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1983），名爰，又名秀，季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我国著名画家，与齐白石、溥心畲、徐燕荪等大家齐名，被称为“南张北齐”、“南张北溥”、“南张北徐”，徐悲鸿则称他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他一生喜好游历，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希望从北平回四川老家却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成行的。
　　1937年7月19日，张大千从四川经上海返回北平，当时，他的第三位妻子杨宛君和二夫人黄凝素生的两个孩子都在北平。当张大千见到此时北平市面仍比较正常，家属也已经从颐和园的听鹂馆搬回城里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小四合院家中时，也就放心了。他又向当时北平的著名绅士汤尔和打听形势，汤尔和更是一口保证说：“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于是张大千听信此说，安心滞于北平，致使他未能及时南返。
　　7月26日，张大千携家眷再次前往颐和园避暑，发现园中气氛异常，人心惶惶。第二天，保安队就在颐和园内挨户通知，说日本人要炮轰颐和园，还要放毒瓦斯。园内顿时大乱，纷纷逃走。当天晚上，园内只剩下张大千一家及另一杨姓家，都是两夫妇带着三个小孩。28日，日军果然进入颐和园，张大千赶忙设法通知城内，请速找德国朋友出面援救。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到颐和园接上张大千一家，在路上，车却被未逃出的妇孺老幼围住。他们围着张大千夫妇求情，要求乘车进城。张大千无奈，只好先将妇孺运走，自己留在园中。直到8月1日，他才被海斯乐波接走。
　　事后，张大千被日本宪兵队找去“谈话”。这一去，就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以等他们把张大千所检举之事“调查清楚后再说”为由而扣押。扣押期间，汉奸的报纸《兴中报》刊出消息说：“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此事一登，张大千在京、沪的亲友和学生无不悲痛欲绝。在上海，他的学生胡若思还在法租界开了一个“张大千遗作展”，参观者络绎不绝，画被抢购一空。人们纷纷表达对一代宗师的哀悼之情。上海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了此事。日本宪兵司令部在张大千等人所反映的事情调查清楚后，由于情况属实，只好放人，但他们特别强调，随时可能还要向他“请教”。
　　9月，张大千带着家眷又返回颐和园听鹂馆居住。一次，张大千去景山写生归来，遇上了日本宪兵，由于张大千满脸的长胡子，日本宪兵误以为他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非要把他抓走不可。张大千反复解释说：“我不是于右任，我是张大千！于右任有大胡子，我也有，而且中国留大胡子的人还多得很！”但无论怎样解释都没有效果，眼看日本宪兵就要动手了，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说：“于右任不会作画，我张大千是作画的，我作一张画给你们看，你们就明白了。”一只活生生的螃蟹在张大千的笔下一挥而就，日本宪兵还是半信半疑，要他再画一个，张大千很快又画了一只虾。这下麻烦更大了。日本宪兵长官确定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后，对他说：“你不要出去了，留在这儿为我们画画吧。”杨宛君得知张大千被日本宪兵扣留后，便穿着白色旗袍和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乘坐红十字会汽车直奔张大千处，对日本宪兵说：“他患有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让他治病，医院已派车来接他了。”日本宪兵长官认为张大千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于是就让他们走了。
　　知道张大千收藏有许多古字画，日本宪兵因此想敲诈他：“听说你有许多古字画，拿出来，我们给你成立一个馆，陈列起来，比放在你个人手里保险。”“我的字画不在北平。”“在哪里啊？”“在苏州、上海。”张大千看到日本人还在怀疑，就说：“我留在北平，让我太太去拿吧。”杨宛君也不推辞：“你们开个路条吧，我去拿。”日本宪兵还真开了路条：“杨宛君，女，北平人，廿二岁，已婚，双程两星期。”上面加盖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章。其实，张大千的24大箱收藏还在北平，只是他担心其安全问题才送到德国朋友海斯乐波处保存。12月，上海沦陷，张大千的四哥张文修身陷上海，于是张大千给四哥发电报，欲请他来北平共商脱离沦陷区大计。
　　杨宛君到上海后，今天发电报说：“你的画有些我找不着，必须你自己来找。”明天又写信说：“四哥已在北平，你回来找画完毕，带四嫂与我同回北平，否则两个女人行路实在不便。”通过这种撒谎方式，杨宛君把时间拖了一个多月。日本人上门逼画，张大千拿着杨宛君的电报和信给日本人看，日本方面果然深信不疑。
　　驻北平的日军司令官香月企图利用张大千的名声替日本人做事，于是通过汉奸金潜庵向张大千联系。金潜庵是张大千在北平琉璃厂买画时结识的朋友，能诗善文，没想到他竟然沦为汉奸。他向张大千说，香月非常看重他，希望他出来做事，可以任其选择故宫博物院院长或北平艺专校长职位，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断然拒绝。但是日本驻华北军事总司令部司令内寿一大将为粉饰“东亚共荣”，发起组织了“中日艺术协会”，未经张大千等人的同意，就将黄宾虹、张大千等等都列为发起人，还在报纸上予以公布，张大千还被迫以“主任教授”的名义去上了一堂课。日本人还多次向张大千发出请柬，要他去参加日本人的胜利庆祝会，都被张大千拒之门外。
　　1938年元旦到了。日本人决定元旦晚上唱戏度节，香月再次向酷爱听戏的张大千发出邀请，张大千本想拒绝，但无奈身陷囹圄，加上日本方面的威逼，他迫不得已，只好在金潜庵和一名日本少佐军官以及两个宪兵的“陪同”下去听戏。台上锣鼓喧天，好戏一出接一出，但张大千哪有心思听戏，一门心思在想如何才能逃脱虎口。
　　这段时间，张大千一直都在为如何返川犯愁。是年春天，他与老友晏济元同赴北平西郊樱桃沟写生，见景色寂寞，感触时事，遂作诗一首：“深红落尽空山，嫩绿初寻退谷（即樱桃沟）；到门不问主人，敢道高情在竹？”并作一对联：“感旧已无辽海鹤；怀乡忽见蜀山鹃。”这一诗一联最能深刻反映当时作者对故土的切切思念。
　　最终，张大千决定通过办画展的形式逃离北平：到天津去办画展，通过天津的朋友，逃到租界，再从租界回四川老家。于是，他日夜赶制作品，春节刚过，一个画展的画就够了。但日军对他不但不放行，反而要他在北平办画展。如果在北平举办画展，这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张大千当然不肯答应。事情就这样僵持下去了。
　　一天，张大千收到老友方介堪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夹着一张剪报，上面正是报道张大千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看完这张剪报，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正好利用它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于是张大千向日本占领军提出申请，要求到上海开画展，以便辟谣。第一次被拒绝了。张大千便又亲自找到他们，明确指出：上海各方都谣传我被你们杀害，无论你们怎么说，他们都不会相信，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上海露面，更何况上海也被你们日本人控制着，我也跑不掉。由于张大千没有提出要四哥和学生们一起南下，日军只好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要张大千把放在上海的古字画运回北平，张大千满口答应。
　　1938年5月13日清晨，张大千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在天津，他住在学生曹章甫家里。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他在天津法租界的永安饭店举行了画展，就像一个专门出来开画展的人似的。但天津也不是久留之地。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前往上海，前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终身红颜知己李秋君及其哥哥。在上海过了十几天，李氏兄妹给他弄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他在香港与先期到达的夫人会合，住在香港朋友简琴斋家里，等待他那24箱字画运过来。不久，字画运到了，夫妇二人便从陆上一路颠簸，到达贵阳，在其三姐家与先期到达的子女们会合，小住几日后，才安全地返回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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