但不是所有开慢车的人都是亚洲人吧？出于维护民族自尊，我和丈夫出去时，特别留意开慢车的人。如果司机貌似亚洲人，我就不出声：如果是和丈夫一样的金毛蓝眼的西方人，我就会大叫“看，真是Biq A，Big American（美国人）!”
我有个坏习惯，眼镜老是东扔西扔，又懒得找，有时就坐在电脑前，凑合着眯眼打几个字。老公总会楼上楼下地帮我把眼镜找来，不忘说一句：“你们亚洲人就是喜欢眯眼!”
想不到我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给整个亚洲人戴上了帽子!
礼物轻，夫妻情义重
丈夫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便工伤后仍然丝毫没有减低做事的热情，不是整理车库、洗车拖地，就是打理花草、烹调美食。他确实是一个住家男人。不过，他被逼做手术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是脊椎复整手术，是个大手术。
医生吩咐他，手术后有颇长一段时间不能弯腰、不能拿重东西，也就是说要远离家务。对于丈夫来说，这可是个打击，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自己残疾了，成为一个被照顾的对象。
不知是他改不了做事的习惯，还是有意无意想尝试一下自己的能力，他屡屡犯规抢活儿干，导致险情频频发生，家里状况百出。我一旦阻止他做这做那，他就会失去平时特有的耐心，烦躁地说：“难道我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你都要管吗？”
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的人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只是他不肯承认。我实在怕他出意外，因为任何一个小细节可能都会影响他的康复，甚至影响他今后的生活，所以我采用盯住他的做法，一发现他企图做些什么就立即喊停。为此，他怨气冲天，家里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情人节快到的时候，我灵机一动：何不趁这个美好、浪漫的日子，用另类的方法让他坦然面对现实呢？只有先面对现实，他才可能接受事实。
去了很多商店，我终于买到一套文具——拆信刀和放大镜，设计高雅，既可当书桌上的装饰品，又具有实用价值。情人节那天，我特意给丈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中没有肉麻的句子，只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他：“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么一个画面——当我们白发苍苍、老得走不动时，如果仍能在一起干点儿什么，我们可以看报或者写信。人生没有绝望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做，即使要用放大镜、拆信刀，又何妨？ ”
丈夫收到礼物后非常开心，他明白我的意思：人生必然要经历有缺陷的时候，不可能永葆青春活力，但可以做到人老心不老，人残了也一樣可以过开心的日子。
丈夫回送了一件礼物给我：一只粉红色的可爱狮子，脖子上围着一圈爱心毛，一捏它的爪子就会有呼噜呼噜声，活像丈夫晚上打呼噜。小狮子捧着一张情人节贺卡，上面写着：“如果嫌我晚上太吵，就请摸摸它的爱心毛；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打它，狮子能替代我。”
编辑 尼尼威
婚姻不但是一门爱的事业，且和任何事业一样，来之不易，弃之痛苦，维持更难。涉外婚姻，似跨国事业，牵涉民族、文化、经济种种不同，经营起来谈何容易？如何把跨国婚姻进行到底，不仅需要勇气、耐心，更需要智慧。
“我爱你”，听到耳生茧
我是再婚女人，现在的丈夫是美国人。我感觉，西方男人中不乏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阴险毒辣的骗子和其他性格缺陷者，但总体而言，西方男人对女人还是挺尊重的。
—位朋友曾采访了12对“中女西男”的夫妇，做了粗略的中外婚姻调查，结果表明，全体受访男士对太太都赞不绝口，连声“very nice”(非常好)。若干年后，朋友进行回访，12对夫妇中有一半离了婚，问及那些离婚男士对前妻的看法，他们依然是满嘴的“very nice”。
美国人不把婚姻的成败和个人的品格好坏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做不成夫妻是因为大家个性不合或者没有缘分，这就是美国文化。
有时我会觉得美国人过于客套，有点儿虚假的嫌疑。在家里，每次用餐后，丈夫都要对我说“谢谢”，和我们中国人“不用客气”的谦逊完全不同，让我着实适应了好一阵子。
有一次，从买菜到清洗到烧熟，都是丈夫一手操办，结果他还是谢谢我。我忍不住说：“应该是我谢你，怎么反倒是你来谢我呢?”他很自然地回答：“谢你陪我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呀!”
若要质疑西方人的虚假，我感觉他们的口头禅“我爱你”首当其冲。中国男人深沉，这三个字很多人一辈子说不出口，而美国男人每天却要说上无数次。我觉得，说“我爱你”当然好，不说也不是什么罪过，嘴里不说并不代表心里不爱，心里有爱也没必要非得从嘴里说出来。可是，丈夫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不说是一件大事，如果哪一次我忘了对他说，他非要我补说才行。
有一次丈夫开车送我上班，到我们报社门口时，我快迟到了。正好碰到同事，我便朝丈夫挥挥手就转身走了。结果丈夫追上来，硬要我补说了“我爱你”才罢休。我觉得，他真成这句话的奴隶了，应该分轻重缓急嘛！
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他说：“万一我们分开后，你没有说‘我爱你’，我又出意外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屈什么，决不屈自己
要过圣诞节了，丈夫拿出长长的礼物单，开始张罗起来。以前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年年花样不同，不是出去吃大餐就是旅行度假，最开心的是圣诞夜随着人潮在维多利亚海边看灯饰、逛街。可是和丈夫在美国过圣诞节，绝对是在家里，大餐是精心安排、设计的，在圣诞树下拆礼物则是节日的重头戏。
第一次和丈夫过圣诞节，他送了5样礼物给我，当时我还以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这么隆重，谁知此后每年都是5样礼物。买礼物是最开心的事，我喜欢给家人或朋友买他们需要的东西，既实惠又尽了心意。
那年，我给住在我家的两个女孩子(前夫的女儿)买了浴袍外加一套洗浴用品，用小篮子装好，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美丽的蝴蝶结。礼物既漂亮又实用，也不太贵，一共才30美元。丈夫却说：“礼物不错，但圣诞节你不能买她们需要的东西，应该买她们想要的东西。”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音乐播放器——他买的是最简单的那种，100多美元一个呢。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这在我们家似乎每天都在进行。这种想过的日子，有时只是—个很普通的生活习惯。丈夫受工伤后，收入大减，他最在意的是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去吃早餐，也不能去看电影、坐在电影院里吃爆米花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世界末日，中国家庭—般都在家里吃早餐，而且，看电影未必一定要去电影院。但是，丈夫绝不轻易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改变自己的习惯。很长时间里，丈夫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没有过上他想过的日子。后来，我终于劝服了他，我们买了爆米花在家里租碟看，虽然音响效果差点儿，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有一年，丈夫和我一起回上海过年，我教他中国习俗，带他去各位亲戚朋友家拜年。去过好多家之后，他惊异地偷偷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买得起大房子，却不肯付电费取暖？”丈夫是这样的人——虽然加州四季如春，但天稍冷，他就会把家里的暖气开得滚烫，在屋里只要穿个背心就行了。为了过这样的日子，他可以用光银行里的最后—分钱。我懒得跟他解释中华民族节约的优良传统，只是义正词严地回道：“环保，你懂吗？”他耸耸肩，继而笑了。
有时候，丈夫为了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真让人受不了。那年，他的腰受伤，到了不动手术随时会有危险的地步。医生打算把手术日期安排在12月20日，他不同意，因为圣诞节他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度过。医生为了让他签字，就说一定会在平安夜前让他回家。我心想，开什么玩笑，脊椎大手术要开10个小时的刀，病人起码得卧床一两个星期，医生肯定是把他骗进手术室，之后就轮不到他说话了。
手术之后，丈夫满身插满管子，被送进重症病房，第二天才转入普通病房。美国医疗注重术后锻炼，医生当天就让他下地走了几步。术后第三天是12月23日，我一看他连坐起身都需要床上的辅助装置的帮助，就对他说：“今年我们就在医院里过个特别的圣诞节吧!”我让护士在病房里架起了小床，然后打算出去买点节日的必需品，当然少不了他想要的礼物——限量版橄榄球队的头盔。
等我带齐东西回到医院时，竟然看到他僵硬笔直地坐在床上，严肃并神气地对我说：“我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带我回家吧。”天啊，我们家的卧室在二楼，他怎么上去?再说，他的腰一点都不能弯，连让儿子背上楼都不行。
到了家，我说：“要不，把床搬到楼下客廳里？”他拒绝了。他咬着牙，吊着我的脖子，我则双手扶楼梯，硬是带着他挪上了二楼。自此之后的每一个夜晚或清早，我的脖子成了他入睡或起床的大吊车，无数次差点儿被他吊断。
深情里，藏着小偏见
不知是巧合还是西方人的共性，丈夫对我的情绪非常关注。我是作家，习惯打腹稿思考，有时可能脸上木无表情。丈夫见了，总会紧张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回答：“没事。”他还不放过：“别瞒我！”我哭笑不得。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可下次他还是照样发问。 丈夫常夸中国人有勤劳节俭的美德，对中国人总体评价很高：“曾经有一户中国邻居，夫妇俩连英语都不会说，丈夫修车，太太在餐厅洗碗，几年后他们就在旧金山买了一栋房子。”
一天，丈夫说：“马路上站着讨钱的无家可归的人群里，见不到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我感觉丈夫如此夸中国人，可能有别的话要说，只不过他顾及我是中国人罢了。在我的追问下，丈夫才说：“我平时拒绝去中国人多的超市，理由是停车争不过他们。还有，超市里的中国人争先恐后，是我最怕的场面。”
我笑了：“我最烦和你一起去美国商店，你老是提醒我‘看你后面’。开头一两次，我真的以为我挡了别人的道，后来发现不对。我在边上走，后边总是有人想超越我，他们该先和我打招呼才对。我问过你‘你是否歧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我往后看’，你的解释是‘我怕你被人撞了’。其实，这个理由一点儿都站不住脚。所以，各国人都有各自的优点或缺点。”
丈夫不吭声了。
我自认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有错也不怕承认，但就是受不得冤枉。结婚不久，丈夫就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我们加州的美国人，开车时最怕见到Biq A。” Biq A，是指喜欢开大车，通常是七个座位的大车的亚洲人（Asian）。丈夫和一些美国人偏见地认为，这些亚洲人开车像蜗牛一样慢。
我很不以为然，亚洲人开慢车的肯定有，但不是所有开慢车的人都是亚洲人吧？出于维护民族自尊，我和丈夫出去时，特别留意开慢车的人。如果司机貌似亚洲人，我就不出声：如果是和丈夫一样的金毛蓝眼的西方人，我就会大叫“看，真是Biq A，Big American（美国人）!”
我有个坏习惯，眼镜老是东扔西扔，又懒得找，有时就坐在电脑前，凑合着眯眼打几个字。老公总会楼上楼下地帮我把眼镜找来，不忘说一句：“你们亚洲人就是喜欢眯眼!”
想不到我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给整个亚洲人戴上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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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便工伤后仍然丝毫没有减低做事的热情，不是整理车库、洗车拖地，就是打理花草、烹调美食。他确实是一个住家男人。不过，他被逼做手术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是脊椎复整手术，是个大手术。
医生吩咐他，手术后有颇长一段时间不能弯腰、不能拿重东西，也就是说要远离家务。对于丈夫来说，这可是个打击，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自己残疾了，成为一个被照顾的对象。
不知是他改不了做事的习惯，还是有意无意想尝试一下自己的能力，他屡屡犯规抢活儿干，导致险情频频发生，家里状况百出。我一旦阻止他做这做那，他就会失去平时特有的耐心，烦躁地说：“难道我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你都要管吗？”
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的人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只是他不肯承认。我实在怕他出意外，因为任何一个小细节可能都会影响他的康复，甚至影响他今后的生活，所以我采用盯住他的做法，一发现他企图做些什么就立即喊停。为此，他怨气冲天，家里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情人节快到的时候，我灵机一动：何不趁这个美好、浪漫的日子，用另类的方法让他坦然面对现实呢？只有先面对现实，他才可能接受事实。
去了很多商店，我终于买到一套文具——拆信刀和放大镜，设计高雅，既可当书桌上的装饰品，又具有实用价值。情人节那天，我特意给丈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中没有肉麻的句子，只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他：“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么一个画面——当我们白发苍苍、老得走不动时，如果仍能在一起干点儿什么，我们可以看报或者写信。人生没有绝望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做，即使要用放大镜、拆信刀，又何妨？ ”
丈夫收到礼物后非常开心，他明白我的意思：人生必然要经历有缺陷的时候，不可能永葆青春活力，但可以做到人老心不老，人残了也一樣可以过开心的日子。
丈夫回送了一件礼物给我：一只粉红色的可爱狮子，脖子上围着一圈爱心毛，一捏它的爪子就会有呼噜呼噜声，活像丈夫晚上打呼噜。小狮子捧着一张情人节贺卡，上面写着：“如果嫌我晚上太吵，就请摸摸它的爱心毛；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打它，狮子能替代我。”
编辑 尼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