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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梦”可以视为对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从而完全超越了功利主义GDP至上的传统发展观。基于这一视角，在理论上可以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衡量指数，并用该指数对“中国梦”目前的实现水平进行客观的经验估算。由于森的福利经济学是对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当代解读，所以以森的理论为前提的人类发展指数可以作为编制“中国梦指数”的基础。利用“中国梦指数”可以测度中国在全方位人类发展上的优势与差距，也可以实证分析国内各省的“中国梦”实现水平，结果表明：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梦”实现的因素。
〔关键词〕中国梦；人类发展指数；能力方法；中国梦指数；自由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2001807
一、“中国梦”研究现状与“中国梦”的测度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底正式提出“中国梦”概念以来，相关研究一直都是理论的热点。“中国梦”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从梦的主体看，可以分为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从时间跨度看，“中国梦”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所期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国家间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梦”与“美国梦”等构成了互为参照的理论体系。以上这些概括都是可以解梦的角度，而学者们也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开展相关研究。
王树萌和温静[1]分析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前途命运和复兴之路的联系。张泽一[2]认为，实现“中国梦”要以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保障。胡联合和胡鞍钢[3]认为，保障每一个人有梦想成真的公平发展机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支撑所在。魏治勋[4]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梦”的当代价值。方世南[5]从生态文明角度阐述了“中国梦”的特征。金元浦[6]认为，“中国梦”要寻求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既要反映民族的特征，也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
以上文献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梦”与马克思自由发展思想是一对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概念。第一，“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解读“中国梦”的基本理论资源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第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在接受采访时所述，“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共同梦想无外乎在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前提下，个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人民的梦显然是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梦想版。遗憾的是，国内仅有少数学者从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梦”。高惠珠[7]认为，自由是“中国梦”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彭传栋[8]认为，自由平等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取向。
现有的以马克思自由发展观为指导的文献，仍然存在与其他文献共同的不足之处，突出表现为以规范分析为主，缺乏实证的量化研究，于是拿不出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标准来刻画“中国梦”目前的实现程度，从而无法用事实说话来提出圆梦的建议。传统的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以GDP为“中国梦”的衡量标准。应该承认，如果从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角度，GDP标准有其一定的意义，因为实现国家富强也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按照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GDP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衡量人自由全面发展程度的指标的背景下，仍以GDP作为“中国梦”实现程度的衡量标准，就有些不合时宜和过于简单化了。本文正是要弥补这一不足，即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可接受的“中国梦”的衡量指数，并用该指数对“中国梦”目前的实现程度进行客观的经验估算，从而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政策建议。
二、超越GDP：为什么自由发展是“中国梦”的衡量尺度
“中国梦”从提出伊始就把个人的梦和人的发展摆在了突出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归根结底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包括“三个共享”，即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从哲学的角度看，“三个共享”强调人要过一种值得奋斗的有尊严的生活，从而成为一个全面、充分、自由发展的个体，而不是被异化为创造GDP的生产要素。因此，从“三个共享”的角度看，“中国梦”可以视为是对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从而完全超越了功利主义GDP至上的发展观。
“三个共享”从党的政策纲领层面昭示了要落实马克思自由发展观，但是，我们如何从学理的角度，尤其是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扬弃GDP标准，弘扬自由发展观的合理性？我们通过对比功利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体系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的福利经济学体系来阐明这一主题。
之所以在分析“中国梦”及其衡量标准时要重视森的福利经济学体系——能力方法和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是因为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当代传人，从而其理论代表了这一时代对功利主义GDP至上发展观的主要批判。森19世纪50年代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当时剑桥大学是左派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罗宾逊、斯拉法和多布这些著名的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森的老师，森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自由发展观。森在自己的多部关于发展问题的著作中数次引用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人的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理论。如果对照二者的具体论述，也会发现森受到马克思影响的明显痕迹。马克思赞同实际自由，反对形式自由——类似于古典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消极自由。森同样反对单纯的消极自由至上，他的实质自由观点强调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可以说，在衡量人的发展尺度的问题上，森的能力方法就是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进阶版。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以GDP作为衡量福利的尺度，实际上是功利主义思想的一种现代表现。功利主义的正式创始人是边沁，以其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的标准公理化表述是：Ui（·）代表第i个人定义在可选择的社会状态集合X上的效用函数，i=1，…，n；任何状态x至少与另一状态y一样好（记为xRy），当且仅当∑ni=1Ui（x）≥∑ni=1Ui（y）。在古典功利主义的框架中，效用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转折发生在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身上。 1920年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区别了两种福利——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从货币价格的视角，庇古[9]定义了经济福利的概念，经济福利被广泛地认为是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的满足和不满足。并且，庇古借如下假设——一种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质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对总福利的影响[9]，将无法用货币价格来衡量的非经济福利排除在了福利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
庇古的理论基于基数效用论，他承认货币与福利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欲望和厌恶传递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为获得一项物品所准备付出的货币，不能直接测度他将从该物品得到的满足，而只能测度他获得该物品欲望的强烈程度。当福利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序数效用论之后，由于效用的人际间比较被认为是不符合科学标准的价值判断，货币收入在事实上被上升为福利的直接和唯一的尺度。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是人们所拥有的金钱数量，完全不管他们从花费金钱得到什么满足或快乐[10]，这意味着，关于相对幸福的唯一客观标准是货币收入[10] 。
现在，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商品对个人的福利影响是客观的，可以通过货币价格或货币收入来衡量。当问题从个人福利衡量上升到社会福利的总和判断时， GDP在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眼中自然是衡量社会总福利的良好标准。
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强调运用数学，从而公理化色彩最浓的学科。因此，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功利主义的公理化程度已经十分完备，典型的形式如下。
假设面对同样的价格有n个相同的消费者，他们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都在商品向量X中选择，价格为p，预算约束为m，则有：
maxui=u（x），且p·x=mi，i=1，…，n（1）
其中，ui为个人i的效用。u为连续可微的效用函数，并且dudx>0。此时，如果全部消费者偏好一致，那么个人i的效用就可以表示为货币和收入的函数，则有间接效用函数：
vi=v（p，mi）（2）
假设价格为不变量，则个人i的福利为：
dvidπ=vmi·miπ（3）
其中，π为政策变量。此时，任何的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F都可以将社会总福利W表示为所有个体效用的某种形式的集结，则有：
W=F（v1（p，m1），…，vn（p，mn））（4）
由式（1）—式（4）可知，功利主义的计算方法是商品数量测度效用，而可获得的商品数量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从而本质上是以单个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作为衡量其福利的尺度。于是，当讨论社会总福利时，GDP——社会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近似指标。
作为功利主义的对照，森（Sen）[11]构建了对能力方法和自由发展观的公理化表述。
假设商品可以转换为其特质，从而如果c是将商品向量转换为特征向量的函数，个人i所消费的特征向量可以被表示为c（xi）。接下来，令fi是个人i的私人利用率函数，其可以将特征转换为功能。假定在这一过程中c对于个人来说是外生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将fi视为一个函数，其可以直接将商品向量转换为功能。在森的模型中，fi部分地涉及个人i的选择问题。个人从可行的利用率函数的集合Fi中选择一个。
给定个人对于利用率函数（fi∈Fi）的选择，功能是一个可以告诉我们个人i已经实现或成为了什么的函数，可以将其表示为：
bi=fi（c（xi））（5）
向量bi代表一个人已经实现了的状态，通过利用他拥有的商品和从Fi中选择一个利用率函数。
Pi（xi）作为个人i可行的功能向量的集合，可以表示为：
Pi（xi）=[bibi=fi（c（xi）），fi∈Fi]（6）
假设个人i可以使用商品向量集合Xi的任何部分，那么Xi就是他的权利。在能力方法的框架中，功能与商品有重大区分，功能居于效用之上，功能可以使一个人达到某一效用水平。
现在，我们可以定义一个人的有效自由，即用能力定义的自由。在能力方法中，一个人已经达到的功能对于决定个人的整体生活质量或福利可能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知道个人的“能力”，即个人有可能达到的多种功能。给定个人对于商品的掌控和将商品特征转换为功能的个人可能，可以得到一个代表个人i的能力的集合，表示为：
Qi=[bibi=fi（c（xi）），fi∈Fi，xi∈Xi]（7）
以上总结的是以自由作为发展的公理化方法，从商品经由功能，达到能力[12]。可见，森所给出的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性的数学描述。这种简单的处理系森有意为之。因为从能力方法的概念间的关系中就可以发现，整个能力方法的含义是具有灵活性和多元化特征的，而过度追求数学上的精确性可能会牺牲在哲学上的丰富性。如果因此失去对于现实的敏感性而变成了“黑板经济学”
“黑板经济学”这一称谓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批评。，那么显然就与森的学术宗旨和思考基点
对森来说，能力方法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完善哲学上的丰富性，更多地致力于实际应用领域，理论公理化一定并且必须有其限度。背道而驰了。
当对比功利主义和能力方法的公理化表示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二者的差异。
（1）相对于能力方法，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没有考虑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实际上，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按照市场准则来计算，如妇女在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中的付出。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男权主义思想，忽视了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且，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单纯的市场机制会导致很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而外部性却无法抑制。
（2）相对于能力方法，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把个体简单地视为经济人，忽略了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功利主义的个体行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和同质的。实际上，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证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常有后悔的表现，即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些之前放弃了的商品。并且，由于人是异质的，相同的预算约束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有差异的影响。比如，同样是手里只有100元，一个花花公子可能比一个老实人玩出多得多的花样；再比如，掌握同样数额的投资，马云这类优秀的企业家肯定比外行能创造更多商机。 （3）相对于能力方法，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只关注选择的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即选择本身的意义。按照能力方法，过程的内在价值来自选择行为本身。设有三个选择集A={a}，B={a，b}，C={a，b，c}。显然，A中不存在选择空间，B和C中则有可选的范围。好比你是一个要填报高考志愿的考生，A是父母对大学专业和所在地的双重限制，B是父母只限制大学所在地，C是父母不做任何限制。可能无论是否有限制，你的最终选择都是A，但限制本身损害了选择的自由，这一限制可能会使得你在未来后悔，当初如果做了不同的选择会怎样，从而厌恶限制本身。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单纯从功利的角度，或者进一步单纯以GDP为尺度来衡量人的福利，这种思路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做法是恢复马克思和森这一脉经济学家从自由视角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从而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回应“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三、对“中国梦”实现程度的初步衡量
“中国梦”所提出的“三个共享”的思想顺应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森的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石所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衡量人的自由发展水平的指标。从1990年开始，人类发展指数以《人类发展报告》为载体开始发布， 2010年在人类发展指数诞生20周年之际，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纲举目张地强调了森的理论的核心地位，森的能力方法继承了众多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观点，是人类发展的哲学基础 [13]。由于“中国梦”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共享”理念反映了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要求，而森的福利理论又是对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当代解读，所以以森的思想为理论前提的HDI，可以作为编制“中国梦指数”（HDI_Dream）的基础。
正如历年《人类发展报告》都承认的，HDI并没有包括人类发展的全部维度，它被故意设计为有限的和开放式的，从而为新的内容的引入预留了空间。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以HDI为基础编制“中国梦指数”该有何种拓展，以体现“中国梦”所要求的人的自由发展之含义。从构成上看，HDI强调了健康、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这三个人类发展的关键维度，并将三个维度具体化为预期寿命、综合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收入三项指标。按照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精神，“中国梦”的实现是“五位一体”的，包括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维度。于是，从HDI和“中国梦”的构成的比较上可以看出，HDI中原有的健康、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大体上对应于社会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建设的六项要求之一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缺少的是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维度（这正是HDI长期被诟病之处）。于是，我们要在保留HDI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加入两个新的维度和其代理指标，构成“五位一体”的“中国梦指数”。
在指标合成上，我们将采用2010年后开始实行的HDI新算法：五个维度的指标分别为M1（社会）、M2（文化）、M3（经济）、M4（政治）和M5（生态）。合成算法为等权重的乘法加总，即HDI_Dream=M11[]5·M21[]5·M31[]5·M41[]5·M51[]5=5M1M2M3M4M5。
对于合成性指标，另一个问题是各个维度的单位不同，我们必须通过设定上下阈值实现无量纲化，公式为M=X-MinMax-Min。其中，M为标准值，X为原始值，Max和Min分别为上阈值和下阈值。“中国梦指数”的指标构成和阈值如表1所示。
需要提示的是，由于数据可比性的限制，在政治建设维度，当我们做国家间的国际比较和各省市间的国内比较时，采用的代理指标不同，从而有两组阈值。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维度，上阈值的国际比较标准和国内比较标准是不同的，因而也有两组阈值，原因是：2010年各省市间单位GDP能耗最高的是宁夏，达到了3348吨标准煤/万元，而在数据可得的范围内，国家层面上有记录的最高能耗是俄罗斯在2000年的水平——1513吨标准煤/万元，前者远高于后者。所以在国内比较中套用国际标准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对上阈值设定一个更高的水平，目前国内记录的最高水平是宁夏2005年的水平——414吨标准煤/万元。我们分别以151和414作为国际比较和国内比较时的上阈值。
腐败感知指数（国际）无[]100[]0
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
在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上，由于各国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统计口径不同，我们无法参照各国的历史记录选择上下阈值。因而我们在数据标准化时，分别将上阈值和下阈值设为100%和0%。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政治建设的指标只用于国内各省市的比较，按照自然比率设定上下阈值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并无影响。我们还可以从规范的角度说明这种设定的依据：下阈值为0%表示掠夺型国家，政府的财政行为完全表现为攫取之手；上阈值为100%表示天下大同，世界永久和平的状态，此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民已经摆脱了官僚体制的枷锁，行政事务被压缩到最小状态，绝大多数的财政收入都用于公共服务。（国内）%1000
由表2可知，虽然中国人类发展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大体在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0687，居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前列。
HDI是HDI_Dream的基础指数，我们可以加入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维度，考察中国与世界平均在“中国梦指数”（HDI_Dream）上的差异。中国的HDI要高于世界平均HDI，二者之比为101%；但中国的HDI_Dream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者之比逆转为92%。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所滞后，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在这两个领域奋起直追。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对中国各省市HDI_Dream加以考察，以便从实现“中国梦”的角度加深对省际间差距的了解，如表3所示。 在我们的框架中，HDI是HDI_Dream的基础指数，因而中国各省市HDI与HDI_Dream之间在逻辑上应该是高度相关的。但实际上，二者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766和0847。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Z统计量为-1823，p=0063，勉强在005的水平上支持原假设（HDI与HDI_Dream的数值没有显著差异），但在0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由于指数的合成采用的是乘法公式，HDI与HDI_Dream之间脆弱的相关性说明很多省市在人类发展上的注意力不够全面，尤其是对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不足，实现“中国梦”需要平衡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
由表3可知，大部分省市HDI_Dream低于或持平于HDI，只有11个省市前者比后者略高。值得注意的是，这11个省市没有一个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地区。所以大部分省市HDI_Dream低于HDI，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开展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而是因为它们的重视程度够。
如果单独看具体维度，生态文明建设维度的各省市间方差是最大的。同时，生态文明指数与HDI的相关性也较低，Pearson相关系数只有0471，Spearman相关系数只有0570。生态文明指数与HDI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Z统计量为-1274，p=0203，仍是较为勉强地在005的水平上支持原假设（HDI与生态文明指数的数值没有显著差异）。政治指数与HDI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也分别只有0662和0606。进一步看，政治指数与HDI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Z统计量为-3067，p=0002，在00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从而说明HDI与政治指数的数值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目前在省级层面的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各个省市应该注意加快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以平衡人的自由发展的各个维度间的关系。
四、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以GDP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有其历史合理性。第一，文革浩劫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了公共服务的大发展，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等指标都有明显改善。由于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以GDP的快速增长作为改革开放初期首要的政策目标，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追求不仅不相违背，反而相得益彰。从当时的世界背景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不被开除“球籍”的问题，答案就是在经济上加速发展。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中国梦”很简单也很直接——发展是硬道理，因而GDP在当时并不失为衡量“中国梦”实现程度的一个合理的近似参照。
但是，随着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GDP至上的发展观的弊端已经日益严重，不仅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对于GDP的狂热追求已经成为了众多社会矛盾的策源地。所以要实现“中国梦”，或者要对“中国梦”的实现程度进行合理的测度，就必须回归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具体地，我们以马克思发展观的继承者森的福利理论为依托，以森的福利理论的量化方法——HDI为基础，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编制了“中国梦指数”。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以比较扎实的规范框架，提供了一种从实证维度测度“中国梦”实现程度的可行路径。
利用“中国梦指数”，我们既以全球的眼光测度了中国在实现“中国梦”上的优势与差距，也实证分析了国内各省市“中国梦”的实现程度，本文的实证结论是：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他维度，尤其是经济建设维度上进步很快，但在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国内各省市人类发展水平比较高，但国内很多省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绝对水平比较低，且各省市间在该维度上的相对差距也比较大，从而该维度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梦”实现的长期隐患。
参考文献：
[1]王树荫，温静中国梦的由来、意义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3，（10）：12-15
[2]张泽一“中国梦”的价值维度和价值实现[J]甘肃社会科学，2013，（4）：34-37
[3]胡联合，胡鞍钢中国梦：中国每一个人的公平发展梦[J]探索，2013，（3）
[4]魏治勋“中国梦”与中国的社会正义论[J]法学论坛，2013，（4）：37-48
[5]方世南生态梦∶中国梦的坚实基石[J]学习论坛，2013，（6）：36-39
[6]金元浦“中国梦”的文化源流与时代内涵[J]学术前沿，2013，（4上）：48-57
[7]高惠珠自由：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8-37
[8]彭传栋自由平等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取向[J]学习月刊，2013，（11）：19-20
[9]庇古福利经济学（上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26
[10]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M]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1，73
[11]Sen， AK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12]Kaushik，B， López-Calva， L F Functionings and Capabilities[A] Arrow， K J ，Sen ， A K， Suzumura，K 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C] 2011153-187
[13]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EB /OL]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0， 2010
（责任编辑：孙艳）
〔关键词〕中国梦；人类发展指数；能力方法；中国梦指数；自由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2001807
一、“中国梦”研究现状与“中国梦”的测度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底正式提出“中国梦”概念以来，相关研究一直都是理论的热点。“中国梦”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从梦的主体看，可以分为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从时间跨度看，“中国梦”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所期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国家间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梦”与“美国梦”等构成了互为参照的理论体系。以上这些概括都是可以解梦的角度，而学者们也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开展相关研究。
王树萌和温静[1]分析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前途命运和复兴之路的联系。张泽一[2]认为，实现“中国梦”要以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保障。胡联合和胡鞍钢[3]认为，保障每一个人有梦想成真的公平发展机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支撑所在。魏治勋[4]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梦”的当代价值。方世南[5]从生态文明角度阐述了“中国梦”的特征。金元浦[6]认为，“中国梦”要寻求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既要反映民族的特征，也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
以上文献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梦”与马克思自由发展思想是一对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概念。第一，“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解读“中国梦”的基本理论资源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第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在接受采访时所述，“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共同梦想无外乎在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前提下，个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人民的梦显然是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梦想版。遗憾的是，国内仅有少数学者从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梦”。高惠珠[7]认为，自由是“中国梦”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彭传栋[8]认为，自由平等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取向。
现有的以马克思自由发展观为指导的文献，仍然存在与其他文献共同的不足之处，突出表现为以规范分析为主，缺乏实证的量化研究，于是拿不出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标准来刻画“中国梦”目前的实现程度，从而无法用事实说话来提出圆梦的建议。传统的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以GDP为“中国梦”的衡量标准。应该承认，如果从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角度，GDP标准有其一定的意义，因为实现国家富强也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按照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GDP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衡量人自由全面发展程度的指标的背景下，仍以GDP作为“中国梦”实现程度的衡量标准，就有些不合时宜和过于简单化了。本文正是要弥补这一不足，即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可接受的“中国梦”的衡量指数，并用该指数对“中国梦”目前的实现程度进行客观的经验估算，从而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政策建议。
二、超越GDP：为什么自由发展是“中国梦”的衡量尺度
“中国梦”从提出伊始就把个人的梦和人的发展摆在了突出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归根结底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包括“三个共享”，即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从哲学的角度看，“三个共享”强调人要过一种值得奋斗的有尊严的生活，从而成为一个全面、充分、自由发展的个体，而不是被异化为创造GDP的生产要素。因此，从“三个共享”的角度看，“中国梦”可以视为是对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从而完全超越了功利主义GDP至上的发展观。
“三个共享”从党的政策纲领层面昭示了要落实马克思自由发展观，但是，我们如何从学理的角度，尤其是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扬弃GDP标准，弘扬自由发展观的合理性？我们通过对比功利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体系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的福利经济学体系来阐明这一主题。
之所以在分析“中国梦”及其衡量标准时要重视森的福利经济学体系——能力方法和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是因为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当代传人，从而其理论代表了这一时代对功利主义GDP至上发展观的主要批判。森19世纪50年代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当时剑桥大学是左派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罗宾逊、斯拉法和多布这些著名的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森的老师，森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自由发展观。森在自己的多部关于发展问题的著作中数次引用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人的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理论。如果对照二者的具体论述，也会发现森受到马克思影响的明显痕迹。马克思赞同实际自由，反对形式自由——类似于古典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消极自由。森同样反对单纯的消极自由至上，他的实质自由观点强调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可以说，在衡量人的发展尺度的问题上，森的能力方法就是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进阶版。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以GDP作为衡量福利的尺度，实际上是功利主义思想的一种现代表现。功利主义的正式创始人是边沁，以其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的标准公理化表述是：Ui（·）代表第i个人定义在可选择的社会状态集合X上的效用函数，i=1，…，n；任何状态x至少与另一状态y一样好（记为xRy），当且仅当∑ni=1Ui（x）≥∑ni=1Ui（y）。在古典功利主义的框架中，效用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转折发生在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身上。 1920年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区别了两种福利——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从货币价格的视角，庇古[9]定义了经济福利的概念，经济福利被广泛地认为是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的满足和不满足。并且，庇古借如下假设——一种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质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对总福利的影响[9]，将无法用货币价格来衡量的非经济福利排除在了福利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
庇古的理论基于基数效用论，他承认货币与福利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欲望和厌恶传递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为获得一项物品所准备付出的货币，不能直接测度他将从该物品得到的满足，而只能测度他获得该物品欲望的强烈程度。当福利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序数效用论之后，由于效用的人际间比较被认为是不符合科学标准的价值判断，货币收入在事实上被上升为福利的直接和唯一的尺度。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是人们所拥有的金钱数量，完全不管他们从花费金钱得到什么满足或快乐[10]，这意味着，关于相对幸福的唯一客观标准是货币收入[10] 。
现在，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商品对个人的福利影响是客观的，可以通过货币价格或货币收入来衡量。当问题从个人福利衡量上升到社会福利的总和判断时， GDP在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眼中自然是衡量社会总福利的良好标准。
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强调运用数学，从而公理化色彩最浓的学科。因此，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功利主义的公理化程度已经十分完备，典型的形式如下。
假设面对同样的价格有n个相同的消费者，他们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都在商品向量X中选择，价格为p，预算约束为m，则有：
maxui=u（x），且p·x=mi，i=1，…，n（1）
其中，ui为个人i的效用。u为连续可微的效用函数，并且dudx>0。此时，如果全部消费者偏好一致，那么个人i的效用就可以表示为货币和收入的函数，则有间接效用函数：
vi=v（p，mi）（2）
假设价格为不变量，则个人i的福利为：
dvidπ=vmi·miπ（3）
其中，π为政策变量。此时，任何的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F都可以将社会总福利W表示为所有个体效用的某种形式的集结，则有：
W=F（v1（p，m1），…，vn（p，mn））（4）
由式（1）—式（4）可知，功利主义的计算方法是商品数量测度效用，而可获得的商品数量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从而本质上是以单个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作为衡量其福利的尺度。于是，当讨论社会总福利时，GDP——社会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近似指标。
作为功利主义的对照，森（Sen）[11]构建了对能力方法和自由发展观的公理化表述。
假设商品可以转换为其特质，从而如果c是将商品向量转换为特征向量的函数，个人i所消费的特征向量可以被表示为c（xi）。接下来，令fi是个人i的私人利用率函数，其可以将特征转换为功能。假定在这一过程中c对于个人来说是外生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将fi视为一个函数，其可以直接将商品向量转换为功能。在森的模型中，fi部分地涉及个人i的选择问题。个人从可行的利用率函数的集合Fi中选择一个。
给定个人对于利用率函数（fi∈Fi）的选择，功能是一个可以告诉我们个人i已经实现或成为了什么的函数，可以将其表示为：
bi=fi（c（xi））（5）
向量bi代表一个人已经实现了的状态，通过利用他拥有的商品和从Fi中选择一个利用率函数。
Pi（xi）作为个人i可行的功能向量的集合，可以表示为：
Pi（xi）=[bibi=fi（c（xi）），fi∈Fi]（6）
假设个人i可以使用商品向量集合Xi的任何部分，那么Xi就是他的权利。在能力方法的框架中，功能与商品有重大区分，功能居于效用之上，功能可以使一个人达到某一效用水平。
现在，我们可以定义一个人的有效自由，即用能力定义的自由。在能力方法中，一个人已经达到的功能对于决定个人的整体生活质量或福利可能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知道个人的“能力”，即个人有可能达到的多种功能。给定个人对于商品的掌控和将商品特征转换为功能的个人可能，可以得到一个代表个人i的能力的集合，表示为：
Qi=[bibi=fi（c（xi）），fi∈Fi，xi∈Xi]（7）
以上总结的是以自由作为发展的公理化方法，从商品经由功能，达到能力[12]。可见，森所给出的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性的数学描述。这种简单的处理系森有意为之。因为从能力方法的概念间的关系中就可以发现，整个能力方法的含义是具有灵活性和多元化特征的，而过度追求数学上的精确性可能会牺牲在哲学上的丰富性。如果因此失去对于现实的敏感性而变成了“黑板经济学”
“黑板经济学”这一称谓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批评。，那么显然就与森的学术宗旨和思考基点
对森来说，能力方法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完善哲学上的丰富性，更多地致力于实际应用领域，理论公理化一定并且必须有其限度。背道而驰了。
当对比功利主义和能力方法的公理化表示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二者的差异。
（1）相对于能力方法，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没有考虑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实际上，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按照市场准则来计算，如妇女在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中的付出。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男权主义思想，忽视了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且，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单纯的市场机制会导致很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而外部性却无法抑制。
（2）相对于能力方法，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把个体简单地视为经济人，忽略了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功利主义的个体行为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和同质的。实际上，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证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常有后悔的表现，即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些之前放弃了的商品。并且，由于人是异质的，相同的预算约束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有差异的影响。比如，同样是手里只有100元，一个花花公子可能比一个老实人玩出多得多的花样；再比如，掌握同样数额的投资，马云这类优秀的企业家肯定比外行能创造更多商机。 （3）相对于能力方法，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只关注选择的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即选择本身的意义。按照能力方法，过程的内在价值来自选择行为本身。设有三个选择集A={a}，B={a，b}，C={a，b，c}。显然，A中不存在选择空间，B和C中则有可选的范围。好比你是一个要填报高考志愿的考生，A是父母对大学专业和所在地的双重限制，B是父母只限制大学所在地，C是父母不做任何限制。可能无论是否有限制，你的最终选择都是A，但限制本身损害了选择的自由，这一限制可能会使得你在未来后悔，当初如果做了不同的选择会怎样，从而厌恶限制本身。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单纯从功利的角度，或者进一步单纯以GDP为尺度来衡量人的福利，这种思路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做法是恢复马克思和森这一脉经济学家从自由视角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从而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回应“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三、对“中国梦”实现程度的初步衡量
“中国梦”所提出的“三个共享”的思想顺应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森的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石所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衡量人的自由发展水平的指标。从1990年开始，人类发展指数以《人类发展报告》为载体开始发布， 2010年在人类发展指数诞生20周年之际，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纲举目张地强调了森的理论的核心地位，森的能力方法继承了众多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观点，是人类发展的哲学基础 [13]。由于“中国梦”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共享”理念反映了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要求，而森的福利理论又是对马克思自由发展观的当代解读，所以以森的思想为理论前提的HDI，可以作为编制“中国梦指数”（HDI_Dream）的基础。
正如历年《人类发展报告》都承认的，HDI并没有包括人类发展的全部维度，它被故意设计为有限的和开放式的，从而为新的内容的引入预留了空间。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以HDI为基础编制“中国梦指数”该有何种拓展，以体现“中国梦”所要求的人的自由发展之含义。从构成上看，HDI强调了健康、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这三个人类发展的关键维度，并将三个维度具体化为预期寿命、综合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收入三项指标。按照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精神，“中国梦”的实现是“五位一体”的，包括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维度。于是，从HDI和“中国梦”的构成的比较上可以看出，HDI中原有的健康、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大体上对应于社会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建设的六项要求之一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缺少的是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维度（这正是HDI长期被诟病之处）。于是，我们要在保留HDI原有的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加入两个新的维度和其代理指标，构成“五位一体”的“中国梦指数”。
在指标合成上，我们将采用2010年后开始实行的HDI新算法：五个维度的指标分别为M1（社会）、M2（文化）、M3（经济）、M4（政治）和M5（生态）。合成算法为等权重的乘法加总，即HDI_Dream=M11[]5·M21[]5·M31[]5·M41[]5·M51[]5=5M1M2M3M4M5。
对于合成性指标，另一个问题是各个维度的单位不同，我们必须通过设定上下阈值实现无量纲化，公式为M=X-MinMax-Min。其中，M为标准值，X为原始值，Max和Min分别为上阈值和下阈值。“中国梦指数”的指标构成和阈值如表1所示。
需要提示的是，由于数据可比性的限制，在政治建设维度，当我们做国家间的国际比较和各省市间的国内比较时，采用的代理指标不同，从而有两组阈值。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维度，上阈值的国际比较标准和国内比较标准是不同的，因而也有两组阈值，原因是：2010年各省市间单位GDP能耗最高的是宁夏，达到了3348吨标准煤/万元，而在数据可得的范围内，国家层面上有记录的最高能耗是俄罗斯在2000年的水平——1513吨标准煤/万元，前者远高于后者。所以在国内比较中套用国际标准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对上阈值设定一个更高的水平，目前国内记录的最高水平是宁夏2005年的水平——414吨标准煤/万元。我们分别以151和414作为国际比较和国内比较时的上阈值。
腐败感知指数（国际）无[]100[]0
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
在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上，由于各国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统计口径不同，我们无法参照各国的历史记录选择上下阈值。因而我们在数据标准化时，分别将上阈值和下阈值设为100%和0%。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政治建设的指标只用于国内各省市的比较，按照自然比率设定上下阈值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并无影响。我们还可以从规范的角度说明这种设定的依据：下阈值为0%表示掠夺型国家，政府的财政行为完全表现为攫取之手；上阈值为100%表示天下大同，世界永久和平的状态，此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民已经摆脱了官僚体制的枷锁，行政事务被压缩到最小状态，绝大多数的财政收入都用于公共服务。（国内）%1000
由表2可知，虽然中国人类发展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大体在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0687，居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前列。
HDI是HDI_Dream的基础指数，我们可以加入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维度，考察中国与世界平均在“中国梦指数”（HDI_Dream）上的差异。中国的HDI要高于世界平均HDI，二者之比为101%；但中国的HDI_Dream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者之比逆转为92%。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所滞后，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在这两个领域奋起直追。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对中国各省市HDI_Dream加以考察，以便从实现“中国梦”的角度加深对省际间差距的了解，如表3所示。 在我们的框架中，HDI是HDI_Dream的基础指数，因而中国各省市HDI与HDI_Dream之间在逻辑上应该是高度相关的。但实际上，二者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766和0847。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Z统计量为-1823，p=0063，勉强在005的水平上支持原假设（HDI与HDI_Dream的数值没有显著差异），但在0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由于指数的合成采用的是乘法公式，HDI与HDI_Dream之间脆弱的相关性说明很多省市在人类发展上的注意力不够全面，尤其是对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不足，实现“中国梦”需要平衡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
由表3可知，大部分省市HDI_Dream低于或持平于HDI，只有11个省市前者比后者略高。值得注意的是，这11个省市没有一个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地区。所以大部分省市HDI_Dream低于HDI，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开展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而是因为它们的重视程度够。
如果单独看具体维度，生态文明建设维度的各省市间方差是最大的。同时，生态文明指数与HDI的相关性也较低，Pearson相关系数只有0471，Spearman相关系数只有0570。生态文明指数与HDI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Z统计量为-1274，p=0203，仍是较为勉强地在005的水平上支持原假设（HDI与生态文明指数的数值没有显著差异）。政治指数与HDI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也分别只有0662和0606。进一步看，政治指数与HDI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Z统计量为-3067，p=0002，在00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从而说明HDI与政治指数的数值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目前在省级层面的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各个省市应该注意加快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以平衡人的自由发展的各个维度间的关系。
四、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以GDP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有其历史合理性。第一，文革浩劫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了公共服务的大发展，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等指标都有明显改善。由于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以GDP的快速增长作为改革开放初期首要的政策目标，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追求不仅不相违背，反而相得益彰。从当时的世界背景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不被开除“球籍”的问题，答案就是在经济上加速发展。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中国梦”很简单也很直接——发展是硬道理，因而GDP在当时并不失为衡量“中国梦”实现程度的一个合理的近似参照。
但是，随着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GDP至上的发展观的弊端已经日益严重，不仅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对于GDP的狂热追求已经成为了众多社会矛盾的策源地。所以要实现“中国梦”，或者要对“中国梦”的实现程度进行合理的测度，就必须回归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具体地，我们以马克思发展观的继承者森的福利理论为依托，以森的福利理论的量化方法——HDI为基础，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编制了“中国梦指数”。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以比较扎实的规范框架，提供了一种从实证维度测度“中国梦”实现程度的可行路径。
利用“中国梦指数”，我们既以全球的眼光测度了中国在实现“中国梦”上的优势与差距，也实证分析了国内各省市“中国梦”的实现程度，本文的实证结论是：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他维度，尤其是经济建设维度上进步很快，但在政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国内各省市人类发展水平比较高，但国内很多省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绝对水平比较低，且各省市间在该维度上的相对差距也比较大，从而该维度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梦”实现的长期隐患。
参考文献：
[1]王树荫，温静中国梦的由来、意义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3，（10）：12-15
[2]张泽一“中国梦”的价值维度和价值实现[J]甘肃社会科学，2013，（4）：34-37
[3]胡联合，胡鞍钢中国梦：中国每一个人的公平发展梦[J]探索，2013，（3）
[4]魏治勋“中国梦”与中国的社会正义论[J]法学论坛，2013，（4）：37-48
[5]方世南生态梦∶中国梦的坚实基石[J]学习论坛，2013，（6）：36-39
[6]金元浦“中国梦”的文化源流与时代内涵[J]学术前沿，2013，（4上）：48-57
[7]高惠珠自由：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8-37
[8]彭传栋自由平等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取向[J]学习月刊，2013，（11）：19-20
[9]庇古福利经济学（上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26
[10]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M]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1，73
[11]Sen， AK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12]Kaushik，B， López-Calva， L F Functionings and Capabilities[A] Arrow， K J ，Sen ， A K， Suzumura，K 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C] 2011153-187
[13]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EB /OL]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0， 2010
（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