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以科学理性对中国传统中庸之道进行改造，用科学精神置换出新时代的中庸之德，内在地包含着冲破封建独断理论的束缚，将思想的触角深入至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内部，为同时代作家所不及，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相较于儒家的中庸之道，周作人的中庸主义具有时代特征和现代品格，即为人为文主张闲适冲淡，反对迷信的敬畏，以科学理性的精神为基石，凭知性优雅的格调立身处世，摒弃传统中庸之道的庸俗成分，釆借西方现代文化的优秀品质，体现周作人试图再造中国新文化的理想与抱负。
　　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在他的文章里从不缺乏从社会中的多层视角去思索生活的真谛，探寻革命的意义。与此同时，周作人生命的长河中流淌着崭新的中庸观，不仅使他处在散文史上不可或缺的独特地位，而且成为跨时代的新知。另外，中庸之道对周作人而言，不仅仅是他独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更演变成为一种人生策略，一条寻找灵魂归属的重要途径。诚然，“调和折衷”的中庸观在狂信的时代下与潮流格格不入，它显得那么的难登大雅之堂，也没有足夠的资本去博得大众的信服。然而，周作人始终相信自己的路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他期望的是处在新时代的人们能够拥有“独立的判断，既不服从传统，也不附和时髦，取舍于两者之间自成一种意见，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但仍孤独地冒险而前进”的人生态度。周作人式的“中庸”为何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人们又将如何正视周作人与其中庸主义？本文以传统中庸观与周作人继承改造后的中庸观进行对比，并且从周作人的文章出发，试图探讨周作人如何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中庸之道进行现代性改造后，使其显示出非凡的现代意义。
　　一
　　周作人既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又是中庸主义的信奉者，面对兵荒马乱的时代，他一面与旧式宋儒的中庸观划清界限，另一面开始致力于建设属于新时代的中庸之道。虽然承认自己是儒家，但又不愿将自己归纳为孔子的学徒，他是自由的、自主的。甚至，拥有信仰的信徒对周作人而言，是一种“烦难”，他虽然认可信徒们寻求宗派归属的做法，但要说到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归类成那样的人，他害怕信仰会变相成为迷信，毕竟，当一个人完全从属于一种固定的僵化的理论思想时，他必定成为一名失去真正自由的人，失去可变的自我。不过，周作人也并不是硬生生地完全推倒“信仰”，无论是哪一种主义理想，都有其存在的必要，都有其真理的一部分。周作人愿意攫取他所认同的真理，继而融会贯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出乎大家意料，他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最喜欢中庸主义，觉得在那里也正是适切”;他坦承，中庸是自己的理想，即便这看上去非常平凡，甚至渺小，却不容易将它真正读懂，这是一条大多数人不愿选择的孤独的路。
　　20世纪20年代，在思想革命的路上，中国出现了主张全盘西化和主张发扬传统文明的两个对立流派。周作人支持的是从两者里抽取有益之精华加以调和，他认为通过思想上的“调剂”，人们能够得到一个不偏激、不极端的结果。周作人中庸观的“折衷调和”，不是毫无逻辑的恣意妄为，而是经过多维角度思考而得出的结论。首先，儒家原本在中国数千年来所享有的独尊地位被他打破，进一步消释儒道两家紧张对立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相同融合。其次，借助欧化的思想，提倡灵肉合一为基础的新的道德观。新的中庸观，是周作人用科学常识置换出来的，现代人文和科学知识的融入使周作人“调和”的中庸观拥有了极大的价值，这是一种饱满的姿态。
　　二
　　在周作人的眼里，“中庸”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精华，而在宗教狂信的背景下，“中庸”难道不是最调和的理想状态吗？周作人直白地表露自己渴望拥有“闲适”的生活：在远离纷扰的江村小屋里，燃起一摊白碳火钵，沏上一壶清茶，靠着玻璃窗，或与友人闲聊家常，或就此望着窗外忽明忽暗的雪块陷进深思。不少人因此批判他避世，但转过头来看看他在文章立场上的不断转换，不难发现，周作人更多地强调补偏救弊，他的观点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属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这种矫枉过正式的策略运用，正是中庸追求的具体体现方式，折衷平和的审美理想可以说是中庸的范畴在美学上的直接发挥。平和冲淡之美究其实质是注重节制和均衡，达到人情与物理的节制与均衡。比如，周作人在谈文艺批评时，便十分注重趣味的批评。他在审美观念上提出了“趣味”说，并把它作为自己评判人物、赏析文艺的基准。
　　周作人的中庸观表现准确地把握了“过犹不及”的原则，这是一种“智”。在散文名篇《初恋》里，周作人记叙了自己十四岁时的一次朦胧而美好、遗憾而忧郁的初恋经历。在黯淡凄苦的寄居时光里，他遇到了姚家三姑娘。他怀着懵懂的恋慕，感到前所未有的喜乐。后来，因为周作人的母亲生病，他不得不离开杭州，分手才一个月，便听到姚家三姑娘患霍乱死去的消息，命运的安排让人措手不及，不胜叹惋。读者以为，他会在文章中大唱挽歌，但出乎意料的是，周作人在文章结尾处说：“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试想，如果作者已经放下了，那么在二十年后人们便不会再看到这篇文章了吧。作者没有表现感伤得痛哭流涕，读者却想替他哭一场。这正如杭州西湖的龙井茶，看上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却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周作人曾作一个极形象的比喻——绅士鬼和流氓鬼，两个鬼的结合代表着他对中庸智慧的解答。周作人曾说：“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他又说：“我希望这两个鬼能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是一个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的中庸主义不是极端的信仰，不将其他派别的思想生吞活剥，它强调融合，它可以绽放智性、理性的一面，补世俗之偏，救潮流之弊。周作人新式中庸主义的标准，不是有着严格伦理规范的“礼”，而是以“智”来衡量的人情物理，他是宽容的，不强求，不偏执，忠于自己的底线标准，是非之心。
　　三
　　如果说鲁迅是一代知识分子里最鲜明的被仰望的旗帜，那么周作人则显得庸凡得亲切。周作人无论是从生活上抑或是文章上，都与鲁迅选择的道路不同。
　　以鲁迅的《野草》与周作人的《夏夜梦》为例做对比，这两组散文都毫不吝啬地采用了“梦”的形式，并且富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但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鲁迅在《野草》里的想象是那样的大胆诡异、瑰丽奇特，像诗一般酣畅地喷发激情，比如，人们可以在窘得发白的月亮下看见恶鸟，在广漠的旷野间鉴赏无血的大戮，“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是多么畅快淋漓，又颇有大将风范。但回过头来看周作人，他的想象未免过于平实，《夏夜梦》的“梦”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简单投影，大多数人难以领略其艺术的光彩。周作人不喜“刀笔气息”，他是隐晦的，内心拥有自己的是非观，愿用爱来泯灭一切，沟通一切。
　　无论是青年时代站在“五四”浪潮前端，还是中年以后的“苦雨斋创作”，他都具备着中庸这一主旋律。即使后来学界不少人把中庸看作周作人附逆下水的思想根源，并以鲁迅作为对比来批判周作人的平庸和堕落，但回归文学本身，人们更应怀着冷静、全面的目光去看待其人、其作。正如舒芜先生所说：“周作人的文化思想是我们不应该拒绝的遗产。”周作人并不停留在虚空，他仍在寻找，在走着那条悲哀中挣扎的自然之路，希望将手中的火把传给下一个接替他的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郑仕敏（1994-），女，广东茂名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