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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党内较早正面论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位国家领导同志，不仅仅对当时认为是资本主义代表产物的资本、市场、贸易、资本家等都有具体论述，也有一套如何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总体思路。第一，反对资本主义，但不是和资本主义隔绝，要学习、研究、利用资本主义；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绝对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思想几乎贯穿了陈云同志的一生，只是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一、要学习、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
陈云自从主管经济开始，就一直坚持认为必须与资本主义打交道。早在1944年，时任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陈云在一次讲话中就强调，我们不但要向“外面的商人”学习，和他们“搞好关系”，还要学会利用他们。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这外面的商人包括华商，也包括外商，“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拉拢关系。”1948年10月，陈云代表东北局接收沈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对待资本主义不能一脚踢开!
建国后，陈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过程中如此，即便在“文革”期间，陈云也没有放弃这种基本认识。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陈云强调，我们必须要利用资本家和资方人员的长处，“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所以“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对这些资本家和资方人员要合理地安排，基本保留他原先的职位，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凡属合理的部分，不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充分加以运用。”“陈云同时强调，既然使用资本家和资方人员，就要保证他们的待遇。”从“四马分肥”到“定息”，在保证资本家和资方人员的收入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剥削收入。当然对那些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的思想，陈云也是主张要坚决摒弃的，陈云从没有放弃强调对资本家和资方人员要“加强教育”，要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文革后期，陈云受周恩来委托，复出协助周恩来主持对外贸易工作。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很大变化。陈云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继续提出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陈云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学习、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也在实践上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包括引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等。
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同志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即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进口贸易很有关系。”他还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我们进出口今年如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等人，再次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同时指出，自力更生和利用资本主义不矛盾，做事不能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陈云主张主动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也可以引进。陈云就曾对五丰行利用纽约和伦敦交易所购买期货的方式购买当时紧缺的砂糖的行为进行了肯定。陈云指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既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也是“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二、要坚持与资本主义的贸易
陈云一直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重要性。早在1949年9月建国前夕，陈云就强调，“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
建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了封锁和禁运，中国的对外贸易遇到了很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除了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和发展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等国家的贸易外，千方百计地打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通道。由于“封锁”和“禁运”，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常的贸易方式行不通，陈云考虑用“易货”方式。1951年1月5日，陈云同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提出：鉴于我国出口欧美、日本的货物被扣，在欧洲的订货尚未回国等情况，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应该坚持“易货”的方式。“至少六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并且详细说明，易货贸易是可行的，因为“我们许多出口品在外国仍有销路，资本主义国家也仍需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需我猪鬃、桐油。”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陈云始终没有放弃争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其一是采取灵活政策，打开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局面。1952年，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主持筹备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周恩来就指示“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结果，莫斯科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11个国家签订了价值2.23亿美元的进出口协议：南汉宸说服3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签订了价值1.68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其二，改变渠道，利用港澳，打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1952年5月，陈云提出要“尽量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经过努力，内地对港澳以出口为主的贸易逐步增长，1957年比1950年增长了22.7％，并通过港澳市场以及与亚非的贸易，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贸易额上升很快。
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努力，使我国经济成功地度过了建国初期那段极其恶劣的环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从1962年开始，陈云没有直接参与更多的经济 领导工作。
1973年，陈云复出主持经济工作后继续坚持要利用一切时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1973年中国棉花紧缺，需要从外国进口，陈云指出那种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强调“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进口我们稀缺的，同样要出口我们的优势商品。手工艺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汇报时，特别指出了工艺品出口的重要性，“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点：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可以扩大销售市场；二是这些商品相当多是农民和街道居民生产的，扩大出口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小商品可以积少成多地创汇。为此，他要求外贸部门除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市场外，还要千方百计地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的市场。”
三、坚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有其优越的地方，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与资本主义的接触，研究它，以致学习它，但是陈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变。
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人有机会到国外、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亲眼目睹资本主义的面目。此时，学习资本主义再不“讳莫如深”，人们也不再“谈资色变”。相反，很多人开始大赞资本主义赞歌，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并在发展中学会了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资本主义相比，从而武断地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优越，甚至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否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陈云同志的注意。早在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对那些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认为“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最后他满怀激情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此后陈云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时机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不能动摇。陈云在一次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在这次讲话中，陈云特意在“社会主义”下加了着重号。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此为出发点，陈云反复强调要加强党风建设，要维护党的权威，他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目睹此种情景，陈云忧心忡忡，多次强调，我们“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并且指出，虽然时代在变，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的‘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陈云认为“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所以“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不论是高呼“万岁”还是“大呼特呼”，不是说明陈云在经历“文革”之后，还留念那段“运动”和动不动就山呼“万岁”的岁月，也不表明陈云放弃了自己一贯坚持的要主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观点，陈云并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只是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不能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有益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完善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陈云毕生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体现。
一、要学习、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
陈云自从主管经济开始，就一直坚持认为必须与资本主义打交道。早在1944年，时任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陈云在一次讲话中就强调，我们不但要向“外面的商人”学习，和他们“搞好关系”，还要学会利用他们。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这外面的商人包括华商，也包括外商，“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拉拢关系。”1948年10月，陈云代表东北局接收沈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对待资本主义不能一脚踢开!
建国后，陈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过程中如此，即便在“文革”期间，陈云也没有放弃这种基本认识。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陈云强调，我们必须要利用资本家和资方人员的长处，“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所以“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对这些资本家和资方人员要合理地安排，基本保留他原先的职位，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凡属合理的部分，不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充分加以运用。”“陈云同时强调，既然使用资本家和资方人员，就要保证他们的待遇。”从“四马分肥”到“定息”，在保证资本家和资方人员的收入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剥削收入。当然对那些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的思想，陈云也是主张要坚决摒弃的，陈云从没有放弃强调对资本家和资方人员要“加强教育”，要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文革后期，陈云受周恩来委托，复出协助周恩来主持对外贸易工作。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很大变化。陈云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继续提出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陈云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学习、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也在实践上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包括引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等。
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同志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即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进口贸易很有关系。”他还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我们进出口今年如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等人，再次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同时指出，自力更生和利用资本主义不矛盾，做事不能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陈云主张主动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也可以引进。陈云就曾对五丰行利用纽约和伦敦交易所购买期货的方式购买当时紧缺的砂糖的行为进行了肯定。陈云指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既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也是“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二、要坚持与资本主义的贸易
陈云一直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重要性。早在1949年9月建国前夕，陈云就强调，“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愿与各国政府及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关系。”
建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了封锁和禁运，中国的对外贸易遇到了很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除了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和发展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等国家的贸易外，千方百计地打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通道。由于“封锁”和“禁运”，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常的贸易方式行不通，陈云考虑用“易货”方式。1951年1月5日，陈云同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提出：鉴于我国出口欧美、日本的货物被扣，在欧洲的订货尚未回国等情况，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应该坚持“易货”的方式。“至少六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并且详细说明，易货贸易是可行的，因为“我们许多出口品在外国仍有销路，资本主义国家也仍需与我做买卖，即令美国也仍需我猪鬃、桐油。”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陈云始终没有放弃争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其一是采取灵活政策，打开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局面。1952年，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主持筹备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周恩来就指示“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结果，莫斯科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11个国家签订了价值2.23亿美元的进出口协议：南汉宸说服3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签订了价值1.68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其二，改变渠道，利用港澳，打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1952年5月，陈云提出要“尽量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经过努力，内地对港澳以出口为主的贸易逐步增长，1957年比1950年增长了22.7％，并通过港澳市场以及与亚非的贸易，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贸易额上升很快。
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努力，使我国经济成功地度过了建国初期那段极其恶劣的环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从1962年开始，陈云没有直接参与更多的经济 领导工作。
1973年，陈云复出主持经济工作后继续坚持要利用一切时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1973年中国棉花紧缺，需要从外国进口，陈云指出那种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强调“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进口我们稀缺的，同样要出口我们的优势商品。手工艺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汇报时，特别指出了工艺品出口的重要性，“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点：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可以扩大销售市场；二是这些商品相当多是农民和街道居民生产的，扩大出口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小商品可以积少成多地创汇。为此，他要求外贸部门除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市场外，还要千方百计地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的市场。”
三、坚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有其优越的地方，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与资本主义的接触，研究它，以致学习它，但是陈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变。
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人有机会到国外、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亲眼目睹资本主义的面目。此时，学习资本主义再不“讳莫如深”，人们也不再“谈资色变”。相反，很多人开始大赞资本主义赞歌，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并在发展中学会了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资本主义相比，从而武断地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优越，甚至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否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陈云同志的注意。早在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对那些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认为“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最后他满怀激情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此后陈云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时机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不能动摇。陈云在一次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在这次讲话中，陈云特意在“社会主义”下加了着重号。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此为出发点，陈云反复强调要加强党风建设，要维护党的权威，他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目睹此种情景，陈云忧心忡忡，多次强调，我们“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并且指出，虽然时代在变，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的‘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陈云认为“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所以“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不论是高呼“万岁”还是“大呼特呼”，不是说明陈云在经历“文革”之后，还留念那段“运动”和动不动就山呼“万岁”的岁月，也不表明陈云放弃了自己一贯坚持的要主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观点，陈云并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只是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不能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有益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完善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陈云毕生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