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政治家，曾任职清政府铁道督办，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被委任为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他是教育家，筹建并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是书画家，发起创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他是收藏家，创建上海博物馆；他是学问家，编著《全清词钞》，著《遐庵汇稿》《历代藏经考略》等。饶宗颐称他有“大学问”，他就是叶恭绰。
　　叶恭绰是广东番禺人，1881年生于北京。他7岁能诗文，18岁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第一名，20岁肄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是晚清秀才。31岁时，他就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多次去法国、朝鲜、日本、美国、英国考察并介绍中国文化。
　　1912年，叶恭绰见到孙中山之后，被孙中山引为“同志”，此后，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为孙中山先生建设交通、邮电事业的左膀右臂，先后出任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对交通、邮电、金融、教育事业多有贡献。
　　1941年，61岁的叶恭绰避居香港。面对汉奸的威逼利诱，他宁死不从，以鬻卖字画维持家用。
　　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深明大义，追求光明，从香港返回内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化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1965年，叶恭绰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运往南京，安葬在他1932年捐建的中山陵“仰止亭”旁。长方形墓碑上，镌刻的铭文是：“仰止亭捐建者叶恭绰先生之墓1881-1968”。叶恭绰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与孙中山先生生死相伴的愿望。

政治家叶恭绰：愿随壮士斩蛟蜃，要使天骄识凤麟

　　1912年6月，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入京，见到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叶恭绰。孙中山先生非常高兴，称“吾之北也，喜得一新同志焉”，而叶恭绰也自此追随中山先生革命。
　　1913年，叶恭绰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商议筹办铁路总公司事宜，为发展文化教育，提请“减轻文教用品的铁路运费，成立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力主铁路收益用于交通，不让流入军费、政费”。同年9月，叶恭绰代理交通部部务，11月开办铁路巡警训练所。
　　1914年，叶恭绰实施京汉、京奉、京张、津沪、沪宁五路联运，创设交通博物馆、铁路材料陈列所，6月任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创邮政储金规制，8月再兼国内公债局董事。1920年8月，叶恭绰重任交通部总长。1922年，应孙中山之邀，叶恭绰从北京去广州，担任交通部长，1924年，他又出任段祺瑞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兼交通部军事委员会会长、全国铁路协会会长等要职。叶恭绰的政绩从1921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发行“纪念中华邮政开办廿五周年”纪念邮票可见一斑：一套4枚邮票，票上所印3个头像中就有叶恭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叶恭绰以挽联表达自己的心情：人道先生未死，我惟知己难忘。1930年，叶恭绰捐出5000元在中山陵园内建造“仰止亭”。在中山陵的所有纪念建筑中，“仰止亭”是唯一一座由个人捐建的纪念建筑。1931年底，叶恭绰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时仅月余即离任去职，定居上海，专心致力于文化活动。
　　1941年，时年61岁的叶恭绰避难香港，同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宣战，又攻占香港。叶恭绰首当其冲被列在敌人的黑名单上。为逃脱魔掌，叶恭绰购买了到重庆的飞机票。不料，临上飞机时，他的座位却被强行霸占，并自此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汉奸政权想利用叶恭绰的名望，开出的头衔一个比一个大，只要表示亲日，他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叶恭绰宁死不从。第二年10月，他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移居上海。这时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又派人来找他，请他出山为汪伪政权效力，他仍是置之不理。叶恭绰自题竹松条幅云：“不随高柳弄柔条，却伴霜松作后雕。”
　　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深明大义，从香港返回大陆，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为新中国的书画、文物保护、宗教、文字改革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教育家叶恭绰：黄龙景星大光照国，甘露醴泉膏泽应时

　　1920年8月，重任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发展铁路、无线电事业，而科技的应用，培养人才又是当务之急。正是这一契机，让叶恭绰与教育结缘，并让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
　　在任职期间，叶恭绰组织修建铁路、建立无线电台和无线电收讯处的同时，大力创办铁路职工学校，设交通行政讲习所，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铁路交通专才。他还让国立图书馆影刊《四库全书》及公私藏书，亲自兼任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馆长。
　　创办交通大学并亲任校长，是叶恭绰在教育事业上的重要一笔。1920年12月12日，叶恭绰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才”为由，拟订统一教育办法，将交通部所属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交通大学。
　　叶恭绰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上说：“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有研究者指出，交通大学发展成为我国近现代重要学府之一，叶恭绰应居首功；谈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必谈叶恭绰。
　　如今，沿用交通大学校名并同属交大大家庭的共有5所学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交大。1991年4月，西安交大95周年校庆前夕，学校东花园里竖立了老校长叶恭绰的塑像，2000年，该校普通邮资明信片“百年树人—西安交大千禧奉献”发行，其中之一就有叶恭绰老校长的塑像。而在北京交通大学，该校校训“知行”就体现着叶恭绰所倡导的“知行统一”、“学理、应用并行注重”的办学理念。

收藏家叶恭绰：钞来秘册珊瑚纲，细校真灵位业图

　　提起文物毛公鼎，不能不说叶恭绰。
　　毛公鼎是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晚期的一件重器，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稀世珍品。1910年该鼎落入直隶总督端方之手，他死后，他儿子的小妾将毛公鼎押于北平大陆银行无力赎出。为不使国宝外流，叶恭绰筹资购得毛公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拒受伪职，只身避乱香港。叶在上海的一个亲属因财产纠纷，竟把毛公鼎的消息捅给日本人，叶知道后，急令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侄儿叶公超赶回上海，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毛公鼎最终没被日军掠去，但叶公超却在狱中受刑七次，差点丧命。叶氏两次保护国宝，才使毛公鼎未落入外国人之手。抗战后，毛公鼎由南京博物院收藏，1949年被蒋介石带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叶恭绰力主成立中国画院，并被任命为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此时的叶恭绰甚至可以称为专职书画家了。
　　叶恭绰善画竹、石、梅、兰、松，最爱画竹。书法擅长正、行、草书，取法赵子昂、褚遂良及魏碑之长，自辟蹊径。启功赞其“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
　　同为政治家，人们很容易将他的字与郭沫若甚至毛泽东相比。毛泽东写字如做诗，常有神来之笔、惊人之举、汪洋之势；郭沫若的字豪放、畅达，有一种规矩中的破格和冲动；而叶恭绰的字，虽然奇正相生，自成锋棱，但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书卷气。

学问家叶恭绰：著书自设严平市，问学曾经杨子居

　　政治家的“动”和学问家的“静”是很难统一的，叶恭绰一生编著《遐庵词稿》《遐庵谈艺录》《遐庵清秘录》《清代学者像传》《清代学者传像续编》《五代十国文》《全清词钞》《广箧中词》等，殊属不易。
　　1929年，叶恭绰在词学大师朱祖谋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编辑《全清词钞》，几年间，汇集上海的清词集已逾5000种。1931年，朱祖谋谢世，叶恭绰便全主其事。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沦陷，叶恭绰避居香港，搜集到的5000种清词集也运到香港，继续选辑。后来成书后达到40卷，收录有清一代词作者3196人，词作8260多首。
　　“收集的材料在那时可称天下第一”，“仅仅是词人的小传，其史料价值即不可低估。书前所开列的《引用书目》，也为研究清词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线索”。几十年后，大学问家饶宗颐还这样评价这套书。至于叶恭绰在编书中所做的工作，饶宗颐说，叶恭绰其中所做工作之繁杂难以细说：“他前面都写出来的，起码有20多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词人。清代词人那么多，每个人都有几本词，收集起来谈何容易。”
　　一套书编十多年，叶恭绰居然能持之以恒，可见叶恭绰对待学问的态度。即使在1944年避居香港以出售所藏古物字画维持生活期间，他仍治学不辍，为《婉约词》作集评，刊行《遐庵词甲稿》，转录《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等。
　　饶宗颐说，“叶老是一个最早提倡敦煌学的人”，“很有眼光。”《饶宗颐学述》中回忆，叶恭绰迁居香江时，带来的文物典籍仍琳琅满目，藏品中就有不少敦煌卷子，饶宗颐得以饱览藏珍。“我和叶恭绰先生很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