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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1949-1957），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政党，是一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党。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屋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于实践中澄清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一些误读，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独具魅力的共产党领袖形象，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关键词：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一、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概念解析
（一）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建国初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括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两个部分。外交理念主要包括国家外交政策以及领导人的重要理念。1949-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环境和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亟需领导新中国解决巩固新生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对抗帝国主义政治孤立等问题。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除了要领导新中国处理过去国民政府屈辱的外交关系、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还要面对“两极”对抗严重的冷战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基本方针应运而生。外交实践是党和国家根据外交理念而形成一系列活动，并在活动中深化理念。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国印度有关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8日、29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政党形象的内涵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但是从“形象”这一概念本身的特点出发，“政党形象”应当是拥有客观的、内在的、基本的表达政党的宗旨、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的整体表现和国内外对其表现的主观评价，应当是主客观、表与里相结合的一个概念，同时政党形象也会因为媒介渠道的传播传达不同而产生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作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一部分，从客观层面上包括党的 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的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成员的国际形象，从主观层面上包括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国内社会、民众对中共国际形象的认知，各种媒介对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和展示也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构成相当大的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在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中的塑造
（一）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正面国际形象的成功案例
1.“三大外交方针”的推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国际形象
通过“打扫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基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划清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形成的“不平等外交”的界线，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国际社会建交时候追求真正的平等、互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国初期的中国开创外交新局面时，也向国际社会构建和传播了善于分析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可以结合自身执政经验，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意，认清自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领导新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执政党。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
习近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冷战格局中，美国和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在新中国完成独立之后，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比如缅甸、印度也完成了民族独立，他们害怕相对强大的中国和苏联一起联合起来影响他们的独立自主，对中国共产党也抱有怀疑态度。中共领袖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不仅要与相同的意识形态国家进行交往，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要进行妥善处理，基于追求和平的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也可以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交往。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提出，“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2]。它是中国共产党希望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所迈出的一大步，自推出历经近70年依旧是国际交往的准则之一，向国内、国外民众传达了“爱好和平”的理念和主张。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和平发展五项原则”让世界了解其执政理念、主张，展示了“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
（二）党的主要领导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形象构成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一部分
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外交实践中展示出了他们独特的外交话语风格和外交谈判艺术，为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整体国际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1.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外交话语论述
建国初期，外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总体形象的评价较少，但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形象评价较多。毛泽东总以生动形象、风格鲜明的比喻来论述外交思想，传达外交政策，并付诸于实践。他善于用贴近形象的例子把抽象的政策方针、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这些通俗易懂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外交话语表达，也涵盖了建国初期新中国所坚持的外交立场。这些话语不仅能够使国内民众深刻理解和体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发展。
2.周恩来独具魅力的外交谈判艺术
在朝鲜战争调停的过程中，缅甸害怕我国与其建交目的是为了干预其主权。而周恩来以幽默风趣并且亲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表达了对缅方拒绝美国援助的称赞，坚定而严肃地表达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周恩来以独具魅力的方式促进了双方会谈内容的推进，也为后面发表《联合声明》做了准备。日内瓦会议中，周总理也表现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的风度，面对外交过程中的刁难，做出了凌厉的回应，面对其它国家的记者蓄意破坏中国形象的事情，他机智而巧妙的化解尴尬，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强大的外交艺术，同时作为政党、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捍卫了国家尊严。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
（一）澄清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部分误读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执政党合法地位遭到曲解，而这种曲解的形象传播至世界各地。首先遭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的敌视和污蔑，其次也会有对中国共产党疏于了解的亚非国家、政党的误会，最后还有许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新生政权也害怕与中国建交会影响他们的领土主权等。建国初期，通过“三大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系列外交实践，逐步展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澄清了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部分“误读”，与一系列国家建立了交往，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二）展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正面国际形象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正面形象，在率领新中国外交团队参加的各项活动、会议中展示。毛泽东同志的正面形象主要是在其建国初期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把握以及其独具特色的外交话语，在外交实践上，他两次访苏中促进了苏联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帮助。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是“舌战群儒”，挽救了局面，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被许多政治家、学者称为“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指导，展示了中国正面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
[2]张彦玲等主编. 毛泽东思想概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07：255.
（作者简介：刘亚宁，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一、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概念解析
（一）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建国初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括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两个部分。外交理念主要包括国家外交政策以及领导人的重要理念。1949-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环境和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亟需领导新中国解决巩固新生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对抗帝国主义政治孤立等问题。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除了要领导新中国处理过去国民政府屈辱的外交关系、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还要面对“两极”对抗严重的冷战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基本方针应运而生。外交实践是党和国家根据外交理念而形成一系列活动，并在活动中深化理念。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国印度有关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8日、29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政党形象的内涵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但是从“形象”这一概念本身的特点出发，“政党形象”应当是拥有客观的、内在的、基本的表达政党的宗旨、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的整体表现和国内外对其表现的主观评价，应当是主客观、表与里相结合的一个概念，同时政党形象也会因为媒介渠道的传播传达不同而产生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作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一部分，从客观层面上包括党的 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的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成员的国际形象，从主观层面上包括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国内社会、民众对中共国际形象的认知，各种媒介对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和展示也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构成相当大的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在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中的塑造
（一）建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正面国际形象的成功案例
1.“三大外交方针”的推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国际形象
通过“打扫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基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划清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形成的“不平等外交”的界线，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国际社会建交时候追求真正的平等、互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国初期的中国开创外交新局面时，也向国际社会构建和传播了善于分析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可以结合自身执政经验，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意，认清自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领导新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执政党。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
习近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冷战格局中，美国和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在新中国完成独立之后，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比如缅甸、印度也完成了民族独立，他们害怕相对强大的中国和苏联一起联合起来影响他们的独立自主，对中国共产党也抱有怀疑态度。中共领袖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不仅要与相同的意识形态国家进行交往，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要进行妥善处理，基于追求和平的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也可以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交往。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提出，“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2]。它是中国共产党希望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所迈出的一大步，自推出历经近70年依旧是国际交往的准则之一，向国内、国外民众传达了“爱好和平”的理念和主张。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和平发展五项原则”让世界了解其执政理念、主张，展示了“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
（二）党的主要领导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形象构成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一部分
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外交实践中展示出了他们独特的外交话语风格和外交谈判艺术，为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整体国际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1.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外交话语论述
建国初期，外国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总体形象的评价较少，但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形象评价较多。毛泽东总以生动形象、风格鲜明的比喻来论述外交思想，传达外交政策，并付诸于实践。他善于用贴近形象的例子把抽象的政策方针、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这些通俗易懂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外交话语表达，也涵盖了建国初期新中国所坚持的外交立场。这些话语不仅能够使国内民众深刻理解和体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发展。
2.周恩来独具魅力的外交谈判艺术
在朝鲜战争调停的过程中，缅甸害怕我国与其建交目的是为了干预其主权。而周恩来以幽默风趣并且亲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表达了对缅方拒绝美国援助的称赞，坚定而严肃地表达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周恩来以独具魅力的方式促进了双方会谈内容的推进，也为后面发表《联合声明》做了准备。日内瓦会议中，周总理也表现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的风度，面对外交过程中的刁难，做出了凌厉的回应，面对其它国家的记者蓄意破坏中国形象的事情，他机智而巧妙的化解尴尬，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强大的外交艺术，同时作为政党、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捍卫了国家尊严。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
（一）澄清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部分误读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执政党合法地位遭到曲解，而这种曲解的形象传播至世界各地。首先遭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的敌视和污蔑，其次也会有对中国共产党疏于了解的亚非国家、政党的误会，最后还有许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新生政权也害怕与中国建交会影响他们的领土主权等。建国初期，通过“三大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系列外交实践，逐步展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澄清了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部分“误读”，与一系列国家建立了交往，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二）展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正面国际形象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正面形象，在率领新中国外交团队参加的各项活动、会议中展示。毛泽东同志的正面形象主要是在其建国初期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把握以及其独具特色的外交话语，在外交实践上，他两次访苏中促进了苏联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帮助。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是“舌战群儒”，挽救了局面，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被许多政治家、学者称为“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指导，展示了中国正面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
[2]张彦玲等主编. 毛泽东思想概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07：255.
（作者简介：刘亚宁，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