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出入国外一间医学实验室的时候，我的同龄人已有不少过起了国内的写字楼生活确切地说，他们穿过那些层高显赫的写字楼大堂，进入摩肩接踵的电梯，走向属于自己的格子间，那里的面积常只有两三平方米。我后来有一同事，自我解嘲说：幸好这两三平方米与四五平方米无甚区别，她的理由是——“因为它们不写入我的房产证。”
　　我在实验室来回穿梭时，邻座好友的老公正在费城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据她说，在那栋写字楼里，每天都有上亿美元的交易在发生着。有时是得到，偶尔是失去她老公，就是其中一位负责编写上亿美元交易程序的金融高手，曾经的国内顶级奥数选手，现在的拥有一个格子间的打工仔。只不过，他的格子问平方米数比我的同龄人多一些。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也不是一只，而是更多——四只。
　　我们周末在他家的后院玩、吃葡萄，作宏大状，聊70年代生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那时对国内流行的“白领”一词，少见多怪地感觉怪异而好玩。我说我出国前认识一听音乐的朋友，他从北京建国门国际大厦徐徐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CD的样子，很“白领”好友老公建议我去录像店租一盘叫做office space的电影录像，说他的同事们都很喜欢，“逗极了”，租来一看，原来是我一点儿都不熟悉的办公室生活，可能也是我那音乐朋友从国际大厦走出来之前的真实生活。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叫《上班一条虫》，倒是很有几分北京人的自嘲。
　　总有一天，长大就意味着坐进格子间。在我面前，也一天到晚地摆着一台电脑，我也身居一个几平方米的格子问里，为稻粱谋。每一天，我也穿过层高看上去显赫得很的写字楼大堂，进入摩肩接踵的电梯，走向属于自己的格子间，坐下，摁下“开机”按钮在那里，几盆吊兰吸着装修后的不良空气，几根竹子扎根在水里，从枝心串出来的嫩绿展示着生活的希望所在。我左手边是手机，右手握的是鼠标，再右手边是电话，我眼睛看着屏幕，时不时的邮件、电话穿插进来，它们有的会掀起一阵一阵小小的涟漪，随即又恢复如初。
　　如此经年，我们不少人将在格子间度过大半的青春和中年，直到少数的，有幸迎来进入独间办公室的那一天。可那里的生活，终究和坐在格子间有什么区别呢?依旧左手边是手机，右手握的是鼠标，眼睛看着屏幕，依旧是平方米数不会写进房产证还是有区别的，坐在独间里，心术要高，起码要保护自己，避免伤害。
　　两年前，伦敦大学的精神病学机构做了一项“办公室虫生活”的调查，结果发现：被电话、电子邮件、短信所干扰的格子问打工族，脑功能所受到的不良影响，甚至高过吸大麻的人，智商明显下降，如果说吸大麻，智商下降4个点，格子间生活的英国人则下降了10个点，所以，一本叫做《幸福的方法》的书中这么说，现代人花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每隔几分钟就检查一次电子邮箱，这实际上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创造性，最终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不如这样，去设定一些“无电话”或者“无会议”的时间段，以更专心地去做眼前的事，以获得更多幸福感。
　　有一些人对这结果颇不以为然，比如那些心高气傲、习惯多项任务同时进行、喜欢快速沟通的斯坦福大学生们、还有些人是这么想的，要是左手手机、右手鼠标、面前屏幕的格子间生活倒也平平安安。怕就怕不经意间，一场办公室风暴袭来而不自知、如果有一天，突然被唤，从格子间走向了通往老板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不知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这样对脑功能的伤害好像更可怖。
　　好在，除了《办公室一条虫》外，《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Iohn Malkovich)这部电影倒是让格子间变得不平常起来，电影里，男主角在找资料时，在办公室的文件柜后发现了一条黑黢黢的通道，探身进去后，却发现这是进入著名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心灵的入口。那只格子间的虫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有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