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小说《旁边的花园》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沿循着文本中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追问,一方面我们与作家一同体验着生命的苦闷与冲动,叩问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和返朴归真,一方面也令人面对目前急遽变革中的迷失、隐忧而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的位置。
关键词:精神家园 追寻 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旁边的花园》是智利著名作家何塞· 多诺索的一部反映当代题材的小说。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流亡到西班牙的一些拉美作家1980年前后的生活,有许多自传成分。小说描写一对智利作家夫妇胡利奥和葛洛莉娅(即何塞·多诺索和妻子碧拉尔)受朋友画家潘乔之邀,离开早已厌倦了的西切斯小镇,欣然前往西班牙的马德里,住在潘乔的豪华住宅里。胡利奥到马德里后仍无法静下心来按出版商的要求修改自己的小说稿,时常站在窗前观赏邻居那座绿树成荫,备有游泳池的花园,不期竟窥见一位金发妙龄女郎——邻宅主妇奢侈放荡的生活……不久,寄人篱下的窘困和压抑导致作家妻子精神崩溃。胡利奥为挽救妻子,在遭到退稿的毁灭性打击后,偷卖了宅内画家的一幅作品,携妻往摩洛哥旅行。在丹吉尔一座清真寺门口,绝望的作家注意到一个衣衫褴褛、濒临死亡的乞丐正伸手乞讨,从而顿有所悟,终至抛别妻子出走……
这部小说表明了多诺索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艺术、政治、生活、情爱,特别是对人生和名誉。这里首先涉及到了拉美“文学爆炸”问题,也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许多艰辛的痛苦回忆。从20世纪60年代起,拉丁美洲出现过震动世界文坛的“文学爆炸”运动,历时十几年。其中主将有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萨瓦托、多诺索。在“文学爆炸”最兴旺时刻,许多人削尖了脑袋要挤进这光荣队伍,一窝蜂地要挤上这辆华丽的彩车,出版商们更是出于商业目的,虚张声势,有意地把“文学爆炸”产生时间提前到五十年代……多诺索对一个个如此忘形功利之举非常反感,他说:“‘文学爆炸’是一场游戏,也许,更确切一点说,是一种细菌培养液,在西班牙美洲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滋补了那疲惫不堪的小说形式,然后‘文学爆炸’将消失……”“如果《‘文学爆炸’亲历记》记载了有关的史料,那么《旁边的花园》则揭穿了一个所谓‘文学爆炸’的神话。”
主人公胡利奥在“文学爆炸”挤压下郁郁不得志的尴尬困境,是当时许多文人的真实写照,使人不禁要问:是作家们在进行创作,还是他们在被别人创作?另外一个背景事实是:本来六七十年代,美洲文化人到欧洲大陆寻根是常见之举,他们借鉴西方新的艺术形态,使之与本地的文化遗产相结合,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拉美文化艺术,但某些人却是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遭到迫害被排挤出来,失去了自己的花园,只得到欧洲来寻找“旁边的花园”。然而“旁边的花园”并非美好,不过是一场美梦,寻梦人不过是天堂里的乞丐。当胡利奥打开窗户时,那心中最美好、最神奇的事物竟变成了粗俗不堪的场面,而天堂里的仙女——年轻的侯爵夫人,一时间竟显得那么粗俗平庸,最后自杀。
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着人生的厌倦与苦闷,更强烈地表达着寻梦人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他巧妙地把主人公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融为一体。书中描写的在西切斯、马德里、丹吉尔的经历,直接源于他们的真实生活,其中的追求、思索、忧虑、苦恼通过胡里奥夫妇跃然纸上。而作者多诺索在1981年果真从西班牙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智利,寻找自己真正的根,他认为到处都一样,一个人不能逃避自己,因为,归根结蒂,创造自己天堂的是自己。如此看来,拉美作家的流亡生活在带给多诺索不幸的同时,还给了他一份特别的人生思考的馈赠。
年过半百的主人公胡利奥几乎整日困扰于人生的不如意之中,以至于他想入非非,“怎么能把对她(金发美人)身体的爱抚在我妻子身上感到快意”,“葛洛莉娅正在怀念今晚认识的29岁的小伙子的躯体”。胡里奥身居欧洲七年,原来别人传说是天堂般的西切斯“竟然连太阳都很少见,水果带一股子酸甜味,活像烂棉絮,左邻右舍出点事,连鬼都不会去问”。显然,这里不是他寻找的伊甸园;在马德里朋友潘乔寓所旁边的美丽花园里,他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异乡人,“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是外乡人,尽管到处有人邀请我”。当他听说哥哥在母亲病故之后要变卖房子时,他表现出身处异乡对故人亲人的强烈依恋:“不、不、不、不,绝对不行,要卖掉我父母的房子,让我露宿荒野,这简直是疯了……一个人总不能是回一个国家,回一个民族,奔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和一个城镇吧?一个人此刻拿我来说,就得回到一个封闭的限定的地方,到了那里这颗心才能感到踏实。”
我们从作家焦灼不安的精神苦旅中,愈发感受到了他对现实生命的肯定与爱意。他已经渐渐意识到,只有神圣永恒的精神家园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栖息地。这华丽染缸般的花园只是一个幻景,那位令人心驰神往的金发女郎的美丽和最后的自杀,无疑宣告了主人公寻找“旁边花园”美丽幻象的彻底破灭。
面对躺在丹尼尔街市上的乞丐,胡利奥恍然顿悟,“我羡慕他,我愿意像这个人一样,披上他那病态的外壳,像他那样挨饿,这样便可以不再有任何期望,也就可以毫无畏惧,特别是不再畏惧作为文化人我的职责……他从不知道什么是希望,那就根本用不着赎什么罪……我希望找一个不这么拥挤、没这么动荡的地方,以便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我不能写作,就应去掉虚伪”。胡利奥至此顿悟过来:人生不过如此,心无挂碍时,便达到了终极。原来他不断建造和寻找着的却是一个充满了欢乐与美丽的海市蜃楼般的“旁边的花园”。当他明白自己的位置后,一片释然:要抛掉幻想,不要总觊觎旁边的花园,自己的难题只能靠自己解决,既不能依靠过去,也不能依靠未来,而应在实际可能的条件下,寻找自己的位置与角色,认识并安于自己的实际才能才是幸福,一个追寻花园的失败者就此转为一个精神救赎的胜利者。
整部作品表面看来平淡无奇,不过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失败的作家琐碎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主人公胡利奥还是作者本人多诺索,当拖着漂泊流离的疲惫之躯,带着一颗倍受异乡冷暖的风雨侵蚀淋浴而无所寄托的心,向曾经给了他们生命、人格、灵魂的故土回归时,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在实现着又一次心灵的苦旅,从《旁边的花园》到整个世界文学的穿越中去寻根溯源,其实人类一直跋涉在对生命精神家园的追问与救赎的路上……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造成了西方世界普遍的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许多人原先抱有的理想破灭了,深刻的怀疑、惶惑与彷徨如同乌云笼罩着知识界,造成了一种骚动不安的时代病。“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颓废派”等文学流派折射着人们处境的无奈、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恍惚。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工业文明、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也使得人性异化,精神无所适从——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不但意味着西方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崩溃,更是传统道德与伦理的崩溃;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也号召人们摆脱现实的一切,依靠与己俱生的自由去创造自身的未来……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自救。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信仰与危机深深震撼着一大批人类的先知。
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刻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极度的隔膜感;艾略特笔下出现的荒原意象喻示着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片荒原;萨特的《恶心》中洛根丁言说着人在异化的社会里对存在的体味;黑塞则借他笔下的荒原狼,要求人生走向精神,即到上帝那里去,由最内在的命运所驱使的——回到自然、回到母体本身。也许是我们生存的空间被塞满太多物质的、粗鄙的、媚俗的杂物,也许是世纪末大众消费时代解构了东西方古老的道德和文化,人类的心灵逐渐物化,精神日益分裂,心理严重失衡,于是,便不难理解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小说《廊桥遗梦》的一时轰动,它编织了罗伯特和弗兰西丝卡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扩大了主人公在安逸宁静之后获得的激情的瞬间感受,突破了暂时、个人、偶然的爱情故事演绎,给美国当代人特别中年人提供了一片供精神返回的家园,抚慰了现代人失衡的心灵痼疾。我们看到,时代的先觉们一直以各种艺术方式反映着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寻找着救赎良方,渴求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
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审视中,我们发现何塞·多诺索的《旁边的花园》依然在延续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学母题:对人类生命永恒的精神家园的追问与救赎。人类的精神家园何在?原来它不在“旁边的花园”里,也不在作家构建的艺术花园里,也不在他家乡的故园里,而是坐落在自己的心里,“一个人,总是梦想返回祖国,这个抽象的概念,就具体到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因为返回故里的梦想就是指某一扇朝花园敞开的窗户,指编织过许多私人故事的绿荫。……这些人物和地点,就是影响着我成长的天地,也就是我此时此刻正俯身张望的这座花园。”这里的家乡,实则更是祖国故乡在他心中的具体化。她象征着“根基、历史、传说,是一块我自己的领地,是我心灵的归宿。”诚如小说引诗所言“城市总是那同一座,你不必另外寻找——因为她不存在,既没有通路,也没有舟桨。”
读《旁边的花园》,犹如与主人公经历了一次精神苦旅的艰难跋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经历着对精神价值的追寻与叩问。进而不禁不设身处地地想到自身的处境。当传统的中国摆脱了几千年固袭的历史重负,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漩涡中时,社会的脉搏,惊涛拍岸,潮起潮落: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喧哗与躁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进步,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错位与失衡;发展经济与唯利是图,商品交换与人欲横流,个性解放与道德沦丧,经商潮、兼职潮、炒股潮、下海潮、出国潮……频频拍打着人们的心扉。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整个社会的功利化、行为短期化,风卷残云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本来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变革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生活态度、心理情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转换、裂变与震荡,表现出了“胡利奥式”的生存困惑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下“海”上岸的彷徨、犹豫与权衡,学术不如通俗而被市场冷落的尴尬,安全感、安稳感的丧失和面对知识更新、挣钱养家的紧张焦虑,他们苦苦支撑,把守住最后的精神家园,保留着那份世纪末的忧患与欢愉,令人感到逃避诱惑也需要勇气的悲壮。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当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撞击、融汇和整合时,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变压器”而出现、存在。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托马斯· 摩尔曾谈到:“外在世界的横逆挫折、个人生活的不幸……并不是个人生活的重负,而成为个人自我磨炼、自我成长的契机,人们也就在这种种冲突与抗争中逐步体悟到个体生命的伟大、庄严与神秘,也使自己从内心深处激发对生命本身无限的敬意与尊重。”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是最需要思考、理论、冷静、理性、价值导引和秩序整合的时代。
处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我们是否会从《旁边的花园》中感悟到:要认识自己,只有了解自己、整理自己的内在秩序;关注自己的灵魂,才能开拓自己的潜能;发展自己的的才干,才能完善自我,建立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至此看来,《旁边的花园》给了我们永恒的启示:认识你自己,走出心灵的樊篱,孜孜不倦地构建与守望精神自由的花园,用生命之墙挡住那沙化心灵的风!
参考文献:
[1] [智利]何塞·多诺索,段若川译: 《‘文学爆炸’亲历记》,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智利]何塞· 多诺索,段若川、罗海燕译: 《旁边的花园》,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美]托马斯·摩尔,孙正洁、范瑞波译:《关注灵魂》,华龄出版社,1997年。
作者简介:王彤,女,1964—,河北沧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拉美文学,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精神家园 追寻 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旁边的花园》是智利著名作家何塞· 多诺索的一部反映当代题材的小说。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流亡到西班牙的一些拉美作家1980年前后的生活,有许多自传成分。小说描写一对智利作家夫妇胡利奥和葛洛莉娅(即何塞·多诺索和妻子碧拉尔)受朋友画家潘乔之邀,离开早已厌倦了的西切斯小镇,欣然前往西班牙的马德里,住在潘乔的豪华住宅里。胡利奥到马德里后仍无法静下心来按出版商的要求修改自己的小说稿,时常站在窗前观赏邻居那座绿树成荫,备有游泳池的花园,不期竟窥见一位金发妙龄女郎——邻宅主妇奢侈放荡的生活……不久,寄人篱下的窘困和压抑导致作家妻子精神崩溃。胡利奥为挽救妻子,在遭到退稿的毁灭性打击后,偷卖了宅内画家的一幅作品,携妻往摩洛哥旅行。在丹吉尔一座清真寺门口,绝望的作家注意到一个衣衫褴褛、濒临死亡的乞丐正伸手乞讨,从而顿有所悟,终至抛别妻子出走……
这部小说表明了多诺索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艺术、政治、生活、情爱,特别是对人生和名誉。这里首先涉及到了拉美“文学爆炸”问题,也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许多艰辛的痛苦回忆。从20世纪60年代起,拉丁美洲出现过震动世界文坛的“文学爆炸”运动,历时十几年。其中主将有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萨瓦托、多诺索。在“文学爆炸”最兴旺时刻,许多人削尖了脑袋要挤进这光荣队伍,一窝蜂地要挤上这辆华丽的彩车,出版商们更是出于商业目的,虚张声势,有意地把“文学爆炸”产生时间提前到五十年代……多诺索对一个个如此忘形功利之举非常反感,他说:“‘文学爆炸’是一场游戏,也许,更确切一点说,是一种细菌培养液,在西班牙美洲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滋补了那疲惫不堪的小说形式,然后‘文学爆炸’将消失……”“如果《‘文学爆炸’亲历记》记载了有关的史料,那么《旁边的花园》则揭穿了一个所谓‘文学爆炸’的神话。”
主人公胡利奥在“文学爆炸”挤压下郁郁不得志的尴尬困境,是当时许多文人的真实写照,使人不禁要问:是作家们在进行创作,还是他们在被别人创作?另外一个背景事实是:本来六七十年代,美洲文化人到欧洲大陆寻根是常见之举,他们借鉴西方新的艺术形态,使之与本地的文化遗产相结合,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拉美文化艺术,但某些人却是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遭到迫害被排挤出来,失去了自己的花园,只得到欧洲来寻找“旁边的花园”。然而“旁边的花园”并非美好,不过是一场美梦,寻梦人不过是天堂里的乞丐。当胡利奥打开窗户时,那心中最美好、最神奇的事物竟变成了粗俗不堪的场面,而天堂里的仙女——年轻的侯爵夫人,一时间竟显得那么粗俗平庸,最后自杀。
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着人生的厌倦与苦闷,更强烈地表达着寻梦人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他巧妙地把主人公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融为一体。书中描写的在西切斯、马德里、丹吉尔的经历,直接源于他们的真实生活,其中的追求、思索、忧虑、苦恼通过胡里奥夫妇跃然纸上。而作者多诺索在1981年果真从西班牙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智利,寻找自己真正的根,他认为到处都一样,一个人不能逃避自己,因为,归根结蒂,创造自己天堂的是自己。如此看来,拉美作家的流亡生活在带给多诺索不幸的同时,还给了他一份特别的人生思考的馈赠。
年过半百的主人公胡利奥几乎整日困扰于人生的不如意之中,以至于他想入非非,“怎么能把对她(金发美人)身体的爱抚在我妻子身上感到快意”,“葛洛莉娅正在怀念今晚认识的29岁的小伙子的躯体”。胡里奥身居欧洲七年,原来别人传说是天堂般的西切斯“竟然连太阳都很少见,水果带一股子酸甜味,活像烂棉絮,左邻右舍出点事,连鬼都不会去问”。显然,这里不是他寻找的伊甸园;在马德里朋友潘乔寓所旁边的美丽花园里,他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异乡人,“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是外乡人,尽管到处有人邀请我”。当他听说哥哥在母亲病故之后要变卖房子时,他表现出身处异乡对故人亲人的强烈依恋:“不、不、不、不,绝对不行,要卖掉我父母的房子,让我露宿荒野,这简直是疯了……一个人总不能是回一个国家,回一个民族,奔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和一个城镇吧?一个人此刻拿我来说,就得回到一个封闭的限定的地方,到了那里这颗心才能感到踏实。”
我们从作家焦灼不安的精神苦旅中,愈发感受到了他对现实生命的肯定与爱意。他已经渐渐意识到,只有神圣永恒的精神家园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栖息地。这华丽染缸般的花园只是一个幻景,那位令人心驰神往的金发女郎的美丽和最后的自杀,无疑宣告了主人公寻找“旁边花园”美丽幻象的彻底破灭。
面对躺在丹尼尔街市上的乞丐,胡利奥恍然顿悟,“我羡慕他,我愿意像这个人一样,披上他那病态的外壳,像他那样挨饿,这样便可以不再有任何期望,也就可以毫无畏惧,特别是不再畏惧作为文化人我的职责……他从不知道什么是希望,那就根本用不着赎什么罪……我希望找一个不这么拥挤、没这么动荡的地方,以便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我不能写作,就应去掉虚伪”。胡利奥至此顿悟过来:人生不过如此,心无挂碍时,便达到了终极。原来他不断建造和寻找着的却是一个充满了欢乐与美丽的海市蜃楼般的“旁边的花园”。当他明白自己的位置后,一片释然:要抛掉幻想,不要总觊觎旁边的花园,自己的难题只能靠自己解决,既不能依靠过去,也不能依靠未来,而应在实际可能的条件下,寻找自己的位置与角色,认识并安于自己的实际才能才是幸福,一个追寻花园的失败者就此转为一个精神救赎的胜利者。
整部作品表面看来平淡无奇,不过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失败的作家琐碎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主人公胡利奥还是作者本人多诺索,当拖着漂泊流离的疲惫之躯,带着一颗倍受异乡冷暖的风雨侵蚀淋浴而无所寄托的心,向曾经给了他们生命、人格、灵魂的故土回归时,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在实现着又一次心灵的苦旅,从《旁边的花园》到整个世界文学的穿越中去寻根溯源,其实人类一直跋涉在对生命精神家园的追问与救赎的路上……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造成了西方世界普遍的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许多人原先抱有的理想破灭了,深刻的怀疑、惶惑与彷徨如同乌云笼罩着知识界,造成了一种骚动不安的时代病。“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颓废派”等文学流派折射着人们处境的无奈、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恍惚。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工业文明、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也使得人性异化,精神无所适从——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不但意味着西方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崩溃,更是传统道德与伦理的崩溃;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也号召人们摆脱现实的一切,依靠与己俱生的自由去创造自身的未来……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自救。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信仰与危机深深震撼着一大批人类的先知。
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刻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极度的隔膜感;艾略特笔下出现的荒原意象喻示着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片荒原;萨特的《恶心》中洛根丁言说着人在异化的社会里对存在的体味;黑塞则借他笔下的荒原狼,要求人生走向精神,即到上帝那里去,由最内在的命运所驱使的——回到自然、回到母体本身。也许是我们生存的空间被塞满太多物质的、粗鄙的、媚俗的杂物,也许是世纪末大众消费时代解构了东西方古老的道德和文化,人类的心灵逐渐物化,精神日益分裂,心理严重失衡,于是,便不难理解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小说《廊桥遗梦》的一时轰动,它编织了罗伯特和弗兰西丝卡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扩大了主人公在安逸宁静之后获得的激情的瞬间感受,突破了暂时、个人、偶然的爱情故事演绎,给美国当代人特别中年人提供了一片供精神返回的家园,抚慰了现代人失衡的心灵痼疾。我们看到,时代的先觉们一直以各种艺术方式反映着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寻找着救赎良方,渴求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
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审视中,我们发现何塞·多诺索的《旁边的花园》依然在延续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学母题:对人类生命永恒的精神家园的追问与救赎。人类的精神家园何在?原来它不在“旁边的花园”里,也不在作家构建的艺术花园里,也不在他家乡的故园里,而是坐落在自己的心里,“一个人,总是梦想返回祖国,这个抽象的概念,就具体到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因为返回故里的梦想就是指某一扇朝花园敞开的窗户,指编织过许多私人故事的绿荫。……这些人物和地点,就是影响着我成长的天地,也就是我此时此刻正俯身张望的这座花园。”这里的家乡,实则更是祖国故乡在他心中的具体化。她象征着“根基、历史、传说,是一块我自己的领地,是我心灵的归宿。”诚如小说引诗所言“城市总是那同一座,你不必另外寻找——因为她不存在,既没有通路,也没有舟桨。”
读《旁边的花园》,犹如与主人公经历了一次精神苦旅的艰难跋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经历着对精神价值的追寻与叩问。进而不禁不设身处地地想到自身的处境。当传统的中国摆脱了几千年固袭的历史重负,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漩涡中时,社会的脉搏,惊涛拍岸,潮起潮落: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喧哗与躁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进步,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错位与失衡;发展经济与唯利是图,商品交换与人欲横流,个性解放与道德沦丧,经商潮、兼职潮、炒股潮、下海潮、出国潮……频频拍打着人们的心扉。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整个社会的功利化、行为短期化,风卷残云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本来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变革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生活态度、心理情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转换、裂变与震荡,表现出了“胡利奥式”的生存困惑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下“海”上岸的彷徨、犹豫与权衡,学术不如通俗而被市场冷落的尴尬,安全感、安稳感的丧失和面对知识更新、挣钱养家的紧张焦虑,他们苦苦支撑,把守住最后的精神家园,保留着那份世纪末的忧患与欢愉,令人感到逃避诱惑也需要勇气的悲壮。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当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撞击、融汇和整合时,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变压器”而出现、存在。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托马斯· 摩尔曾谈到:“外在世界的横逆挫折、个人生活的不幸……并不是个人生活的重负,而成为个人自我磨炼、自我成长的契机,人们也就在这种种冲突与抗争中逐步体悟到个体生命的伟大、庄严与神秘,也使自己从内心深处激发对生命本身无限的敬意与尊重。”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是最需要思考、理论、冷静、理性、价值导引和秩序整合的时代。
处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我们是否会从《旁边的花园》中感悟到:要认识自己,只有了解自己、整理自己的内在秩序;关注自己的灵魂,才能开拓自己的潜能;发展自己的的才干,才能完善自我,建立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至此看来,《旁边的花园》给了我们永恒的启示:认识你自己,走出心灵的樊篱,孜孜不倦地构建与守望精神自由的花园,用生命之墙挡住那沙化心灵的风!
参考文献:
[1] [智利]何塞·多诺索,段若川译: 《‘文学爆炸’亲历记》,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智利]何塞· 多诺索,段若川、罗海燕译: 《旁边的花园》,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美]托马斯·摩尔,孙正洁、范瑞波译:《关注灵魂》,华龄出版社,1997年。
作者简介:王彤,女,1964—,河北沧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拉美文学,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