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耳他，欧洲南部一个很小的国家。首都瓦伦塔，被称为欧洲艺术之都，是无数艺术家心中的“圣地”。2018年4月27日至5月20日，中国艺术家杨志凌的个人画展“自然至道”就在欧洲艺术之都——瓦伦塔举行。
　　作为马耳他视觉艺术领域最重要的年度艺术大展之一—瓦伦塔国际视觉艺术节（VIVA）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至道’杨志凌当代艺术作品展”由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与瓦伦塔国际视觉艺术节主办方马耳他圣詹姆斯国家艺术中心共同策划举办。艺术家杨志凌的画展被安排在马耳他圣詹姆斯国家艺术中心最大的展厅，成为了本次艺术节的最大亮点。
　　“道”之境界如何？是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殊途同归的终极。从“自然至道”展览中，欧洲观众用西方艺术语言诠释出了东方情趣。此次“自然至道”展览共展出杨志凌先生近年来创作的51件画作，呈现了他在水彩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画展及杨志凌对于艺术的体悟和哲学思考给艺术节带来了一股让人震撼的中国风。
　　杨志凌虽然是专业学习艺术出身，但并没有以艺术谋生，他把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内化为自己独特的艺术体验。这种“若即若离”的可贵状态，一方面使他对艺术动向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另一方面也让他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观照艺术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他的绘画艺术和其他人的当代绘画艺术有非常大的不同。在绘画艺术受图像经济逻辑操控，表现出对商业化追求的当下，无论中外的大部分艺术家，都致力于确立自己的语言。杨志凌却没有符号化自己，这使得他的绘画艺术卓而不同。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大众的本真思想，可以看到自然环境的变化。
　　杨志凌不画一般的生活状态，主要表现生命生存感和人类福祉，而不论采用什么创作形式，他都会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精神情感和对人对世界的看法。例如在作品《鸟殇》中，自由翱翔的飞鸟突然间变成了僵尸固体的高空抛物瞬间。这个瞬间正是人类欲望畸形扩张的产物，使人联想到森林植被的破坏对某些物种的毁灭性打击。杨志凌以鸟类坠落的瞬间体现出人与自然内在同一性这个永恒主题。
　　多年的艺术感悟，使他有了自我训练的三个法宝，即“观察”“写生”和“实验”。观察是从社会中学习，写生是从自然中学习，实验是从科学中学习。在此基础上，他开创了“人化风景”“意念反射”“时现扬善”的理论与实践。杨志凌认为绘画中所表现的意念在观者观赏到作品之前，便已经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当观者面对画作时，便能够迅速激起蕴藏于潜意识中的意念。他希望以艺术的方式触及大众，并最终唤起推动社会进步的意识。这些艺术理论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杨志凌的作品追求的标准是社会性、思想性和实验性，观众在他的作品中能够体会到深广的内涵。
　　人民画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重以社会和环境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核心话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杨志凌：其实我对人类社会、环境问题的创作诉求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当时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选择造成这方面不太突出。小时候受连环画影响，崇拜英雄，产生了用画笔惩恶扬善的志向。在修复古建筑后获得全国科技奖时，决心保护人类文明，决心保护自然生命。在我写生和自娱自乐的作品中，都有这方面表达。比如我创作的舟山群岛系列水彩画都是以风力来命名的，《一级风》《二级风》《三级风》《四级风》《五级风》……作品是通过海浪的活动变化来反映风力的大小。这是我当时的环境观、时现观的体现。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艺术的眼界和胸怀自然要越来越开放。我认为负责任大国的画家应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所以我坚定地设定了终生为自然生命、生存问题和人类文明发展进行艺术表达的宏伟目标。
　　人民画报：您如何看待自己艺术创作的变化？
　　杨志凌：我觉得自己的艺术道路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面表现艺术时期。那时在内蒙古当大学老师，三次参加全国美展，修复了古建文物呼和浩特大召寺经堂壁画，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水彩画协会会长并出版了许多作品。第二阶段是立体表现艺术时期，主持设计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等几十个精品改造工程，获得了不少的国家奖项和殊荣。第三阶段是对社会艺术整合重组，为艺术作为“参与”社会的一种手段进行实践和铺垫。第四阶段是“悟变”，开创了“人化风景”“意念反射”“时现扬善”的理论与实践。全身心投入到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艺术创作，强调自我精神和欣赏者的共鸣，并对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干预，不拘一格却恰当地创造了今天的风格和作品。这就是我“悟”与“变”的结果。
　　人民画报：您怎样看待创作技法、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关系？艺术创作媒介和形式的探索与突破，对于架上艺术走出意义的危机，有哪些积极影响？
　　杨志凌：艺术创作就是创新，要与众不同，既不重复大师，也不重复自己，既不和科技竞赛搞写真，也不占山为王搞克隆，不为了显摆搞竞技，也不遂波逐流搞浮夸。艺术创作是为了表达大众的心声诉求，为了表达自己的精神，需要什么形式就用什么形式，需要什么技法就用什么技法，没有技法就创造新技法，没有形式就创造新形式。最后完全看作品是否和受众产生共鸣，有没有精神的互通。
　　前些年，无论在学术界还在艺术界都存在一个热议的话题，即架上绘画的危机，甚至是架上绘画的死亡。这并非意指画画的人减少了，或者绘画的形式不存在了。这一形式依旧存在，关键是绘画和社会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它反映人生、反映时代诉求的能力变弱了。艺术逐渐成为一种封闭的区域，久而久之，原本来自社会的艺术逐渐与社会脱节，因此形成了所谓的架上绘画的危机。我的创作致力于打破这种局限性，我并不把自己封闭于符号构建的堡垒之中，我挑战自身已经创立的符号，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形象资源，重新回到社会的需求，在社会的需求结构中整合。由此，无论是架上的、装置的或是多媒体的，尽量让艺术能够重新与社会产生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