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教育离不开教育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学者，一个大学没有大师，内涵就会大打折扣。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一些大师级人物。即使不提大师，哪怕只是能成为文化典范意义上的教授也是缺乏的。这与长期以来的国民教育息息相关。
　　我们的国民教育，就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内容来讲，是自晚清民国以来，吸收西方教育体系演化而成的、以知识教育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如果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应试教育、知识教育，那么这个教育一定是有问题的。
　　近代以来，我们几乎与传统彻底决裂，更不用说在动乱时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整个社会伦理的毁坏不知有多么严重，所有传统美德被抛得干干凈净，所带来的后果至今仍存在。幸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在近 10 年开始有了国学的回归热。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却不容易回答。
　　“国学”一词《周礼》中就出现过，以后续有出现。但传统的国学只是指国立学校，现在所用的国学概念产生于晚清，是在与西学比较中提出来的。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是在1902年黄遵宪与梁启超通信，梁启超提出可以考虑办《国学报》。
　　第一次开始真正探讨什么是国学，是在1923年。北大国学门创办刊物《国学季刊》，胡适在创刊词中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概念是章太炎发明的，指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包括制度、人物、语言等知识。
　　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一致同意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代朱熹的理学、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这些都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与一般国民不会发生关系，你不太可能向普通人讲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
　　1938 年，国学大师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他的第一次讲座就叫“国学讲座”。在第一讲中，他想厘清“国学”定义，他觉得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叫《六经》。《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其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我很赞成马先生的看法，如果把国学主要看作是《六经》，国学就是一个既能与一般国民联系起来，而又非常高的学问。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都是以《六经》义理来培养中国人的心性，把《六经》作为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上世纪的几位大师，比如马一浮、熊十力等，都认为《六经》是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今天，我们总在讨论当代人精神的缺失，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与百年来的教育直接相关。在采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后，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我们丢掉了“传道”的内容，而传统教育是知识传授与道的传授并重，甚至把道的传授放到知识教育的前面。中国应该传什么道？中国历来所传之道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立国做人的基本义理，敬、恕、诚、信等。我们把它们丢失了，没有了“传道”这层教育，中国人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教育缺少了传统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