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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n那是个极冷的三九天,西伯利亚的寒风几乎毫无遮拦地越过大兴安岭山脉,将地上的积雪刮得漫天飞舞,卷起的雪粒打在戴着口罩的脸上都像被人抽了耳光一样地疼,我搭乘的产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斯大林100号“热特”也没能挡住这罕见的奇寒,冻坏在了路上.我不愿意无望地等待,只身走上了回连队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