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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杨黎光，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得第一、二、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等。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瘟疫,人类的影子》等,其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人的堕落是由于天性，还是引诱？
皇家后宫的淫靡之风经久不衰，在明朝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儒道两家都向极端发展，它既出现了死死恪守儒家伦理，以致逼死亲生女儿的海瑞，也产生了正德这样的荒唐皇帝，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结果则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分裂。
海瑞是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广为人知的，人们都知道他是明代的清官，此外，大家对他这个人的了解可能并不太多。海瑞是个性格偏执的人。面对嘉靖的昏暗政治，敢于直谏，使他获得了不少美誉，虽然他的初衷也还是向皇帝尽忠，为了维护皇权统治。此外，他也做了一些被人诟病的事情。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一天，他看见女儿正吃着一块饼饵。海瑞便问这饼饵是哪来的，女儿说是家僮给的。海瑞顿时大怒：“女子怎么能随便接受家僮的饼饵？你不是我女儿！你要饿死，才配做我的女儿！”女儿大哭，再不肯吃喝，家里人千方百计劝她进食，她都拒绝了，结果七日而死。
舒芜在《谈海瑞杀女》一文里说：“一个五岁的女孩，从男性家僮手中接了饼饵来吃，就乱了‘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犯了不贞之罪，被父亲逼得自动饿死，方能赎罪。这样的父亲，以及啧啧称道这样父亲的论者，今天看来固然是虎豹不如，谚有云，‘虎毒不食儿’；便是律以儒家最严格的礼法，这也太过，礼法规定七岁男女不同席，那个女孩离七岁还差两年哩。”（《煤山风雪辞孝陵》193页金性尧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与海瑞无限热衷儒家礼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嘉靖的“皇兄”正德皇帝。这是个沉湎声色犬马，昏狂无道，古亦少见的混世魔王。他创造了一国之君毙命于“豹房”（娱乐场所）、不能寿终于正寝的历史记录。也正是由于他因耽于声色而无后，才使朱厚熜藉“兄终弟及”成了嘉靖皇帝。
弘治皇帝朱祐樘的嫡子朱厚照十五岁登基，年号正德，死后谥为武宗。朱厚照成为正德皇帝的第二年，同时娶了三个女人，一姓夏，为皇后；一姓沈，册为贤妃；一姓吴，册为德妃。
这位少年天子显然是个不喜欢“贤德”的人，他不喜欢皇后，也不喜欢叫做“贤”、“德”的两位妃子。“武宗（正德）在刘谨（太监）的引诱下，几乎一开始就不遵守进御制度。他册定的后妃只有三人。但他每月与这三个女人同床共枕的时间，绝没有超过五个晚上，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宫内寻花问柳。只要被他看上的女人，不管何种身份，他都要‘即刻御之’。”（《煤山风雪辞孝陵》110页金性尧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或许，我们对他最初的放荡可以找出许多借口，少不更事，没有父兄管束，拥有无边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道德、舆论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而且受到了刘谨等人的引诱等等。可是，他的荒淫无度并不是一时的、阶段性的，而是贯穿了整个帝王生涯，直到终死于“豹房”。他用后半生证明了自己秉性顽劣，自古无匹，也实践了一个中国皇帝对欲望的极限追求。
所谓“豹房”，是宫廷中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还有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家动物园。正德的豹房与传统意义上的动物园不同，他将原来的豹房改造成了一座综合性、一体化的大型娱乐城。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七年。其中建造了很多密室，勾连栉列。自从豹房建好后，他就搬出了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将这里当成了“新宅”，而阿拉伯舞姬、高丽美女、江湖艺人、皮条客则成了这座新宅的常客。
人的堕落是由于天性，还是受到了引诱？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先哲们就开始了“性善”与“性恶”的争论。最后，显然是性善论占了上风，从儿童时代就开始灌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问题是，许多人的天性并不愿意习“善”，却更愿意习“恶”。
就正德皇帝这个人，我们可以不做“性善”或是“性恶”的主观判断，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他特别愿意“习恶”，坚持不懈地追腥逐臭，并且乐此不疲的人生轨迹。
一个对欲望极限追求的中国皇帝
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是最大的暴发户，人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过上皇帝的生活。只要有条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穷奢极欲，甚至变态。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没能为我们这个民族建立起合乎人性的、健康的性观念。
作家李洁非说：“近倖群小了解皇上（正德）兴趣所在，自然百方觅奇，以便邀宠。”（《豹房秘史》李洁非著《长城》2007年第1期）
当时，正德身边的一个“近倖”探得消息，锦衣卫有个叫于永的色目人，擅长“阴道秘术”。所谓“色目人”，是元代以后对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多种族的统称。自唐代开始，就有色目人移居中国，元时大量色目人被蒙军裹挟辗转到中国，并与蒙人一道，居于统治阶层。明代仍有一些高官大僚是色目人出身，但都已经被迫汉化，放弃本来姓氏。这个“于永”，显然也是后起的汉名。“阴道秘术”，也就是房中术。
年轻的正德皇帝听说于永擅长房中术，自然欣喜异常，立即召见。这于永也是个善于逢迎的小人，除了传授房中术之外，还向正德进言，色目美女“晳润而璀璨，大胜中土”，并且进一步透露，锦衣卫都督吕佐（于永的顶头上司，也是色目人）家中养了一群能歌善舞的色目美女。正德一听，立命吕佐进献十二名色目舞女，急不可待地开了洋荤。没过多久，又诏令“诸侯伯家中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借此将居住在京城的色目美女一网打尽，哪怕是官员的妻妾，只要被他看中，也得留下伴宿。
豹房淫乱，群臣多有不满，但无可奈何。皇帝有此嗜好，从来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到了正德十一年，大臣们开始有些不安了。或许是对宫中少女、色目美人都产生了“审美疲劳”，这回正德看上了一位孕妇。
当时有一个叫马昂的武夫，曾做了几年大同游击将军，一度升为延绥总兵官。马昂有个姿色极佳的妹妹，已经嫁人了，并且怀有身孕。但由于这女子实在是与众不同，正德的亲信江彬料定，若将此女献上，必定受宠无疑。这马昂也不含糊，听说皇上想要自己的妹子，立马送往豹房。据说，这马氏小媳妇十分了得，不单长得漂亮，且善骑射、解胡乐、会番语，媚人功夫自然也是不同寻常。可她毕竟是个怀有身孕的他人妇，因此现代有人推想，她的受宠，正好反映了正德性取向的多样性。不过，他这种天下通吃的性取向，却险些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
“朱厚照荒淫度日由来已久，很少见朝臣吱声，可是这一回却不同，起劲地进谏。……那些熟读经史的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条件反射式地想起吕不韦以‘有身之姬’进秦国公子子楚（即后之秦庄襄王）的典故。”他们害怕朱氏皇位的未来继承人，变成了马家的野孩子。
幸好，生性“风流”的正德没过多久又看上了马昂的小妾，而马昂肯献上自己的妹子，却舍不得小妾，惹恼了正德。从此，马氏兄妹失宠。
从后宫到豹房，从豹房走出京城，正德皇帝猎艳搜奇的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他以江彬为引导，足迹遍及塞内，所到之处，头等大事便是搜罗女人，弄得各地鸡犬不宁。
正德十二年，他带着江彬等几十个亲信扈从自德胜门出京，巡幸宣府（今大同）。明朝的宣府是拱卫西北的军事重镇，进出西域的重要通商口岸，西北地区最为繁华的城市。此地有三多，军人多、商人多、乐户多。而以宣府为要冲的西北地区又有三绝，宣府教场、蔚州城墙、大同婆娘。这第三多和第三绝，正是勾引正德到此的原因。正德此次在宣府住了大半年，“他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喝酒行乐。他每晚出行，并无固定的目标，骑着马离开行宫，看到高屋大房就纵马驰入，或索酒食，或搜罗妇女。”（《大玩家正德皇帝》熊召政著见《煤山风雪辞孝陵》116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正德十三年他由大同先后转往榆林、西安、太原，一路上“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这趟西北之行究竟网罗了多少女人，已经不得而知，只知道其中最得正德欢心的是位姓刘的妇人。这刘美人是乐户刘良的女儿，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他将刘美人带回了京城，两人一度形影不离。
西北之行，让正德尝到了出巡的甜头，一年之后又领着一干人等去游江南了。据说，扬州的妓女曾因正德的到来身价倍增。
风流皇帝，最后做了风流鬼。正德十五年九月，在他南巡期间，或许是被南国水乡景色所感染，突然心血来潮要驾舟捕鱼，想做一回江上垂钓的渔翁，结果不慎落水。虽然被人救起，可连惊带吓，从此落下了病根。回到北京之后，病情愈重。正德十六年二月初一，他因病罢朝。即便如此，他还“抱病临幸”了一位叫王满堂的妇人。一个月后便孤独地死在豹房，身边没有亲人，年仅三十一岁。
正德这一生除了阅尽春色，玩弄了无数女人之外，与钱宁、江彬等身边几个男人的关系也很可疑。《明史》中多处提到他与钱宁、江彬“同卧起”。用李洁非的话说：“《明史》语意幽长，读起来总感到有些弦外之音”。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是有传统的，更不必说朱厚照这样一个喜欢猎奇、毫无禁忌的人”。
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与现在的同性恋还有些不同。他们大多是在玩腻了各种女性之后换换口味而已。他们权力无限，欲望无边，致使其性取向、性行为朝着超常规发展。他们其实是一群被权力和欲望扭曲的畸形人。
上行下效，中国帝王的荒淫带动了整个上层社会的堕落。
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
财富是有限的，女人也是有限的。在中国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御女多多益善”的道家房中术只适用于极少数王宫贵族、权贵豪门，只有他们才有欺男霸女的权力。而对绝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面对的往往是生存的危机，家庭的破碎，性的饥渴，精神的终生不快乐。
在历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中，我们永远看不到普通人的生活真相。梁启超和鲁迅都曾经说过，二十四史、“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真正能够还原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大概只有那些源于民间的歌谣、话本和传奇。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收录了大量民间情歌。这些情歌历来被理想化地看作歌颂纯洁、浪漫爱情的经典之作。可事实上，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也不浪漫，中国的历史上甚至连“浪漫”这个词都没有。相反，从那时开始，中国人的爱情就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功利目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先驱，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汪静之曾经写过一篇让许多人看到历史真相的文章，《诗经女子选择情人的基本条件》。他说：“从《诗经》里可以看出古代女子选择情人或者丈夫的基本条件，和今日女子选择情人或丈夫的基本条件同样是经济。”进而，他又明确指出，“女子的最爱是贵族君子”，“武士是女子的恋爱目标”，“才子、军阀、博士、买办都是女子的理想人物”。下面就摘录几段，看看他是怎样论证的：
关于“女子的最爱是贵族君子”——
我于1928年在暨南大学印的《诗经选注》讲义关于《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下注道：“君子是贵族阶级，有爵位，有权势，在社会上地位很高，为当时女子心目中理想人物。向来解作君子小人之君子，误”。（《一梦三千年》26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接下来，他又引用《诗经》中的许多内容支持自己对“君子”这个词的理解，并进一步阐释了“《诗经》中的女子对于掌握政权和经济权的拥有广大土地的贵族君子的恋爱情感，特别深挚，特别沉醉。”
关于“武士是女子的恋爱目标”——
我在《诗经选注》讲义《摽有梅》“求我庶士”句注云：“士，武士也。颇似西欧中世纪之骑士（Knight），乃当时女子倾慕之目标。向来解作男子之通称，误。武士善战，有保护国家（部落）之责，在社会上非常威风，恰如今日之军人，有特殊权利，可任意胡为。”（同上269页）
接着，他又例举了《叔于田》、《伯兮》、《溱洧》、《丰》、《大车》等多首民歌中所表现的女性追求“握经济权，坐大车，穿绣衣的武士或贵族”时的各种情状。他最后总结道：
《诗经》时代女子的拜金主义恋爱观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女子要爱握有经济权的君子、士、叔、伯、才子、军阀、博士、买办呢？这是因为女子在社会上向来没有地位……而君子、士、叔、伯、才子、军阀、博士、买办是社会的上层阶级，能够搜刮到农工劳苦大众的剩余价值来养活女子，使女子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以自《诗经》以来的女性，选择她们最高理想的情人或丈夫，只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而且以此为唯一的条件，基本的条件；至于对方的状貌、体格、情感、思想、才能、人格、名誉等更重要的条件，竟完全牺牲不顾了。（同上274、276页）
汪静之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然而，任何时代都有拒绝随波逐流的坚守者，都有反抗命运的勇敢者，他们即是纯洁爱情的追求者。尽管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反抗大多以殉情告终，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坚贞的爱情，也提升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品格。
爱情悲剧有时也是民族的悲剧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经典之作。它所表现的是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他们双双自绝于世的哀情，也是中国一切被压抑者的普遍哀情。因为，对统治者毫无约束力的、伪善的儒家礼教竟是如此蔑视普通人的感情，竟能如此肆意践踏人世间最高贵的爱情。
民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朴实，贴近生活。《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典型形态。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一个兢兢业业，收入微薄的小公务员。女主人公是个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在他们的上面，焦家有一个刁蛮的长者（焦母，刘兰芝的婆婆），刘家有一个专横的兄长。在中国的历史上，婆婆往往代表着一种异化了的女人形象，他们年轻的时候深受社会压迫，年长之后却丧失了全部美好的女性特征，异化为比男人更可怕的压迫者。刘兰芝的哥哥则完全是一个父权的代表，因此诗中称他为“父兄”，所谓长兄如父。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焦母和刘兄是各自家庭中的天然独裁者，也正是他们，联手制造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
这场悲剧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焦母替儿子把刘兰芝休了，死活要把她赶回娘家。而焦母替儿子休妻的理由很简单，简单得有些变态，完全是为了显示婆婆的权威没事找事。这用刘兰芝的话说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焦母）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用焦母的话说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两相比较，读者自然会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刘兰芝含辛茹苦，可焦母就是看她不顺眼，故意刁难，决意要把她赶出家门，而且连儿子的续弦都找好了——“秦罗敷”。
刘兰芝被焦母赶回娘家之后，她哥哥接手承担起棒打鸳鸯的角色。最初，县令派人来给儿子说媒的时候，这位“父兄”念及兄妹之情，还稳得住。没过几天，太守又派人来给儿子说媒了。这时，他终于忍不住要站出来说话了：“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说白了，还是想攀上高枝，跻身富贵。其实，这也是一种合乎中国人生存环境的正常反应。
可刘兰芝是个重感情的烈女，甚至可以说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于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讯，义无旁贷，“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一对有情人，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生离，最终变成了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的死别。
一对男女的殉情，是以自戕的方式抗争，除了引人同情、震撼人的心灵之外，他们对社会的现实影响终究是有限的。足以引起社会整体震荡、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是那些由于性问题而引起的武装冲突。
西方人说，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战争与女人有关。在中国，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战争，也有数不清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暴动由肚子的饥饿而起，也由性的饥饿而起。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
当女人作为一种财产或商品的时候，中国的不均，就不单单是物质的不均，也是女人的不均。因此，许多战争、农民暴动的背后都有着女人因素。以汉末的黄巾起义为例，它的内在动力之一就是性和女人，而黄巾军的秘书《黄书》所宣扬的其实也不过是道家房中术的变种。
正史详细记载了平定黄巾起义的军事行动。但有关黄巾军的组织状况和信仰却资料甚少。不过，即使是被打败之后，张角的弟子仍然继续传授其道术，而且因此引起佛教对手的注意。后来正是后者记录了一些有关黄巾军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证实，这些教派从事群交式的性修炼。他们把这种修炼称为“合气”。（《中国古代房内考》122页高罗佩著上海人民出版1990年11月第1版）
中国的普通百姓无论人数如何众多，在权力与财富的压迫下总是最弱小的一群。因此，从性与婚姻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想攀高枝的势利，还是以死殉情的坚贞，或是为争取性机会而发动武装起义的暴虐，它们的背后都有一种深深的哀情。
(未完待续)
节选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 田静）
杨黎光，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得第一、二、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等。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瘟疫,人类的影子》等,其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人的堕落是由于天性，还是引诱？
皇家后宫的淫靡之风经久不衰，在明朝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儒道两家都向极端发展，它既出现了死死恪守儒家伦理，以致逼死亲生女儿的海瑞，也产生了正德这样的荒唐皇帝，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结果则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分裂。
海瑞是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广为人知的，人们都知道他是明代的清官，此外，大家对他这个人的了解可能并不太多。海瑞是个性格偏执的人。面对嘉靖的昏暗政治，敢于直谏，使他获得了不少美誉，虽然他的初衷也还是向皇帝尽忠，为了维护皇权统治。此外，他也做了一些被人诟病的事情。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一天，他看见女儿正吃着一块饼饵。海瑞便问这饼饵是哪来的，女儿说是家僮给的。海瑞顿时大怒：“女子怎么能随便接受家僮的饼饵？你不是我女儿！你要饿死，才配做我的女儿！”女儿大哭，再不肯吃喝，家里人千方百计劝她进食，她都拒绝了，结果七日而死。
舒芜在《谈海瑞杀女》一文里说：“一个五岁的女孩，从男性家僮手中接了饼饵来吃，就乱了‘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犯了不贞之罪，被父亲逼得自动饿死，方能赎罪。这样的父亲，以及啧啧称道这样父亲的论者，今天看来固然是虎豹不如，谚有云，‘虎毒不食儿’；便是律以儒家最严格的礼法，这也太过，礼法规定七岁男女不同席，那个女孩离七岁还差两年哩。”（《煤山风雪辞孝陵》193页金性尧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与海瑞无限热衷儒家礼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嘉靖的“皇兄”正德皇帝。这是个沉湎声色犬马，昏狂无道，古亦少见的混世魔王。他创造了一国之君毙命于“豹房”（娱乐场所）、不能寿终于正寝的历史记录。也正是由于他因耽于声色而无后，才使朱厚熜藉“兄终弟及”成了嘉靖皇帝。
弘治皇帝朱祐樘的嫡子朱厚照十五岁登基，年号正德，死后谥为武宗。朱厚照成为正德皇帝的第二年，同时娶了三个女人，一姓夏，为皇后；一姓沈，册为贤妃；一姓吴，册为德妃。
这位少年天子显然是个不喜欢“贤德”的人，他不喜欢皇后，也不喜欢叫做“贤”、“德”的两位妃子。“武宗（正德）在刘谨（太监）的引诱下，几乎一开始就不遵守进御制度。他册定的后妃只有三人。但他每月与这三个女人同床共枕的时间，绝没有超过五个晚上，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宫内寻花问柳。只要被他看上的女人，不管何种身份，他都要‘即刻御之’。”（《煤山风雪辞孝陵》110页金性尧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或许，我们对他最初的放荡可以找出许多借口，少不更事，没有父兄管束，拥有无边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道德、舆论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而且受到了刘谨等人的引诱等等。可是，他的荒淫无度并不是一时的、阶段性的，而是贯穿了整个帝王生涯，直到终死于“豹房”。他用后半生证明了自己秉性顽劣，自古无匹，也实践了一个中国皇帝对欲望的极限追求。
所谓“豹房”，是宫廷中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还有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家动物园。正德的豹房与传统意义上的动物园不同，他将原来的豹房改造成了一座综合性、一体化的大型娱乐城。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七年。其中建造了很多密室，勾连栉列。自从豹房建好后，他就搬出了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将这里当成了“新宅”，而阿拉伯舞姬、高丽美女、江湖艺人、皮条客则成了这座新宅的常客。
人的堕落是由于天性，还是受到了引诱？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先哲们就开始了“性善”与“性恶”的争论。最后，显然是性善论占了上风，从儿童时代就开始灌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问题是，许多人的天性并不愿意习“善”，却更愿意习“恶”。
就正德皇帝这个人，我们可以不做“性善”或是“性恶”的主观判断，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他特别愿意“习恶”，坚持不懈地追腥逐臭，并且乐此不疲的人生轨迹。
一个对欲望极限追求的中国皇帝
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是最大的暴发户，人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过上皇帝的生活。只要有条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穷奢极欲，甚至变态。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没能为我们这个民族建立起合乎人性的、健康的性观念。
作家李洁非说：“近倖群小了解皇上（正德）兴趣所在，自然百方觅奇，以便邀宠。”（《豹房秘史》李洁非著《长城》2007年第1期）
当时，正德身边的一个“近倖”探得消息，锦衣卫有个叫于永的色目人，擅长“阴道秘术”。所谓“色目人”，是元代以后对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多种族的统称。自唐代开始，就有色目人移居中国，元时大量色目人被蒙军裹挟辗转到中国，并与蒙人一道，居于统治阶层。明代仍有一些高官大僚是色目人出身，但都已经被迫汉化，放弃本来姓氏。这个“于永”，显然也是后起的汉名。“阴道秘术”，也就是房中术。
年轻的正德皇帝听说于永擅长房中术，自然欣喜异常，立即召见。这于永也是个善于逢迎的小人，除了传授房中术之外，还向正德进言，色目美女“晳润而璀璨，大胜中土”，并且进一步透露，锦衣卫都督吕佐（于永的顶头上司，也是色目人）家中养了一群能歌善舞的色目美女。正德一听，立命吕佐进献十二名色目舞女，急不可待地开了洋荤。没过多久，又诏令“诸侯伯家中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借此将居住在京城的色目美女一网打尽，哪怕是官员的妻妾，只要被他看中，也得留下伴宿。
豹房淫乱，群臣多有不满，但无可奈何。皇帝有此嗜好，从来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到了正德十一年，大臣们开始有些不安了。或许是对宫中少女、色目美人都产生了“审美疲劳”，这回正德看上了一位孕妇。
当时有一个叫马昂的武夫，曾做了几年大同游击将军，一度升为延绥总兵官。马昂有个姿色极佳的妹妹，已经嫁人了，并且怀有身孕。但由于这女子实在是与众不同，正德的亲信江彬料定，若将此女献上，必定受宠无疑。这马昂也不含糊，听说皇上想要自己的妹子，立马送往豹房。据说，这马氏小媳妇十分了得，不单长得漂亮，且善骑射、解胡乐、会番语，媚人功夫自然也是不同寻常。可她毕竟是个怀有身孕的他人妇，因此现代有人推想，她的受宠，正好反映了正德性取向的多样性。不过，他这种天下通吃的性取向，却险些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
“朱厚照荒淫度日由来已久，很少见朝臣吱声，可是这一回却不同，起劲地进谏。……那些熟读经史的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条件反射式地想起吕不韦以‘有身之姬’进秦国公子子楚（即后之秦庄襄王）的典故。”他们害怕朱氏皇位的未来继承人，变成了马家的野孩子。
幸好，生性“风流”的正德没过多久又看上了马昂的小妾，而马昂肯献上自己的妹子，却舍不得小妾，惹恼了正德。从此，马氏兄妹失宠。
从后宫到豹房，从豹房走出京城，正德皇帝猎艳搜奇的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他以江彬为引导，足迹遍及塞内，所到之处，头等大事便是搜罗女人，弄得各地鸡犬不宁。
正德十二年，他带着江彬等几十个亲信扈从自德胜门出京，巡幸宣府（今大同）。明朝的宣府是拱卫西北的军事重镇，进出西域的重要通商口岸，西北地区最为繁华的城市。此地有三多，军人多、商人多、乐户多。而以宣府为要冲的西北地区又有三绝，宣府教场、蔚州城墙、大同婆娘。这第三多和第三绝，正是勾引正德到此的原因。正德此次在宣府住了大半年，“他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喝酒行乐。他每晚出行，并无固定的目标，骑着马离开行宫，看到高屋大房就纵马驰入，或索酒食，或搜罗妇女。”（《大玩家正德皇帝》熊召政著见《煤山风雪辞孝陵》116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正德十三年他由大同先后转往榆林、西安、太原，一路上“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这趟西北之行究竟网罗了多少女人，已经不得而知，只知道其中最得正德欢心的是位姓刘的妇人。这刘美人是乐户刘良的女儿，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他将刘美人带回了京城，两人一度形影不离。
西北之行，让正德尝到了出巡的甜头，一年之后又领着一干人等去游江南了。据说，扬州的妓女曾因正德的到来身价倍增。
风流皇帝，最后做了风流鬼。正德十五年九月，在他南巡期间，或许是被南国水乡景色所感染，突然心血来潮要驾舟捕鱼，想做一回江上垂钓的渔翁，结果不慎落水。虽然被人救起，可连惊带吓，从此落下了病根。回到北京之后，病情愈重。正德十六年二月初一，他因病罢朝。即便如此，他还“抱病临幸”了一位叫王满堂的妇人。一个月后便孤独地死在豹房，身边没有亲人，年仅三十一岁。
正德这一生除了阅尽春色，玩弄了无数女人之外，与钱宁、江彬等身边几个男人的关系也很可疑。《明史》中多处提到他与钱宁、江彬“同卧起”。用李洁非的话说：“《明史》语意幽长，读起来总感到有些弦外之音”。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是有传统的，更不必说朱厚照这样一个喜欢猎奇、毫无禁忌的人”。
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与现在的同性恋还有些不同。他们大多是在玩腻了各种女性之后换换口味而已。他们权力无限，欲望无边，致使其性取向、性行为朝着超常规发展。他们其实是一群被权力和欲望扭曲的畸形人。
上行下效，中国帝王的荒淫带动了整个上层社会的堕落。
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
财富是有限的，女人也是有限的。在中国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御女多多益善”的道家房中术只适用于极少数王宫贵族、权贵豪门，只有他们才有欺男霸女的权力。而对绝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面对的往往是生存的危机，家庭的破碎，性的饥渴，精神的终生不快乐。
在历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中，我们永远看不到普通人的生活真相。梁启超和鲁迅都曾经说过，二十四史、“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真正能够还原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大概只有那些源于民间的歌谣、话本和传奇。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收录了大量民间情歌。这些情歌历来被理想化地看作歌颂纯洁、浪漫爱情的经典之作。可事实上，中国式的爱情大多不纯洁，也不浪漫，中国的历史上甚至连“浪漫”这个词都没有。相反，从那时开始，中国人的爱情就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功利目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先驱，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汪静之曾经写过一篇让许多人看到历史真相的文章，《诗经女子选择情人的基本条件》。他说：“从《诗经》里可以看出古代女子选择情人或者丈夫的基本条件，和今日女子选择情人或丈夫的基本条件同样是经济。”进而，他又明确指出，“女子的最爱是贵族君子”，“武士是女子的恋爱目标”，“才子、军阀、博士、买办都是女子的理想人物”。下面就摘录几段，看看他是怎样论证的：
关于“女子的最爱是贵族君子”——
我于1928年在暨南大学印的《诗经选注》讲义关于《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下注道：“君子是贵族阶级，有爵位，有权势，在社会上地位很高，为当时女子心目中理想人物。向来解作君子小人之君子，误”。（《一梦三千年》26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接下来，他又引用《诗经》中的许多内容支持自己对“君子”这个词的理解，并进一步阐释了“《诗经》中的女子对于掌握政权和经济权的拥有广大土地的贵族君子的恋爱情感，特别深挚，特别沉醉。”
关于“武士是女子的恋爱目标”——
我在《诗经选注》讲义《摽有梅》“求我庶士”句注云：“士，武士也。颇似西欧中世纪之骑士（Knight），乃当时女子倾慕之目标。向来解作男子之通称，误。武士善战，有保护国家（部落）之责，在社会上非常威风，恰如今日之军人，有特殊权利，可任意胡为。”（同上269页）
接着，他又例举了《叔于田》、《伯兮》、《溱洧》、《丰》、《大车》等多首民歌中所表现的女性追求“握经济权，坐大车，穿绣衣的武士或贵族”时的各种情状。他最后总结道：
《诗经》时代女子的拜金主义恋爱观一直到现在根本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女子要爱握有经济权的君子、士、叔、伯、才子、军阀、博士、买办呢？这是因为女子在社会上向来没有地位……而君子、士、叔、伯、才子、军阀、博士、买办是社会的上层阶级，能够搜刮到农工劳苦大众的剩余价值来养活女子，使女子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以自《诗经》以来的女性，选择她们最高理想的情人或丈夫，只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而且以此为唯一的条件，基本的条件；至于对方的状貌、体格、情感、思想、才能、人格、名誉等更重要的条件，竟完全牺牲不顾了。（同上274、276页）
汪静之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然而，任何时代都有拒绝随波逐流的坚守者，都有反抗命运的勇敢者，他们即是纯洁爱情的追求者。尽管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反抗大多以殉情告终，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坚贞的爱情，也提升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品格。
爱情悲剧有时也是民族的悲剧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经典之作。它所表现的是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他们双双自绝于世的哀情，也是中国一切被压抑者的普遍哀情。因为，对统治者毫无约束力的、伪善的儒家礼教竟是如此蔑视普通人的感情，竟能如此肆意践踏人世间最高贵的爱情。
民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朴实，贴近生活。《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典型形态。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一个兢兢业业，收入微薄的小公务员。女主人公是个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在他们的上面，焦家有一个刁蛮的长者（焦母，刘兰芝的婆婆），刘家有一个专横的兄长。在中国的历史上，婆婆往往代表着一种异化了的女人形象，他们年轻的时候深受社会压迫，年长之后却丧失了全部美好的女性特征，异化为比男人更可怕的压迫者。刘兰芝的哥哥则完全是一个父权的代表，因此诗中称他为“父兄”，所谓长兄如父。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焦母和刘兄是各自家庭中的天然独裁者，也正是他们，联手制造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
这场悲剧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焦母替儿子把刘兰芝休了，死活要把她赶回娘家。而焦母替儿子休妻的理由很简单，简单得有些变态，完全是为了显示婆婆的权威没事找事。这用刘兰芝的话说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焦母）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用焦母的话说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两相比较，读者自然会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刘兰芝含辛茹苦，可焦母就是看她不顺眼，故意刁难，决意要把她赶出家门，而且连儿子的续弦都找好了——“秦罗敷”。
刘兰芝被焦母赶回娘家之后，她哥哥接手承担起棒打鸳鸯的角色。最初，县令派人来给儿子说媒的时候，这位“父兄”念及兄妹之情，还稳得住。没过几天，太守又派人来给儿子说媒了。这时，他终于忍不住要站出来说话了：“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说白了，还是想攀上高枝，跻身富贵。其实，这也是一种合乎中国人生存环境的正常反应。
可刘兰芝是个重感情的烈女，甚至可以说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于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讯，义无旁贷，“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一对有情人，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生离，最终变成了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的死别。
一对男女的殉情，是以自戕的方式抗争，除了引人同情、震撼人的心灵之外，他们对社会的现实影响终究是有限的。足以引起社会整体震荡、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是那些由于性问题而引起的武装冲突。
西方人说，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战争与女人有关。在中国，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战争，也有数不清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暴动由肚子的饥饿而起，也由性的饥饿而起。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
当女人作为一种财产或商品的时候，中国的不均，就不单单是物质的不均，也是女人的不均。因此，许多战争、农民暴动的背后都有着女人因素。以汉末的黄巾起义为例，它的内在动力之一就是性和女人，而黄巾军的秘书《黄书》所宣扬的其实也不过是道家房中术的变种。
正史详细记载了平定黄巾起义的军事行动。但有关黄巾军的组织状况和信仰却资料甚少。不过，即使是被打败之后，张角的弟子仍然继续传授其道术，而且因此引起佛教对手的注意。后来正是后者记录了一些有关黄巾军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证实，这些教派从事群交式的性修炼。他们把这种修炼称为“合气”。（《中国古代房内考》122页高罗佩著上海人民出版1990年11月第1版）
中国的普通百姓无论人数如何众多，在权力与财富的压迫下总是最弱小的一群。因此，从性与婚姻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想攀高枝的势利，还是以死殉情的坚贞，或是为争取性机会而发动武装起义的暴虐，它们的背后都有一种深深的哀情。
(未完待续)
节选自《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 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