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京剧《红灯记》一度风靡全国。《红灯记》属于戏曲音乐故事，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对敌斗争为背景，讲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转送密电码而前仆后继、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故事。
　　 如今，《红灯记》又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中年人在它的旋律中回味逝去的青春，年轻人则试图通过它来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
　　灵感源自黑土英雄
　　 《红灯记》源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
　　 《自有后来人》的作者是著名电影剧作家沈默君。沈默君，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早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创作《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电影剧本。1957年，沈默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在北大荒军垦农场参加劳动改造，后在虎饶县东宝中学教书。1961年，沈默君被摘掉“右派” 的帽子，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把他借调到哈尔滨搞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沈默君收集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许多事迹素材，其中一位北滿抗联交通员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位交通员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到了规定时间，接头人却没有如约而来。他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于是装病卧床，饿了四天，粒米未进。到了第五天，接头人才来，这位交通员几近饿死……这位交通员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沈默君，使他心中涌起要讴歌抗联英雄的创作冲动。
　　 不久，沈默君被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当编剧，著名电影导演苏里希望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一次，导演尹弋青和他闲聊时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又都不是亲人”的本子，那就有戏了。这句话启发了沈默君，那位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的故事浮现在他眼前;他又联想到传统戏曲《赵氏孤儿》的故事，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又都不是亲人”的故事在他脑海中初步形成。
　　 沈默君在东宝中学任教时有一位叫罗国仕的同事，抗美援朝时曾在志愿军前线任英语翻译，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两人因在同一单位工作而相识，又因有共同的文学爱好而相交。沈默君请长春电影制片厂把罗国仕借调过来，与之共同创作。
　　 初稿写好后，沈默君又赴沈阳皇姑屯车辆厂、大连机车制造厂、哈尔滨铁路局补充收集资料，找老工人、抗联老战士座谈，将剧本念给他们听，征求意见。经过修改，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发表在1962年9月号的《电影文学》上。1963年，同名电影摄制完成，在全国公映。影片中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祖孙三代对敌斗争的情节跌宕惊险，深深吸引和打动了观众。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记载，1975年8月，毛泽东调看了《自有后来人》，并给予肯定。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电影演到李奶奶、李玉和走向刑场英勇就义的情节时，响起了低沉有力的《国际歌》乐曲，毛泽东马上挺直病弱的身体，把中山装衣角拽了拽，还让工作人员也坐好……
　　精益求精打磨精品
　　 最先把《自有后来人》搬上京剧舞台的是哈尔滨市京剧团。他们创排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连续演出一百多场，场场爆满。
　　 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外宾访问黑龙江省，在哈尔滨观看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周总理送走外宾后，立即赶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对主要演员逐一表扬，尤其对李铁梅的扮演者、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赞赏有加。云燕铭深受鼓舞，一时想不起拿什么礼物赠送给周总理作为留念。周总理笑着对云燕铭说：“你手上的剧本不正是最好的礼物吗？”云燕铭赶紧把剧本递到周总理面前，并请他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时隔不久，周总理亲自写来长信，对该剧本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赞赏，还特别讲到已把剧本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曾担任过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多次到过哈尔滨，熟悉东北的斗争和生活环境。刘少奇在看过剧本后提出，“李铁梅钻炕洞到邻居家”的情节需要推敲。周总理希望剧组人员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剧组人员专程到北安、龙镇火车站体验生活，与当地铁路工人及家属同吃、同住、同劳动。扮演李玉和的著名演员梁一鸣拜车站的扳道员为师，认真观察、反复模仿扳道员扳动道岔和高举号志灯接车的一招一式;扮演李铁梅的云燕铭和扮演李奶奶的赵鸣华住在站区职工家里，向职工家属学做饭、拾掇家务，还仔细观察站区姑娘、老年妇女的言行举止。纯朴的铁路职工、家属把剧组人员当作亲人，一位老铁路工人还将自己珍藏的一盏伪满时期的方形号志灯送给剧组做道具。
　　 剧组人员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在东北农村，两家炕洞是不相通的，电影剧本中李铁梅通过炕洞“钻到邻居家”的情节显然不符合生活实际，刘少奇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他们根据当地铁路工人的住房结构，把情节改为铁梅是“从后屋的小窗户跳到邻居家院中去”的，使剧情更为合理。
　　 1964年夏天，《革命自有后来人》到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引起轰动。董必武、郭沫若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郭沫若还为剧组题词：“革命见精神，花开日日新。一番生面目，自有后来人。”
　　一鸣惊人轰动京华
　　 也正是在这次观摩会上，中国京剧院演出了《红灯记》。
　　 原来，上海的一家沪剧团很早就把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成沪剧《红灯记》，中央有关同志在上海观看了演出，认为“这个戏不错”，回京后“建议改编成京剧”。改编工作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具体领导，由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阿甲担任编剧，著名戏曲演员李少春等人负责音乐和唱腔设计;李少春和青年演员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杜近芳、刘长喻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可谓高手云集。
　　 在排练期间，周恩来对创作情况做了详细了解，多次亲临排练场，帮编导仔细推敲剧词，将原来剧本中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改为民间传统说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郭沫若曾为李铁梅的唱段改词，将“红灯高举亮堂堂”改为“红灯高举闪闪亮”，将“不许泪水腮边洒”改为“不许泪水腮边挂”，使唱词更为生动、准确。李玉和、李铁梅的许多动作和唱段，都得到李少春、李金泉、马连良等京剧大师的指导。反面人物鸠山的唱段，则邀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帮助修改，他吸收日本的民族调式糅在唱腔中也很成功。
　　 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红灯记》演出。
　　 在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场休息时，毛泽东被剧情深深打动，不愿离席。当时，高玉倩的丈夫、新华社摄影记者江宁生负责为中央领导拍照，他回忆说：“演到‘说家史’和‘刑场’两场戏，我还看见毛主席的眼角流出了泪水……中场休息时，大家请毛主席去休息室坐坐，他好像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摇了摇头说：‘你们去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与演职人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历经坎坷重获新生
　　 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有关人士召集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市京剧团的剧组人员开会，要求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并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剧名。
　　 1965年，《红灯记》南下公演。在广东，许多港澳同胞专程到深圳观看演出;广州拥有50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天天座无虚席。在上海连演42场，观众达11.5万人次。
　　 后来，《红灯记》的故事背景和发生地一度有了重大修改——发生地从东北移到华北，“北山游击队”改为“八路军松岭根据地”，李玉和出场的第一个唱段中“北满派人到龙潭”改为“上级派人到龙滩”，日本宪兵队长鸠山的台词“想当年在哈尔滨老毛子铁路混饭吃的时候给你看过病”改为“想当年在铁路医院给你看过病”，所有涉及“东北”和“北满”的地方全部删去。
　　 随着历史真相的恢复，人们对《红灯记》逐渐有了客观的评价和分析。
　　 作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是在电影《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的基础上，参考了哈尔滨市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由中国京剧院改编而成的，是集思广益、精益求精之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红灯记》的原版京剧重新恢复演出。在一些群众性的京剧演唱会上，也不时能听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七年风雨狂》等经典唱段。
　　 人们不会忘记，《红灯记》故事的背后，是东北抗联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而东北抗联十四年抗战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