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东解体而美国坐上世界第一把交椅时，美国就开始为维护和维持自己的“世界老大”地位而深谋远虑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这种深谋远虑的一个产物。从亨氏的理论到美国的战略东移及其对华的政策及其做法，我们都可以领会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思想中，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说，未来世界中可能动摇美国“世界老大”地位的主要威胁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所以笔者判断，除非中国衰落，美国不会放弃制华，进一步说，美国制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促成中国衰落，使中国无法崛起成为未来世界中威胁、动摇甚至取代美国“世界老大”地位的国际力量。
　　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全球战略思想，是基于它作为“世界老大”的现实国际地位和想要坐稳这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全球霸主心态。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抱有永坐江山的愿意和志向，除了老子所幻想的“圣人”，谁都不会“功遂身退”地自动放弃其统治地位，相反必定要千方百计维护、巩固和强化其统治地位，就是到了其统治地位客观上摇摇欲坠而不再有其统治合理性时，也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诚如毛泽东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何况美国是刚刚当上全球霸主，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不过二十余年，其霸主地位还处在上升过程中，远未到需要动用扫帚来打扫灰尘的时候呢！
　　美国的上述全球战略思想一经形成，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也就是说，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绝不可能在短期内放弃制华战略，相反只会使这种战略越来越具体化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战术措施。对于中国来说，除非其不想崛起，除非放弃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长期面对美国越来越具体并且也会越来越高明的制华战术及其实施手段的严峻挑战。
　　中国除了要有上述心理准备，更要理智地承认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地位尚处在上升过程之中这一事实。不承认这个事实，误判其发展趋势，以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或以为正快速崛起的中国不久将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老大”，这必将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承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承认在这个时期内其霸主地位的合理性，就是意味着中国在这个时期内绝不能有争夺其霸主地位的野心，不仅不能有这种野心，更应该有自觉配合“美国领导”的合作诚心。
　　这就是说，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既合作又斗争”和“合作为主，斗争为辅”。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坚持这个原则，使这个原则能落到实处，对美国应抱有一种既非“崇美”亦非“反美”的平和心态。如果说“崇美”是对美关系中的右倾态度的话，那么，“反美”就是对美关系中的“左倾”态度。而对美关系中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左不右的中庸态度。在这里，中庸不只是一种对美态度，还是处理中美关系的一种方法。以中庸方法来处理中美关系，其体现于对美的合作是适度合作，其体现于对美的斗争是适度斗争。对美的适度合作之“度”以主权独立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只要不失中国主权独立，任何事情都可以同美国合作；对美的适度斗争之“度”以和平共处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只要不引起中美战争，任何事情都可以同美国斗争。故所谓中庸地对待美国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法，就是坚持主权原则与和平原则来处理中美关系。惟其如此，中美关系才能稳定发展。
　　但是，从中国方面来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中庸地对待美国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寻求中美关系保持其稳定的价值基础。因为从近些年来表现在网络舆论中的中国网民心态来看，既有“崇美”者，也有“反美”者，只是“崇美”者较多而“反美”者较少罢了，但无论是“崇美”还是“反美”，它们都是属于价值范畴，“崇美”者与“反美”者之间的舆论冲突本质上是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是中美两国之间价值冲突在中国网民中的表现形式。如果不及时解决中美之间的价值冲突，则不仅中美关系难以保持其稳定发展，就是中国国内的稳定发展都难以保持。
　　以笔者之见，鉴于中美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都仍将是“美强中弱”的情况，中国应该主动寻求自己与美国之间的价值共同点并据此确立中美之间都可以接受的主流价值观。
　　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标志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是自由。以笔者之见，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价值观。中国儒家鼻祖孔子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这可以被解释为“为了仁，我们服从礼”。从法律史角度看，孔子所生当的春秋时期，礼也具有法律意义，故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与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所谓“为了自由，我们服从法律”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即孔子所谓“仁”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是他所追求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实现也必须以服从法律（“礼”）为前提，这与西塞罗的自由观是一致的，而孔子又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说，考虑到这句话是他就自己七十岁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而言，故此说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他对“克己复礼为仁”之说的补充和完善，亦即他对自由（“仁”）的完整界说，按照这种界说，自由（“仁”）有两个方面：对礼制的服从（“不逾矩”）和对情感需求的服从（“从心所欲”）。这意味着按孔子的观点，自由（“仁”）有两个尺度：外在的法律（“礼”）尺度和内在的心理（“欲”）尺度。人追求自由（“仁”）的行为应该而且必须同时符合这两个尺度，而只要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他就可以达到自由（“成仁”）。由于孔子这里所讲的“从心所欲”是以“不逾矩”为条件的，即“欲”是在“礼”的范围之内，故如果把“礼”理解为法律的话，“欲”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受到法律（“礼”）承认和支持的正当的个人要求，这与英语“right”（汉译“权利”）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正当、合理、合法或合乎道德的东西）是一致的，所以，其“欲”也可理解为是孔子自由（“仁”）观中的权利概念。孔子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在“道”的范围之内的富贵之“欲”，正可理解为孔子所肯定的人皆具有的追求富贵的权利。
　　我以为孔子的仁学思想中所包含的上述自由观，是与美国的以自由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有相一致之处的，因为以笔者浅见，美国主流价值观中的自由也无非是对法律的服从和对权利的求取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只是孔子自由观中关于“欲”的内容被后世儒家逐渐淡化了，以至于到宋明新儒学（理学）中“欲”被视为与“理”相对立的东西而遭到排斥，直到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中“存理去欲”的理学价值观才遭到批判并以“理存于欲”的新价值观取而代之，尽管这种新价值观并没有上升为主流价值观，但至少说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存在着一个肯定个人权利（对“富贵”之“利”的合“礼”、合“道”、合“理”的欲求）的思想传统的，尽管这个传统失落的时间较长，但我们还是可以将这个思想传统“扩而充之”，推陈出新地使之转换成现代法治自由主义，以对应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
　　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尽管我所从事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经常与传统文化打交道，但因为我所长期研究的是明清之际伟大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的思想，其思想我把它理解为“新仁学”（拙著有《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出版），即顾炎武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适应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要求而对原始儒家孔子仁学的新诠释，所以久而久之我深受顾炎武启蒙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这使我自发地倾向于认同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主流价值观，这种认同态度不是我长期研究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结果，而是我长期研究顾炎武启蒙思想的结果。基于我的学术研究经历的个人体验告诉我：从源于孔子而为顾炎武所继承和发展的仁学思想中是可以发掘出与美国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东西的。但是，当今中国的儒学研究者却普遍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宋明理学以及继承宋明理学思想传统的现代新儒学上，从中国新文化建设来说，这样的研究套路是我向来都不以为然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