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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广播，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包含着由广播人努力促成的创造性成果。广播的一个最基本情况是，当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其他人也在收听，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广播的核心概念》这本书中其他概念都与这一现象息息相关，诸如“共在感…‘现场感”和“亲密感”。
“共在感”是收听广播行为中共同分享的一种体验，是广播研究中最有影响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体验的特殊性，即广播媒体的特有优势及其持续吸引力之所在。为理解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回顾英国广播研究的开端，特别是广播研究的先驱之一、具有重大贡献的斯坎内尔（ Scannell）对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广播电视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他的思维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和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的启发。现象学是哲学中的一个观点，强调的是“现象的本质”：不仅研究人，也研究人在生活中的种种体验。斯坎内尔（ Scannell）试图将海德格尔的思想运用于当代广播媒介及其对日常生活影响的研究上，这项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在同一时刻，共同收听或收看的分享体验具有一种他入和自己共同进行这项活动的“共在”感觉。
在亨迪（Hendy，曾经是斯坎内尔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同事）对广播收听体验的论述中，将时间、亲密感和“社交性”（或“共在感”）的概念整合起来。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广播都体现出每天的“时间性”。就音乐广播而言，有人把节日标为早餐时段或驾车时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借助广播和时间相关联的成熟研究理论，亨迪研究了听众一起度过一天的共同经历，认为：“我们生活的时间与其他听众生活的时间之间，因为所同时听到的节目而产生实质上的密切关联。”这种以时间为基础的社交经验具有亲密性的特点，即广播及其听众之间存在着相当亲密的关系。“时间……和熟悉度不断增加，这是广播亲密感不断形成的基础之一，不仅仅是亲密感，社交性也是如此”。所以，当清晨我们打开收音机，伴随着喜欢的DJ（指酒吧、音乐节等场所的打碟工作者）或主持人的声音逐渐醒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一时刻就会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听众共同分享着广播带给我们的亲密感，从而与其他听众一起体会着存在于同一世界的社会“共在感”。
对广播社交性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美国学者道格拉斯（ Douglas）在对收听的论述中也谈到了“共在感”。但是她并沒有借用德国哲学家的观点，而是在题目有些特别的《听的佛学》一章中引用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和本尼迪克·安德森（ BenedictAnderson）的研究成果。安德森热衷于对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包括愿意为一个国家而死，尽管这个国家或许只是一个理念、一个“想象”的实体。此外，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要克服地理概念上的空间共存，还要面对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差异。安德森引用史学例子指出，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阅读报纸而激发的。黑格尔曾指出，报纸就像是现代人晨祷的替代品。每个读报的人也同时明白，他的这个行为，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或数百万人）同时进行着。
安德森所描述的报纸情况，类似广播的“现场感”和广播收听时的“共在感”。阅读报纸时的宁静的私密性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收听广播时的亲密感。道格拉斯关于20世纪美国广播的论述中有很大篇幅都是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听众的集体收听体验：20世纪30年代棒球听众和50年代摇滚乐广播的青年听众，他们以分享体验、共在体验，与电台播音员和主持人一起建构起想象的社群。
“共在感”并不是广播偶然的附属效果，它是媒体的决定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播从业者常常积极地加以强化突出。特别是对于音乐广播而言。传统经验上，DJ不仅要与听众构建“远距离的亲密关系”，也要在听众中构建身份认同和分享收听体验。很明显，DJ热衷于吸引、绑定听众并促使听众能够定期收听节目。DJ使用“我”“你”“我们”“我们的”等词句来营造友好的、亲密的感觉，并使用“现在”“这里”“接下来”等来强化听众的现场感。在布兰德（ Brand）和斯坎内尔（Scannell）对英国DJ托尼·布莱克本（ Tony Blackburn）的论述中指出，DJ通过与听众分享自己的往事、思想和情感，营造出一种独属于广播粉丝这个特定群体的感觉。
DJ主持风格的一个最有趣的发展是“动物园广播”（ zoo radio）风格的形成。“动物园广播”节目是英语广播中常见的晨间广播节目，这个名字取自“古怪和滑稽”的一种风格表现和节目及主持人的整体个性特点。在英国，“动物园广播”节目模式于1990年代出现，这类风格的节目由一位主持人组成，同时有一名或更多嘉宾参与，其风格使人联想到美国脱口秀节目中的杂谈类主持人（ shock jocks）.也让人想到英国“青年电视”（ youth televison）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将听众和主持人团结在一个由DJ“统治”的话语王国里。托尔森（ Tolson）通过分析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 -档节目的文字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构建其听众社群的：
现在是八点过五分，也就是1996年4月26日星期五早上八点零五分，这是我们在这里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演播室：欢呼）。好的，还有一天我们就要去梅恩大街（ Maine Road）观看绿洲乐队（Oasis）的表演了。来吧，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如果你不来的话你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你的周末将变得非常空虚，你应该买上票，在周六和周日到绿洲乐队的具有世纪性意义的演出现场。（那时）将和我一起的有：钱德勒第六中学即将到伊普斯威奇大专就读的巴德（ Bud）、内尔·哈维斯（ Neil Hawes）、亚当·怀特利（Adam Whitely）和林赛·布朗（ Lindsay Brown），以及来自白金汉郡的吉姆（Jim）和尼克（Nick）……
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讨论。听众有时候被用复数形式称呼，有时候被单独点名，这有助于增强他们像是属于同一个俱乐部或同一个朋友群体的归属感。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想象的社区”，但它在地理空间上是分散的。我们还要指出埃文斯（ Evans）对时间的强调，以加强节目的现场感和主持人与听众间此时此刻的“共在感”。
我们需要将广播对社群和“共在感”的强调置于历史的语境中考虑：从最初意义上的广播到最近数字音频内容对什么是广播直播的直接挑战。1930年代英国和美国共同见证了广播作为家庭必需品的崛起，之后广播也没有受到来自电视的挑战，因为电视在二战后才开始逐渐取代广播占据支配地位的。特别是在英国，随着旧式工人群体的瓦解和人口向郊区的流动，广播的流行程度持续得到增长。地理位置的迁移和社会流动性提升了家庭私人化的拓展，他们发现在城市酒吧和俱乐部的娱乐活动减少了，而在郊区住宅里的私密和舒适的活动增多了。如广播和其他一些人所强调的，广播能够创造想象中的社区，是与历史事实分不开的。历史上，当真实的地缘性社区被破坏，同一时期广播收听率就会提升。
无论广播听众是否真正与其他听众和主持人存在某种“共在感”，这种讨论仍属于比较具有学术色彩的问题。但是如果“共在感”及其相关的亲密感和现场感等特点确实是广播特殊属性和广播成功因素的话，那么，这将对广播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便携式MP3播放器发明后，其能够播放大量音乐的能力已经被视为商业广播电台和其他广播节目形式的潜在威胁。但无论这些提前录制的音乐有多大的选择权、多方便时髦，它们仍然缺少本文中所提到的“共在感”、现场感和亲密感的特点。当然，数字媒体可能会因此损害这种集体的消费形式，即想象中的共同体所带来的愉悦，也可能会损害现场收听体验，使其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作者系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媒体史研究中心主任）（译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饶雷）
“共在感”是收听广播行为中共同分享的一种体验，是广播研究中最有影响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体验的特殊性，即广播媒体的特有优势及其持续吸引力之所在。为理解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回顾英国广播研究的开端，特别是广播研究的先驱之一、具有重大贡献的斯坎内尔（ Scannell）对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广播电视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他的思维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和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的启发。现象学是哲学中的一个观点，强调的是“现象的本质”：不仅研究人，也研究人在生活中的种种体验。斯坎内尔（ Scannell）试图将海德格尔的思想运用于当代广播媒介及其对日常生活影响的研究上，这项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在同一时刻，共同收听或收看的分享体验具有一种他入和自己共同进行这项活动的“共在”感觉。
在亨迪（Hendy，曾经是斯坎内尔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同事）对广播收听体验的论述中，将时间、亲密感和“社交性”（或“共在感”）的概念整合起来。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广播都体现出每天的“时间性”。就音乐广播而言，有人把节日标为早餐时段或驾车时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借助广播和时间相关联的成熟研究理论，亨迪研究了听众一起度过一天的共同经历，认为：“我们生活的时间与其他听众生活的时间之间，因为所同时听到的节目而产生实质上的密切关联。”这种以时间为基础的社交经验具有亲密性的特点，即广播及其听众之间存在着相当亲密的关系。“时间……和熟悉度不断增加，这是广播亲密感不断形成的基础之一，不仅仅是亲密感，社交性也是如此”。所以，当清晨我们打开收音机，伴随着喜欢的DJ（指酒吧、音乐节等场所的打碟工作者）或主持人的声音逐渐醒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一时刻就会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听众共同分享着广播带给我们的亲密感，从而与其他听众一起体会着存在于同一世界的社会“共在感”。
对广播社交性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美国学者道格拉斯（ Douglas）在对收听的论述中也谈到了“共在感”。但是她并沒有借用德国哲学家的观点，而是在题目有些特别的《听的佛学》一章中引用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和本尼迪克·安德森（ BenedictAnderson）的研究成果。安德森热衷于对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包括愿意为一个国家而死，尽管这个国家或许只是一个理念、一个“想象”的实体。此外，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要克服地理概念上的空间共存，还要面对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差异。安德森引用史学例子指出，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阅读报纸而激发的。黑格尔曾指出，报纸就像是现代人晨祷的替代品。每个读报的人也同时明白，他的这个行为，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或数百万人）同时进行着。
安德森所描述的报纸情况，类似广播的“现场感”和广播收听时的“共在感”。阅读报纸时的宁静的私密性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收听广播时的亲密感。道格拉斯关于20世纪美国广播的论述中有很大篇幅都是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听众的集体收听体验：20世纪30年代棒球听众和50年代摇滚乐广播的青年听众，他们以分享体验、共在体验，与电台播音员和主持人一起建构起想象的社群。
“共在感”并不是广播偶然的附属效果，它是媒体的决定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播从业者常常积极地加以强化突出。特别是对于音乐广播而言。传统经验上，DJ不仅要与听众构建“远距离的亲密关系”，也要在听众中构建身份认同和分享收听体验。很明显，DJ热衷于吸引、绑定听众并促使听众能够定期收听节目。DJ使用“我”“你”“我们”“我们的”等词句来营造友好的、亲密的感觉，并使用“现在”“这里”“接下来”等来强化听众的现场感。在布兰德（ Brand）和斯坎内尔（Scannell）对英国DJ托尼·布莱克本（ Tony Blackburn）的论述中指出，DJ通过与听众分享自己的往事、思想和情感，营造出一种独属于广播粉丝这个特定群体的感觉。
DJ主持风格的一个最有趣的发展是“动物园广播”（ zoo radio）风格的形成。“动物园广播”节目是英语广播中常见的晨间广播节目，这个名字取自“古怪和滑稽”的一种风格表现和节目及主持人的整体个性特点。在英国，“动物园广播”节目模式于1990年代出现，这类风格的节目由一位主持人组成，同时有一名或更多嘉宾参与，其风格使人联想到美国脱口秀节目中的杂谈类主持人（ shock jocks）.也让人想到英国“青年电视”（ youth televison）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将听众和主持人团结在一个由DJ“统治”的话语王国里。托尔森（ Tolson）通过分析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 -档节目的文字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构建其听众社群的：
现在是八点过五分，也就是1996年4月26日星期五早上八点零五分，这是我们在这里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演播室：欢呼）。好的，还有一天我们就要去梅恩大街（ Maine Road）观看绿洲乐队（Oasis）的表演了。来吧，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如果你不来的话你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你的周末将变得非常空虚，你应该买上票，在周六和周日到绿洲乐队的具有世纪性意义的演出现场。（那时）将和我一起的有：钱德勒第六中学即将到伊普斯威奇大专就读的巴德（ Bud）、内尔·哈维斯（ Neil Hawes）、亚当·怀特利（Adam Whitely）和林赛·布朗（ Lindsay Brown），以及来自白金汉郡的吉姆（Jim）和尼克（Nick）……
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讨论。听众有时候被用复数形式称呼，有时候被单独点名，这有助于增强他们像是属于同一个俱乐部或同一个朋友群体的归属感。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想象的社区”，但它在地理空间上是分散的。我们还要指出埃文斯（ Evans）对时间的强调，以加强节目的现场感和主持人与听众间此时此刻的“共在感”。
我们需要将广播对社群和“共在感”的强调置于历史的语境中考虑：从最初意义上的广播到最近数字音频内容对什么是广播直播的直接挑战。1930年代英国和美国共同见证了广播作为家庭必需品的崛起，之后广播也没有受到来自电视的挑战，因为电视在二战后才开始逐渐取代广播占据支配地位的。特别是在英国，随着旧式工人群体的瓦解和人口向郊区的流动，广播的流行程度持续得到增长。地理位置的迁移和社会流动性提升了家庭私人化的拓展，他们发现在城市酒吧和俱乐部的娱乐活动减少了，而在郊区住宅里的私密和舒适的活动增多了。如广播和其他一些人所强调的，广播能够创造想象中的社区，是与历史事实分不开的。历史上，当真实的地缘性社区被破坏，同一时期广播收听率就会提升。
无论广播听众是否真正与其他听众和主持人存在某种“共在感”，这种讨论仍属于比较具有学术色彩的问题。但是如果“共在感”及其相关的亲密感和现场感等特点确实是广播特殊属性和广播成功因素的话，那么，这将对广播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便携式MP3播放器发明后，其能够播放大量音乐的能力已经被视为商业广播电台和其他广播节目形式的潜在威胁。但无论这些提前录制的音乐有多大的选择权、多方便时髦，它们仍然缺少本文中所提到的“共在感”、现场感和亲密感的特点。当然，数字媒体可能会因此损害这种集体的消费形式，即想象中的共同体所带来的愉悦，也可能会损害现场收听体验，使其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作者系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媒体史研究中心主任）（译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饶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