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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前后，我在一个三农问题实验场度过了一个月的“雕刻时光”。由于“实验室”在福建南平10个县区乡村，我将这场由执政党主导的中观层面的新农村实验，命名为“南平实验”。我没有停留在狭小的个体叙事中，而是在末尾夹杂了基于个人经验的人民叙事，最终将之演绎成一则需要政界、学界及新闻界集体检讨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