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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吴宓日记·续篇》第一、二册（主要记录五十年代的生活），心中不禁枉自揣测起来，倘若没有吴学昭女士在耄耋之年的全力以赴及其个人的影响和地位，我是否有幸能够如此真切地、近距离地接近吴宓先生建国后的凄凉人生？谁都知道，那是一段尘封的岁月；因此谁都不能否认，吴宓在日记中记下的点点滴滴，将是年轻一辈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最好的窗口。
捧读《吴宓日记》，脑海中不由得浮想起温源宁先生当年对吴宓肖像的精彩描绘，尽管当时及以后吴宓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是那么的恰当贴切：“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面，永生难忘。……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他永远昂首挺胸，脊背竖得笔直，好像是副切割模具。吴先生看上去仿佛就是尊严的本身。”
可以说，温源宁不是个擅长文字的人，留给世人的也仅就这些人物速写，却没想到他捕捉得如此到位。当年的那些人物小传写于1934年，他与吴宓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共事过几年，然而仅凭他这几年对吴宓的了解，就能如此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由此也可看出吴宓先生当年是多么的特立独行。
但几十年的风云动荡，也许除了容貌之外，对他那副赤子之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依然那么善良，那么耿直，那么一如既往地坚守着心灵的家园，一如既往地播撒他的爱心和热情。
且看这段文字：
命开桂领到西师1955年九月份宓薪一百七十七点五元，又兰薪三十五点八八元；扣除电费零点五三元，房租一点三九元，宓、兰实共领得二百一十一点零六元。当即分配如下，还债二十二元……爱国储蓄十六元，汇助亲友八十三元，连邮汇费共八十五元。兰城中医药、房膳、零用共六十元，陈嫂洗衣一点五元，宓工会会费一点七五元。更预算宓与开桂全月膳食约二十元，所余只五六元，不足宓进城宴聚亲友之用费，本月仍需举债矣！
这封信中的“兰”，指邹兰芳，吴宓再婚妻子，后病亡。“开桂”，邹兰芳侄子，寄居吴宓家。
《吴宓日记》里类似的记载很多。在随后的10月25日日记中，除了上述相同项目外，“汇助各方亲友一百一十元”。在当时与普通民众的水平比较看来，吴宓的薪水不低，但将近一半被他用来资助亲友。包括他的好友吴芳吉的遗孤，他几十年如一日慷慨解囊，即便他们已长大成人，更不用说邹兰芳的嫂侄（她的几位哥哥在三反、五反中全被处死）等，都要仰赖吴宓。对于处在困窘中的同事友人，吴宓也是常常施以援手。这样的善举，在他的日记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从清华学堂和吴芳吉同学开始，屈指数来，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吴宓一直没有忘记资助。再看今天，在那些资助贫困学生的名单里，有几个教授们的身影？这可以看出吴宓当年对传统文化中道德操守价值观念的坚守，那也是他的美国导师白璧德先生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以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但历史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代价付得极其沉重。
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建国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至于□□□□之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类似的言论还有：
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瞋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正如温源宁说过的——“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一种坚守。
因此，不敢忘记。
（《吴宓日记续编》，一、二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
捧读《吴宓日记》，脑海中不由得浮想起温源宁先生当年对吴宓肖像的精彩描绘，尽管当时及以后吴宓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是那么的恰当贴切：“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面，永生难忘。……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他永远昂首挺胸，脊背竖得笔直，好像是副切割模具。吴先生看上去仿佛就是尊严的本身。”
可以说，温源宁不是个擅长文字的人，留给世人的也仅就这些人物速写，却没想到他捕捉得如此到位。当年的那些人物小传写于1934年，他与吴宓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共事过几年，然而仅凭他这几年对吴宓的了解，就能如此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由此也可看出吴宓先生当年是多么的特立独行。
但几十年的风云动荡，也许除了容貌之外，对他那副赤子之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依然那么善良，那么耿直，那么一如既往地坚守着心灵的家园，一如既往地播撒他的爱心和热情。
且看这段文字：
命开桂领到西师1955年九月份宓薪一百七十七点五元，又兰薪三十五点八八元；扣除电费零点五三元，房租一点三九元，宓、兰实共领得二百一十一点零六元。当即分配如下，还债二十二元……爱国储蓄十六元，汇助亲友八十三元，连邮汇费共八十五元。兰城中医药、房膳、零用共六十元，陈嫂洗衣一点五元，宓工会会费一点七五元。更预算宓与开桂全月膳食约二十元，所余只五六元，不足宓进城宴聚亲友之用费，本月仍需举债矣！
这封信中的“兰”，指邹兰芳，吴宓再婚妻子，后病亡。“开桂”，邹兰芳侄子，寄居吴宓家。
《吴宓日记》里类似的记载很多。在随后的10月25日日记中，除了上述相同项目外，“汇助各方亲友一百一十元”。在当时与普通民众的水平比较看来，吴宓的薪水不低，但将近一半被他用来资助亲友。包括他的好友吴芳吉的遗孤，他几十年如一日慷慨解囊，即便他们已长大成人，更不用说邹兰芳的嫂侄（她的几位哥哥在三反、五反中全被处死）等，都要仰赖吴宓。对于处在困窘中的同事友人，吴宓也是常常施以援手。这样的善举，在他的日记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从清华学堂和吴芳吉同学开始，屈指数来，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吴宓一直没有忘记资助。再看今天，在那些资助贫困学生的名单里，有几个教授们的身影？这可以看出吴宓当年对传统文化中道德操守价值观念的坚守，那也是他的美国导师白璧德先生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以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但历史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代价付得极其沉重。
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建国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至于□□□□之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类似的言论还有：
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瞋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正如温源宁说过的——“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一种坚守。
因此，不敢忘记。
（《吴宓日记续编》，一、二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