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惊沧——金石声摄影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了。金石声在中国摄影史上是绕不过去的人物，是一个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更是摄影界仰之弥高的老前辈。面对他留下来的珍贵影像，我们不得不睁大眼睛，再次打量中国整个社会在转型关头的表情，也不得不再次重审自己的记忆和灵魂。
　　 1910年出生于武汉的金石声（金经昌），自幼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少年时代就开始用柯达相机自学摄影，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就曾举办个人影展。随后在战乱期间与李国豪同船赴德，获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就学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从更为专业的角度研习摄影，留下不少经典之作。
　　 抗战胜利，1946年金石聲回国担任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委员会工程师和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同时，他曾积极参加胡君磊、吴寅伯、杨子颐等恢复上海摄影会的活动，并担任第一届理事。还在解放后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驻上海特约摄影记者，并担任过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一职。中国摄影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后，他出任副主席。1988年，上海摄影家协会为金石声举办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摄影展。
　　 世界摄影史上，不乏由摄影杂志来推动摄影发展的例子。在美国，美国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于1920年投资创办了《摄影作品》，并持续了１５年。在日本，摄影家野岛康三、中山岩太、木村伊兵卫三人于1932年创办了同人杂志形式的高端摄影杂志《光画》。《光画》所刊发的日本摄影家作品，回应了当时欧美的现代主义摄影思潮，成为了推动日本摄影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摄影史上，《飞鹰》杂志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中国摄影从画意摄影向现代主义转变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说《摄影作品》、《光画》和《飞鹰》这三本摄影杂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认为共同点也许就是杂志存在时期正好是各自国家的摄影正从画意摄影向现代主义摄影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而这三份杂志都为这种历史性转变提供了摄影思考与实践的空间，促进了摄影向现代主义的过渡与转变。
　　 从《飞鹰》一共发表的400多幅作品看，这些具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仍然只是相对的少数，这说明体现在《飞鹰》中的这个从画意摄影向现代主义摄影的转变也是渐进的，这也许可以证明，现代主义的美学意识及其在摄影上的影响也是逐渐扩散的。《飞鹰》杂志对于中国现代摄影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金石声的早期作品中，许多画面来自江南各地，充满诗情画意，同时也往往带入质朴的农家生活。与之相对的则是“文化”，尤其是都市“文化”，其集中体现应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
　　 对于长期生活于上海的金石声来说，上海是一个实际存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可以随时触发自己的视觉感受与拍摄冲动的地方。因此，他对于上海的影像观察是持续的，多视角的，而且有时是从市民视角，有时则是以城市规划专家的视角来加以记录。
　　 上世纪20年代晚期，金石声以典型的画意摄影风格拍摄了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被水气云雾所包裹的船与码头，在画面中若隐若现。然而不久，已在西方站稳脚跟的现代主义摄影思潮就向金石声袭来。他在1934年拍摄了两张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照片。两张照片，一幅竖构图，一幅横构图，但他均以外白渡桥错综的钢架铁梁为前景。在竖构图中，前景的铁桥与后面的大厦之间的空间关系，有一种很是疏离的远近透视感在。而在横构图中，可能是运用了长焦距镜头的关系，两者紧紧贴合在一起，画面形成密匝压迫的网络状。这两张照片中，他均以仰角处理被摄对象，也放胆置被摄体于危倾的构图而不顾。这或许可以说明，在西方已经喧嚣一时的现代主义摄影思潮，终于在某些中国摄影家当中获得了回应。
　　 在金石声的上海照片中，还有拍摄于1937年的毁于日军炮火中的上海的城市废墟画面。他这个未来的城市规划师，从高处举机俯瞰战火城市，以逆光刻画腾泛于已成废墟的建筑之中的烟雾。此时，终极意义上的城市的废墟性一面已然映入他的眼底。
　　 金石声似乎也比较享受作为旁观者的愉悦。他有一些照片都是从群众活动的背后拍摄。他有一张通过市民背影来呈现的市民观看游行的照片，这倒反而给出了更多的想象上海市民对于解放的态度的空间。而在一张50年代初拍摄的戏剧排练照片中，他还是从背后拍摄众人身体前倾，向着毛泽东像高呼口号的样子。这张照片似乎具有一种预示性质。此后，举国上下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而这张拍摄于城市里的照片属于较早呈现这种倾向的图像，而且出自一个非新闻摄影工作者之手。
　　 而在“解放”系列中，我们看到宣传鼓动员们满怀激情地在往公共电车车厢上刷标语，这种在公共空间随意涂写的新时代“遗风”一路延续下来保持至今。
　　 对于一个艺术史上的历史人物，其历史评价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艺术上的独特性、专业建树上的持续性与艺术成就的影响力。从这几个方面看，作为一个摄影家，金石声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