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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平台今后如何转型，是往前进一步改制重组为普通国有企业，还是往后退一步变为专营政府公益项目的特殊机构？位于安徽北部的地级市——亳州市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原来的融资平台现在全部都没有了。”安徽省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辉告诉《财经》记者。
在整合了三家市级融资平台和部分国有企业之后，亳州市于2014年6月末组建了一家由国资委直接管理、授权的国有企业——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控股”），这是一个市场化、企业化的全新的企业，彻底告别了融资平台的身份。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持续融资正面临挑战，以自主发行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正在试点推广，融资平台公司正逐步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其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亳州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制重组，是当下城投公司改制潮的一个缩影。
除亳州试水城投改制外，江苏镇江和江苏无锡等地的城投公司亦在密集谋划改制。
位于安徽西北部的亳州市，设立于2000年5月，是安徽省成立最晚的地级市，全市下辖“三县一区”（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国土面积8374平方公里，人口633万。由于设市较晚，市属国有企业也比兄弟地市少，主要包括古井集团、建投集团、药都地产、交通投资公司、公交公司、保安服务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国有企业。除了白酒生产企业古井集团外，其余几家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融资能力有限。
这其中，成立于2002年9月的亳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亳州建投”）是市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当地最大的政府融资平台，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城市建设资金的筹措和投入，同时承担土地开发、经营和国有资产经营、保值增值任务。经营产业涉及土地整理、保障房建设、房地产开发、公用事业经营和类金融业务，拥有全资子公司6家，控股子公司12家，参股子公司8家，二三级子公司18家。
在亳州市委、市政府主导下，亳州建投通过对市国资委管理的文化旅游公司、地产公司、交投公司、公交公司、保安公司进行整合，组建了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合之后，建安控股将是亳州市最大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30亿元，总资产达到670亿元。
亳州市国有企业数量原本就少，为何还要进行这样的改制重组呢？在这场伤筋动骨的改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刘辉认为，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二是融资平台亟待转型的需要。
由于市属国有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经营类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公益类企业服务能力有限，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缺乏，部分企业存在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发展活力不足。同时，全市三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存量资产规模较小，资源布局分散，部分业务重合，资源集聚效应难以发挥。随着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趋紧和地方政府融资逐步规范，投融资平台亟待转型。
一位受访人士介绍说，融资平台绞尽脑汁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随着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例如资产质量不高、融资成本过高、还款压力过大等问题，偿债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平台公司不能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项目运作、资金使用，不能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成本核算。
现实迫使一些融资平台选择转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一些资产往往是当地政府的一纸文件，并没有实际注入，特别是土地资产重复抵押现象严重，这些也被业内称为“悬空资产”。安徽省某一市级融资平台悬空资产达30多亿元，当地政府官员形容“火已烧到眉毛”，一旦被查就是严重违规违纪。
2014年5月，安徽省马鞍山市率先将市城投集团改制为一家普通的国有企业——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坚定了亳州市的改制決心。
6月27日，建安控股的名称、股权变更获得工商部门批准，这意味着改制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完成。重组以后，建安控股将定位为一般类投资公司，按市场化原则运营管理所属企业及资产，不同公司之间的重合业务将整合，主业更加突出，今后建安控股将分为城建、公共服务、文化旅游、交通运营、类金融五大业务板块。
“目前改制方案正在逐步推进，完成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重点推进的一是资产整合，二是人员整合。” 在刘辉看来，人员整合，尤其是原来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要改制企业身份，比较棘手。
改制前，几家融资平台的目的很单一，就是为了替政府融资，公司的班子成员由政府机关人员兼职，这其中，有些是处级干部。改制后的公司是真正的企业，不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对于一些人员来说，便面临着究竟是回政府机关还是留在企业的抉择，其中一些人为此困恼不已，“很多同志多少夜睡不着觉”。
亳州建投成立于2002年，资产规模位列全市17个政府融资平台之首，和其他地市的平台公司一样，它的成立就是为了承接政策性银行贷款，为城市建设筹资。
按照公司成立之初的构想，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当时古井集团出资8.5亿元，占股85%，亳州市政府以学校、医院资产出资1.5亿元，占股15%。据悉，公司虽然成立了，但是出资双方并没有实际注资，10亿元注册资本仅一纸文件，资产并未实际划转。
这样一家由国有企业控股的融资平台，从其出生便存在诸多不规范，此后在项目运作、资金使用中存在的不规范和分歧，最终促使亳州市政府下决心在2007年进行第一次改制。
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当时亳州市政府成立融资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承接政策性银行贷款搞城市建设，但是大股东古井集团有自身利益，将其视为房地产企业收储土地的一个平台，两个股东之间目的不一致，造成亳州建投公司运作上的混乱，筹集到的资金到底用在何处存在分歧。 据悉，当年该公司利用其中一部分资金开发和平西路的一个项目，但是项目推动不力，资金大量闲置，四五年以后这笔资金進入还款期，面临没有还款来源问题，两个股东之间存在还款责任纠葛。
国家开发银行是当时亳州建投的唯一融资渠道，2007年改制前，先后与国开行签了两个总金额6.4亿元的合同，实际到位资金3亿多元，但是这些资金并没有用在规定的项目上。这导致国开行对这家公司失去信任，后期停止发放贷款，并向亳州市政府提出不再与亳州建投合作。“如果再不改制，这个公司就死亡了。”上述人士介绍说。
这是一次被动改制。2007年9月，亳州建投第一次改制后，古井集团股份全部退出，由于没有实际注资，所以改制难度并不大。改制后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如何做实出资资本，但当时市政府没有能力拿出10亿元，便减资到3亿元，其中1亿元是现金，剩下2亿元是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公用事业资产。
改制后，亳州建投对经营流程、决策机制进行了梳理，并成立了投资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公司的职责，比如说土地运作职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功能、为城市建设融资的职能。在一位参与改制人士看来，这次改制让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更加清晰。
当时企业的一些员工包括来自古井集团的人员全部调离，同时从市政府抽调了一批公务员到公司任职。改制完成以后，公司资产规模10亿元，负债3亿多元，全部为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就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独资的融资平台形成了。
2007年底重组之后恰逢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亳州建投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契机，公司发展迅速，资产规模爆炸式增长，不到六年时间，资产规模从10亿元增加到670多亿元。
韦翔见证了亳州建投的历程。2007年改制完成后，在市财政局任职的韦翔，被委任亳州建投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据其介绍，公司快速发展，得益于其中几笔大的融资业务。
例如，公司跟农业发展银行合作，以土地开发、新农村建设项目融资数十亿元，以大项目带动整合了不少资产、资源。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地方融资平台规模也在扩张。到今年，该公司共发行三次企业债券，而每次企业债券的包装都是整合资源的机会，将一些散落在其他部门的资产不断注入融资平台。
另一变化是2009年后，亳州建投开始市场化探索。韦翔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亳州建投职能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融资而融资，那么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当时被迫寻找出路，要从事经营，这也让这家融资平台朝着企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借助还原小区、廉租房、公租房、代建办公楼项目进入房地产领域；探索金融、类金融业务，做起了担保、典当业务；此外还开办驾校、广告公司、物业公司等。
韦翔认为，随着公司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在减弱，过去是粗放式的增长，现在要转到精细化增长。因为融资平台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无限制地扩张，现在城市扩张也是如此。
其次，亳州建投是一家区域性公司，而区域内资源还是有限的，同时散落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来管理，整个经营状况可能不会太好。再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改革部署，过去国资委直接管理企业，今后要管资本，这种改革方向与亳州建投擅长资本运作的特点相契合，因而改革可谓水到渠成。
不同的是，第一次改制重组被动，第二次更为主动。这种市场化改制，能否成功，多位受访的官员和企业人员坦承还需要时间去检验。
地方融资平台大多受困于巨额债务，偿债压力大，不过对于亳州市三家融资平台来说，这似乎不成问题。
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刘辉介绍说，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是169亿元，债务率46.5%，偿债率在6%。其中市本级债务余额是100亿元，政府负责偿还的是44亿元，负有连带、担保的或有债务45亿元，其他债务10亿元。市本级债务率37.6%，偿债率是3.6%。
“从债务指标来说是非常健康的。”刘辉认为，从整个债务结构、年限构成，偿债资本、现金流都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覆盖，目前不会出现任何债务风险危机和压力。
从负债主体来看，市级政府性负债主要为融资平台建投集团，另两个融资平台负债规模很小，其中，交投不足4亿元，药都地产约9亿元。县、区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十分有限。和670多亿元总资产相比，亳州建投近100亿元负债，短期并无太大偿债压力。这和发达地区政府性债务高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反映了亳州市融资平台资产状况良好，同时也反映了融资能力弱的问题。
韦翔表示，由于亳州市一般预算收入过低（2013年为16亿元），尚不及皖南一个发达县，这个指标达不到一些金融机构的入门门槛。加上财政收入不是很高，所以融资难度很大。
2013年，全市GDP总量为791.1亿元；财政收入103.5亿元，但是支出206亿元。在刘辉看来，亳州已经不是“吃饭财政”，而是“要饭财政”，一半的财政支出依赖上级政府的一般和专项转移支付。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该市融资渠道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扩张之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2011年，国家审计署公布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审计结果，之后银监会收紧了银行对融资平台的贷款。“2011年政策收紧以后对我们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国开行所有的项目，包括已经签订合同的，都停止发放贷款了。”韦翔说。
由于城市建设需求并未减弱，作为融资平台，亳州建投寄希望于企业债券。据悉，改制之前，该公司三次发债，总规模43亿元。“现在监管严格了以后，资金成本感觉也比以前高了。”韦翔介绍说。
据悉，目前发行企业债券成本约7.5%，其中发行成本6.85%，担保费等为0.65%，期限是七年。同时，融资平台会和股份制银行合作做通道业务，在安徽，浦发银行的通道业务相对较多，蚌埠城投一笔筹资20亿元，利率8.3%，非标业务融资成本一般在8%-9%。 由于政策性银行的中长期低成本融资业务受到限制，迫使地方融资平台转向非标业务，用期限更短、利息更高的资金来替代银行贷款，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政策不是很成功，限制住大家贷款，导致大家融资风险更大，错配更严重。”
“国开行又回来了！”皖北一位融资平台负责人说，在中央政府加大棚户区改造的背景下，国家开发银行获得央行1万亿元资金支持，这让地市融资平台从国开行获得的贷款再度大幅增加，以亳州市为例，目前已经获得棚户区改造贷款额度60多亿元。
“现在平台公司借到钱就是英雄，不管利率上浮多少。”一位长期从事城投融资的人士介绍说。
在他看来，现在的城投公司非标、理财产品、BT业务都敢做，“甚至油锅里面的钱都敢要”。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承担最后还款付息的是政府，平台公司并不是从一个市场化的角度考虑融资，这些都逼迫平台公司加紧改制转型。
亳州市是安徽欠发达地区，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起步较晚，大约2008年前后开始，因而理念、市场都没有培育起来。刚开始想进行类似运作时，遭遇国家政策限制，找不到路径，县级平台公司除了蒙城廉租房项目筹资两三亿元外，其他都丧失了融资功能。
从全市融资平台债务情况来看，债务率很低，尚有借新还旧的空间，韦翔认为，即使现在不改制，过两三年小日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长期来看，随着存量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偿债压力问题会凸显，而这正是亳州改制重组融资平台的原因之一。
目前，全国31个省共有政府融资平台7000多家，按照中央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今后将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因而，对于大多数融资平台来说，将面临改制转型问题。
以安徽为例，目前最有可能将融资平台转型为投资集团的是亳州、六安、马鞍山、铜陵，皖北其他地市（如阜阳、宿州、淮南）政府融资平台大多不具备转型可能，这既和融资平台是否进行市场化经营活动有关，也和市委、市政府支持力度有关。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杨农认为，未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改革可以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往前走一步，即按照国企改革的要求，对这类企业实施规范化的改革和重组。第二种模式是往后退一步。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目的实体，专门做政府的公益项目。显然，亳州选择了前者。
刘辉介绍说，融资平台改制中明确了一个定位，即真正按照市场化模式来进行，建立起符合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在他看来，这个定位不是一般的小修小补，而是凤凰涅。
不过，集政府融资功能与市场化于一身的建安控股，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将是未来的一大难题。
韦翔认为，目前最为困惑、最难拿捏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和政府太近和太远都不好，太近了会让其丧失市场生存能力，太远了，脱离了政府的资源，企业难以做大。
多位受访人士介绍说，改制后，企业按照纯市场化的要求运行，肯定要考虑自己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在设定它的考核体系时候已经做了充分说明，即首先要保证政府职能、政府意图的实现，这个核心前提是不能变的。
“我们了解到现在有淡马锡模式、中投模式，以政府控制管理层模式为主，董事会、党委、高层管理人员还是市委、市政府任命，以人来传递政府意图。”韦翔说。
在他看来，政府跟企业之间有一些契约关系，不是完全的行政命令，有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下达指令，这些指令性的东西也是契约约束，并不是无章可循。
“我们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一方面要發展，另一方面怎样协调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结合问题，怎样把政府的资源、资本通过市场化模式，更大功能地进行配置。”在刘辉看来，原来的模式是政府把所有资产、资源装到平台公司中，这可以解决短期融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长期发展问题。
刘辉认为，要更市场化，就要找到新的路径，为此他建议，第一，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制度；第二，要真正实现预算的刚性约束；第三，要建立起预算支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第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建立之后知道自己家底了，逐步把平台公司有序退出来，立足这样的现实，进行融资平台公司的转型。
“原来的融资平台现在全部都没有了。”安徽省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辉告诉《财经》记者。
在整合了三家市级融资平台和部分国有企业之后，亳州市于2014年6月末组建了一家由国资委直接管理、授权的国有企业——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控股”），这是一个市场化、企业化的全新的企业，彻底告别了融资平台的身份。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持续融资正面临挑战，以自主发行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正在试点推广，融资平台公司正逐步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其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亳州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制重组，是当下城投公司改制潮的一个缩影。
除亳州试水城投改制外，江苏镇江和江苏无锡等地的城投公司亦在密集谋划改制。
改制方案出炉
位于安徽西北部的亳州市，设立于2000年5月，是安徽省成立最晚的地级市，全市下辖“三县一区”（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国土面积8374平方公里，人口633万。由于设市较晚，市属国有企业也比兄弟地市少，主要包括古井集团、建投集团、药都地产、交通投资公司、公交公司、保安服务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国有企业。除了白酒生产企业古井集团外，其余几家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融资能力有限。
这其中，成立于2002年9月的亳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亳州建投”）是市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当地最大的政府融资平台，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城市建设资金的筹措和投入，同时承担土地开发、经营和国有资产经营、保值增值任务。经营产业涉及土地整理、保障房建设、房地产开发、公用事业经营和类金融业务，拥有全资子公司6家，控股子公司12家，参股子公司8家，二三级子公司18家。
在亳州市委、市政府主导下，亳州建投通过对市国资委管理的文化旅游公司、地产公司、交投公司、公交公司、保安公司进行整合，组建了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合之后，建安控股将是亳州市最大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30亿元，总资产达到670亿元。
亳州市国有企业数量原本就少，为何还要进行这样的改制重组呢？在这场伤筋动骨的改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刘辉认为，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二是融资平台亟待转型的需要。
由于市属国有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经营类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公益类企业服务能力有限，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缺乏，部分企业存在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发展活力不足。同时，全市三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存量资产规模较小，资源布局分散，部分业务重合，资源集聚效应难以发挥。随着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趋紧和地方政府融资逐步规范，投融资平台亟待转型。
一位受访人士介绍说，融资平台绞尽脑汁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随着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例如资产质量不高、融资成本过高、还款压力过大等问题，偿债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平台公司不能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项目运作、资金使用，不能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成本核算。
现实迫使一些融资平台选择转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一些资产往往是当地政府的一纸文件，并没有实际注入，特别是土地资产重复抵押现象严重，这些也被业内称为“悬空资产”。安徽省某一市级融资平台悬空资产达30多亿元，当地政府官员形容“火已烧到眉毛”，一旦被查就是严重违规违纪。
2014年5月，安徽省马鞍山市率先将市城投集团改制为一家普通的国有企业——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坚定了亳州市的改制決心。
6月27日，建安控股的名称、股权变更获得工商部门批准，这意味着改制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完成。重组以后，建安控股将定位为一般类投资公司，按市场化原则运营管理所属企业及资产，不同公司之间的重合业务将整合，主业更加突出，今后建安控股将分为城建、公共服务、文化旅游、交通运营、类金融五大业务板块。
“目前改制方案正在逐步推进，完成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重点推进的一是资产整合，二是人员整合。” 在刘辉看来，人员整合，尤其是原来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要改制企业身份，比较棘手。
改制前，几家融资平台的目的很单一，就是为了替政府融资，公司的班子成员由政府机关人员兼职，这其中，有些是处级干部。改制后的公司是真正的企业，不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对于一些人员来说，便面临着究竟是回政府机关还是留在企业的抉择，其中一些人为此困恼不已，“很多同志多少夜睡不着觉”。
两次改制之路
亳州建投成立于2002年，资产规模位列全市17个政府融资平台之首，和其他地市的平台公司一样，它的成立就是为了承接政策性银行贷款，为城市建设筹资。
按照公司成立之初的构想，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当时古井集团出资8.5亿元，占股85%，亳州市政府以学校、医院资产出资1.5亿元，占股15%。据悉，公司虽然成立了，但是出资双方并没有实际注资，10亿元注册资本仅一纸文件，资产并未实际划转。
这样一家由国有企业控股的融资平台，从其出生便存在诸多不规范，此后在项目运作、资金使用中存在的不规范和分歧，最终促使亳州市政府下决心在2007年进行第一次改制。
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当时亳州市政府成立融资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承接政策性银行贷款搞城市建设，但是大股东古井集团有自身利益，将其视为房地产企业收储土地的一个平台，两个股东之间目的不一致，造成亳州建投公司运作上的混乱，筹集到的资金到底用在何处存在分歧。 据悉，当年该公司利用其中一部分资金开发和平西路的一个项目，但是项目推动不力，资金大量闲置，四五年以后这笔资金進入还款期，面临没有还款来源问题，两个股东之间存在还款责任纠葛。
国家开发银行是当时亳州建投的唯一融资渠道，2007年改制前，先后与国开行签了两个总金额6.4亿元的合同，实际到位资金3亿多元，但是这些资金并没有用在规定的项目上。这导致国开行对这家公司失去信任，后期停止发放贷款，并向亳州市政府提出不再与亳州建投合作。“如果再不改制，这个公司就死亡了。”上述人士介绍说。
这是一次被动改制。2007年9月，亳州建投第一次改制后，古井集团股份全部退出，由于没有实际注资，所以改制难度并不大。改制后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如何做实出资资本，但当时市政府没有能力拿出10亿元，便减资到3亿元，其中1亿元是现金，剩下2亿元是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公用事业资产。
改制后，亳州建投对经营流程、决策机制进行了梳理，并成立了投资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公司的职责，比如说土地运作职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功能、为城市建设融资的职能。在一位参与改制人士看来，这次改制让公司与政府的关系更加清晰。
当时企业的一些员工包括来自古井集团的人员全部调离，同时从市政府抽调了一批公务员到公司任职。改制完成以后，公司资产规模10亿元，负债3亿多元，全部为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就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独资的融资平台形成了。
2007年底重组之后恰逢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亳州建投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契机，公司发展迅速，资产规模爆炸式增长，不到六年时间，资产规模从10亿元增加到670多亿元。
韦翔见证了亳州建投的历程。2007年改制完成后，在市财政局任职的韦翔，被委任亳州建投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据其介绍，公司快速发展，得益于其中几笔大的融资业务。
例如，公司跟农业发展银行合作，以土地开发、新农村建设项目融资数十亿元，以大项目带动整合了不少资产、资源。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地方融资平台规模也在扩张。到今年，该公司共发行三次企业债券，而每次企业债券的包装都是整合资源的机会，将一些散落在其他部门的资产不断注入融资平台。
另一变化是2009年后，亳州建投开始市场化探索。韦翔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亳州建投职能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融资而融资，那么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当时被迫寻找出路，要从事经营，这也让这家融资平台朝着企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借助还原小区、廉租房、公租房、代建办公楼项目进入房地产领域；探索金融、类金融业务，做起了担保、典当业务；此外还开办驾校、广告公司、物业公司等。
韦翔认为，随着公司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在减弱，过去是粗放式的增长，现在要转到精细化增长。因为融资平台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无限制地扩张，现在城市扩张也是如此。
其次，亳州建投是一家区域性公司，而区域内资源还是有限的，同时散落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来管理，整个经营状况可能不会太好。再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改革部署，过去国资委直接管理企业，今后要管资本，这种改革方向与亳州建投擅长资本运作的特点相契合，因而改革可谓水到渠成。
不同的是，第一次改制重组被动，第二次更为主动。这种市场化改制，能否成功，多位受访的官员和企业人员坦承还需要时间去检验。
地方融资困局
地方融资平台大多受困于巨额债务，偿债压力大，不过对于亳州市三家融资平台来说，这似乎不成问题。
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刘辉介绍说，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是169亿元，债务率46.5%，偿债率在6%。其中市本级债务余额是100亿元，政府负责偿还的是44亿元，负有连带、担保的或有债务45亿元，其他债务10亿元。市本级债务率37.6%，偿债率是3.6%。
“从债务指标来说是非常健康的。”刘辉认为，从整个债务结构、年限构成，偿债资本、现金流都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覆盖，目前不会出现任何债务风险危机和压力。
从负债主体来看，市级政府性负债主要为融资平台建投集团，另两个融资平台负债规模很小，其中，交投不足4亿元，药都地产约9亿元。县、区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十分有限。和670多亿元总资产相比，亳州建投近100亿元负债，短期并无太大偿债压力。这和发达地区政府性债务高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反映了亳州市融资平台资产状况良好，同时也反映了融资能力弱的问题。
韦翔表示，由于亳州市一般预算收入过低（2013年为16亿元），尚不及皖南一个发达县，这个指标达不到一些金融机构的入门门槛。加上财政收入不是很高，所以融资难度很大。
2013年，全市GDP总量为791.1亿元；财政收入103.5亿元，但是支出206亿元。在刘辉看来，亳州已经不是“吃饭财政”，而是“要饭财政”，一半的财政支出依赖上级政府的一般和专项转移支付。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该市融资渠道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扩张之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2011年，国家审计署公布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审计结果，之后银监会收紧了银行对融资平台的贷款。“2011年政策收紧以后对我们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国开行所有的项目，包括已经签订合同的，都停止发放贷款了。”韦翔说。
由于城市建设需求并未减弱，作为融资平台，亳州建投寄希望于企业债券。据悉，改制之前，该公司三次发债，总规模43亿元。“现在监管严格了以后，资金成本感觉也比以前高了。”韦翔介绍说。
据悉，目前发行企业债券成本约7.5%，其中发行成本6.85%，担保费等为0.65%，期限是七年。同时，融资平台会和股份制银行合作做通道业务，在安徽，浦发银行的通道业务相对较多，蚌埠城投一笔筹资20亿元，利率8.3%，非标业务融资成本一般在8%-9%。 由于政策性银行的中长期低成本融资业务受到限制，迫使地方融资平台转向非标业务，用期限更短、利息更高的资金来替代银行贷款，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政策不是很成功，限制住大家贷款，导致大家融资风险更大，错配更严重。”
“国开行又回来了！”皖北一位融资平台负责人说，在中央政府加大棚户区改造的背景下，国家开发银行获得央行1万亿元资金支持，这让地市融资平台从国开行获得的贷款再度大幅增加，以亳州市为例，目前已经获得棚户区改造贷款额度60多亿元。
“现在平台公司借到钱就是英雄，不管利率上浮多少。”一位长期从事城投融资的人士介绍说。
在他看来，现在的城投公司非标、理财产品、BT业务都敢做，“甚至油锅里面的钱都敢要”。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承担最后还款付息的是政府，平台公司并不是从一个市场化的角度考虑融资，这些都逼迫平台公司加紧改制转型。
亳州市是安徽欠发达地区，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起步较晚，大约2008年前后开始，因而理念、市场都没有培育起来。刚开始想进行类似运作时，遭遇国家政策限制，找不到路径，县级平台公司除了蒙城廉租房项目筹资两三亿元外，其他都丧失了融资功能。
从全市融资平台债务情况来看，债务率很低，尚有借新还旧的空间，韦翔认为，即使现在不改制，过两三年小日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长期来看，随着存量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偿债压力问题会凸显，而这正是亳州改制重组融资平台的原因之一。
融资平台转型
目前，全国31个省共有政府融资平台7000多家，按照中央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今后将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因而，对于大多数融资平台来说，将面临改制转型问题。
以安徽为例，目前最有可能将融资平台转型为投资集团的是亳州、六安、马鞍山、铜陵，皖北其他地市（如阜阳、宿州、淮南）政府融资平台大多不具备转型可能，这既和融资平台是否进行市场化经营活动有关，也和市委、市政府支持力度有关。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杨农认为，未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改革可以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往前走一步，即按照国企改革的要求，对这类企业实施规范化的改革和重组。第二种模式是往后退一步。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目的实体，专门做政府的公益项目。显然，亳州选择了前者。
刘辉介绍说，融资平台改制中明确了一个定位，即真正按照市场化模式来进行，建立起符合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在他看来，这个定位不是一般的小修小补，而是凤凰涅。
不过，集政府融资功能与市场化于一身的建安控股，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将是未来的一大难题。
韦翔认为，目前最为困惑、最难拿捏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和政府太近和太远都不好，太近了会让其丧失市场生存能力，太远了，脱离了政府的资源，企业难以做大。
多位受访人士介绍说，改制后，企业按照纯市场化的要求运行，肯定要考虑自己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在设定它的考核体系时候已经做了充分说明，即首先要保证政府职能、政府意图的实现，这个核心前提是不能变的。
“我们了解到现在有淡马锡模式、中投模式，以政府控制管理层模式为主，董事会、党委、高层管理人员还是市委、市政府任命，以人来传递政府意图。”韦翔说。
在他看来，政府跟企业之间有一些契约关系，不是完全的行政命令，有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下达指令，这些指令性的东西也是契约约束，并不是无章可循。
“我们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一方面要發展，另一方面怎样协调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结合问题，怎样把政府的资源、资本通过市场化模式，更大功能地进行配置。”在刘辉看来，原来的模式是政府把所有资产、资源装到平台公司中，这可以解决短期融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长期发展问题。
刘辉认为，要更市场化，就要找到新的路径，为此他建议，第一，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制度；第二，要真正实现预算的刚性约束；第三，要建立起预算支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第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建立之后知道自己家底了，逐步把平台公司有序退出来，立足这样的现实，进行融资平台公司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