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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研究是诗歌群体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新时期以来，对“第三代”、“中间代”、“新生代”、“第四代”的研究，多采用这种方法。但代际研究的方法，会随着当代学界的哲学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按哲学解释学的观点，即知识观念更新在前，方法演变在后。
代际研究的传统方法，是对诗歌群体进行整体概括，即“求同”。整体性概括，就是“见林不见木”，从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中，寻找、发现和归纳出整体的“共同性”。也就是说，研究者对群体中个体的差异性，常常是“视而不见”，只寻找和概括其相同的特点。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想象的预设。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诗派研究，也多采用这种以归纳和概括诗群“共同性”为目的的方法。比如，把“九叶”和“七月”，都当作是具有“共同性”的流派，而忽视其诗群内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求同”的方法，曾得到一批研究者的认同，所以对“九叶诗派”和“七月诗派”的研究，一度成为诗歌研究的“显学”。
当然，代际研究的主要是诗群而不是诗派，其研究对象内部的差异性是很大的。所以，一些有经验的研究者，本身又是诗群的参与者，深知诗群的复杂性和整体概括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作了调整和更新。陈仲义《诗的哗变——第三代面面观》，是最早研究“第三代”的专著，写于1989年，但出版于1994年。陈仲义是在两麻袋的民刊资料基础上，反复阅读和梳理，辛苦写就。虽然也是把“第三代”作为一个整体，但又不是简单地归纳出几条“代” 的特征，而是采用“分层细化”：从文化意识、生存体认、语言方式、美学原则、思维状态、表现手段，六个层面对“第三代”进行细致而深入地考察和分析，有诸多新奇的发现和独特的见解。作为“第三代”研究的开拓之作，此书出版后受到诗界的欢迎。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长处和局限。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的局限，因为“见林不见木”，所以，那种自觉地“背离”诗群或诗派的“独行侠”， 常常得不到关注。换言之，这种对诗群“共同性”的研究，就是要排除“偶然”和“例外”。比如，海子，虽然从年龄上也被归属于“第三代”，但他的诗与“第三代”的整体特征，却差异极大。所以，在代际研究中，虽然也提到海子，但在群体“共同性” 的概括中，海子诗的独特性，却无法得到详细的分析和应有的评价。几乎在所有的“第三代”研究中，海子都不是代表性的诗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后现代理论的不断输入，对偶然和断裂的重视，对归纳和概括的质疑，特别是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在学界和诗界影响越来越大。于是，整体概括的代际研究方法，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寻找和发现诗群的“共同性”，变为关注诗群“个体性”的差异性。
1996年出版的李振声《季节轮换》，是“第三代” 研究的第二部专著，明显受到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在《季节轮换》中，整体性概括的方法，被放弃了。李振声写道：
“想在‘第三代’身上概括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近于想象性虚构，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实验性诗潮的初衷和本意，被笼统纳入这范围的诗人及其作品，在开拓诗的言词模式、诗的感觉、想象、情感、理智等诸多状态的可能性上，有几乎无法加以归纳、梳理的众多向度，彼此少有衔接，贯通，甚至自身也很少保持一贯性，他们从根性上就拒绝以一种给世界以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诗的支撑点的做法，一切听命于有意为之的反叛和独创，向迄今为止包括同代人在内的所有中国诗歌宣告自己的独立，以致一种前后一贯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诗歌表达模式往往与他们无缘。”
李振声的研究方法，明显受到反本质主义的影响。他看到的是“众声喧哗”的“第三代”，强烈反叛同一性的规范，追求独特性的试验诗群体。所以，在他的专著中，整体性的概括，变为个体性的描述。他说：“……即使在对‘第三代”中某种具有群体性状的诗的现象和诗经验作出勾勒和综合性阐释、评述的时候，我也将优先考虑和对诗人个体性实验轨迹的关注和追踪，侧重诗作者个体性抒写的用意及其效应，包括对某些形式的功能测定及审美反应的分析、描述和适度的联想。”也正因为对个体诗人特殊性的关注，《季节轮换》对构成“第三代”各个诗歌群落代表性诗人的描述和分析，相当细致和深入，成为迄今为止对“第三代”文本研究最为清晰的专著。
“第三代”之后，又有 “中间代” 兴起。2004年，由安琪和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推出82位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一般认为，“中间代”与“第三代”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新的诗歌运动，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人化”写作群体。“中间代”虽然有一批优秀诗人，也提出相关的“中间代”诗论；但如何在这82位不同地域、不同艺术个性的诗人中，概括出作为“代”的特征，则很难做到。所以，“中间代”主要是以诗人们六十年代的出生年龄，作为“代”的标志。
“中间代”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代际研究”提出一个难题：在九十年代越来越“个人化”的写作中，如何寻找或概括出作为“代”的特征？
这在随后的“中生代”研究中，找到新的化解方法。大陆有关“中生代”的研究，最早是刘洁岷和张桃洲提出的，后来刘洁岷又与荣光启讨论并约稿，由荣光启写成《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这就是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开展的“中生代”讨论。由刘洁岷和张桃洲执笔的“编者按”，提出“中生代”的“非代性”的悖论观点。即名曰“中生代”，并不是以诗人出生年龄作为“代”的标志。荣光启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他们提出的“中生代”，“不是一个‘代性’的命名（虽然有‘代’字），而是一种‘品质’，性质意义上的命名，意味着某些诗人们出现的精神背景、诗歌理想和诗艺追求的一些共通性。”“……重要的不是突出历史时间中许多诗人渴求的自己属于那一代的‘代’，而是强调一种与诗歌本体的探寻有关的写作的精神、质地，这是一种‘非代性’的命名，是考察当代中国诗歌生长变迁的一种‘地质学’眼光。” 刘洁岷还提出以“写作年龄”代替“出生年龄”。出生年龄虽然相同，但“写作时间”却有先后，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只有在写作中，同处于一个时代语境，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具备“代”的相同特征。这也是产生诗群中某些“共通性”的基础。这“共通性”：既不是“诗派宣言”所提倡的“共同性”，也不是代际研究整体概括出的“共同性”，而是诗人们对有关诗歌精神、诗歌本体探索和诗艺探索中的某些“不约而同” 的相似相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的写作中，表面上看，诗歌群体的“共同性”模糊和消失了，但诗人们的创作中，仍然有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其实，新诗史上的某些群体和流派的形成，恰恰就是这种“不约而同”的“共通性”，所产生的内在凝聚力，把诗人们联系在一起。比如，“九叶”。这种“相通性”不是“泯灭”诗人艺术个性的“共同性”，而是既保持诗人们各自的艺术个性，又有某些对诗歌精神理解和艺术追求的相似相通，这才是真正的“志同道合”。
所以，刘洁岷、张桃洲、荣光启提出的“中生代”代际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带来新的思维。因为一种诗歌群体的形成和聚合，必然有某种凝聚力和精神上的共振点，作为维系群体的内在力量。“中生代”的“相通性”，就是这样一种诗群的内在凝聚力。如果缺少这样的“相通性”， 一盘散沙的一个个个体，是难以形成一个代际的群体。“中间代”缺少的，正是这种维系诗群的“相通性”。
以上我们对新时期以来的代际研究观点和方法的演变，作历时性的简单梳理，但不是说，新方法比旧方法好，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长处和局限。不是新方法“取代”旧方法，而是多种方法互补。郑敏先生认为：不能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是多元方法的并置，而非直线进步。多种方法结合成一个看当代新诗复杂性的知识网络，会比一种方法看问题，看到更多的内容，这样才能减少局限性。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第四代”，也许会得出比较周全的看法。从时间的角度看，从“第三代”到“第四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其实，从诗歌发展的层面看，“第三代”与“第四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承接延续关系，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代际之间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非常复杂。
在代际研究中，有两种命名方式：“诗人命名”与“研究者命名”。
很有意思的是，“第三代”、“中间代”、“中生代”、“第四代”等代际命名，早初都是“诗人命名”。诗人们所作的代际研究，多数是推出一批创作成就显著但未被诗界重视（包括自己在内），所谓被“遮蔽”的代表性诗人。这种“自我命名”，也被称为“自我经典化”。“自我命名”的诗人们如是说：“它是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是“对于一批在‘批评的缺失’中，长时期不为人重视的诗人给予关注”。
“诗人命名”之后，才有研究者参与，在反复质疑和讨论中，取得某些共识，而后逐渐被诗界所接受。如“第三代”、“中间代”和“中生代”。
“第四代”的命名，最初也是由一批诗人提出。影响较大的是2000年出版的，由诗人龚静染、聂作平编选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这个选本所收入的诗群，主要是以出生于60年代中后期，及少数生于70年代的诗人为主体。其二，《审视》诗刊2014年卷，推出“中国第四代诗歌专号”。所选的是“出生于1965—1989年之间的诗人”，涵盖了25年的时间，跨度很大。《审视》推出的共有126位诗人，是一批年龄相近的诗人的“集合”，因为难以概括或描述他们的“共通性”。
如果从诗人出生年龄看，《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审视》“第四代”诗专号，和卢辉所选的“第四代”诗人，都涵盖了“中间代”和“中生代”。（“中间代”和“中生代”，是以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这些出生年龄同处于一代的诗人，却又被各家划分归属于不同代际，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诗歌现象。
“诗人命名”，除了以年龄作为划定和确定人选的标准，另一项重要内容，也在努力进行各自所认定的“第四代”特征的理论概括。如龚静染、聂作平：《遮蔽与凸现——对中国“第四代诗歌”的一种描述角度》，卢辉的《“第四代”诗歌：一个时间性概念以及可能性诗学》。但由于所推出的诗人众多，无法进行整体概括，就采用分批分类的概括，试图描述出“第四代”某些“共通性”。
虽然，“诗人命名”的动机、目的和方法，没有根本的变化，但研究者对“第四代”命名，其态度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三十多年来代际研究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整体性概括的“共同性”，到关注“代际”中个体的独特性，再到描述群体“不约而同”的某些“共通性”。要在“代际”中概括出整体性特征，已经不可能了；但既然号称“第四代”，在重视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必须描述出群体“不约而同”的某些“相通性”，否则就无法说清“代”的特征。
受此影响，所以多数研究者，对“第四代”的提法，慎重多了。比如，北大副教授、诗人胡续冬，对自己被归入“第四代”，并没有常见的“中奖”喜悦，反而表现出一种研究者的清醒和冷静；虽然受到邀请，却对“第四代”的提法质疑，明确表示不认同。《审视》专号，也推出一些诗评家如霍俊明、王士强对“第四代”的研究。但他们也同样怀着审慎和思考的态度，对“第四代”的提法，表现出一种学理上讨论而不是简单认同的客观姿态，虽然霍俊明也同样被《审视》归入“第四代”。
迄今为止，“第四代”的提法还处在讨论期，还未得到广泛的认同。要想赢得诗界的普遍赞同，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这期间，诗界对“第四代”的提法和研究，自然会有更多的商榷、质疑和讨论，而不是简单的欢迎和快速的认同。
除了对“第四代”的“共通性”关注之外，各家所提出的“第四代”代表性诗人，虽然相同的是少数，多数是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诗人中，确实有一批优秀诗人，是值得重视，可以作为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得出“第四代”某些“共通性”，也许更有说服力。换言之，宏观的“代”的整体“共通性”描述，与代表性诗人的个案研究的相结合，是代际研究的新方法。
代际研究，除了“诗人命名”和“研究者命名”之外，还有“史家命名”。前两者命名是属于当代，而“史家命名”则属于后代，要经过更长时间的检验和沉淀，当然更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但当代人不能等到后代，即便是后代的“史家命名”，也是在当代“诗人命名”和“研究者命名”的基础上进行的，也要吸收当代的研究成果。
“江山代有才人出”，不管会遇到怎样的质疑，新的“代”的提出和代际研究，是不会停止的。
责任编辑 石华鹏
新时期以来，对“第三代”、“中间代”、“新生代”、“第四代”的研究，多采用这种方法。但代际研究的方法，会随着当代学界的哲学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按哲学解释学的观点，即知识观念更新在前，方法演变在后。
代际研究的传统方法，是对诗歌群体进行整体概括，即“求同”。整体性概括，就是“见林不见木”，从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中，寻找、发现和归纳出整体的“共同性”。也就是说，研究者对群体中个体的差异性，常常是“视而不见”，只寻找和概括其相同的特点。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想象的预设。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诗派研究，也多采用这种以归纳和概括诗群“共同性”为目的的方法。比如，把“九叶”和“七月”，都当作是具有“共同性”的流派，而忽视其诗群内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求同”的方法，曾得到一批研究者的认同，所以对“九叶诗派”和“七月诗派”的研究，一度成为诗歌研究的“显学”。
当然，代际研究的主要是诗群而不是诗派，其研究对象内部的差异性是很大的。所以，一些有经验的研究者，本身又是诗群的参与者，深知诗群的复杂性和整体概括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作了调整和更新。陈仲义《诗的哗变——第三代面面观》，是最早研究“第三代”的专著，写于1989年，但出版于1994年。陈仲义是在两麻袋的民刊资料基础上，反复阅读和梳理，辛苦写就。虽然也是把“第三代”作为一个整体，但又不是简单地归纳出几条“代” 的特征，而是采用“分层细化”：从文化意识、生存体认、语言方式、美学原则、思维状态、表现手段，六个层面对“第三代”进行细致而深入地考察和分析，有诸多新奇的发现和独特的见解。作为“第三代”研究的开拓之作，此书出版后受到诗界的欢迎。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长处和局限。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的局限，因为“见林不见木”，所以，那种自觉地“背离”诗群或诗派的“独行侠”， 常常得不到关注。换言之，这种对诗群“共同性”的研究，就是要排除“偶然”和“例外”。比如，海子，虽然从年龄上也被归属于“第三代”，但他的诗与“第三代”的整体特征，却差异极大。所以，在代际研究中，虽然也提到海子，但在群体“共同性” 的概括中，海子诗的独特性，却无法得到详细的分析和应有的评价。几乎在所有的“第三代”研究中，海子都不是代表性的诗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后现代理论的不断输入，对偶然和断裂的重视，对归纳和概括的质疑，特别是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在学界和诗界影响越来越大。于是，整体概括的代际研究方法，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寻找和发现诗群的“共同性”，变为关注诗群“个体性”的差异性。
1996年出版的李振声《季节轮换》，是“第三代” 研究的第二部专著，明显受到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在《季节轮换》中，整体性概括的方法，被放弃了。李振声写道：
“想在‘第三代’身上概括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近于想象性虚构，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实验性诗潮的初衷和本意，被笼统纳入这范围的诗人及其作品，在开拓诗的言词模式、诗的感觉、想象、情感、理智等诸多状态的可能性上，有几乎无法加以归纳、梳理的众多向度，彼此少有衔接，贯通，甚至自身也很少保持一贯性，他们从根性上就拒绝以一种给世界以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诗的支撑点的做法，一切听命于有意为之的反叛和独创，向迄今为止包括同代人在内的所有中国诗歌宣告自己的独立，以致一种前后一贯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诗歌表达模式往往与他们无缘。”
李振声的研究方法，明显受到反本质主义的影响。他看到的是“众声喧哗”的“第三代”，强烈反叛同一性的规范，追求独特性的试验诗群体。所以，在他的专著中，整体性的概括，变为个体性的描述。他说：“……即使在对‘第三代”中某种具有群体性状的诗的现象和诗经验作出勾勒和综合性阐释、评述的时候，我也将优先考虑和对诗人个体性实验轨迹的关注和追踪，侧重诗作者个体性抒写的用意及其效应，包括对某些形式的功能测定及审美反应的分析、描述和适度的联想。”也正因为对个体诗人特殊性的关注，《季节轮换》对构成“第三代”各个诗歌群落代表性诗人的描述和分析，相当细致和深入，成为迄今为止对“第三代”文本研究最为清晰的专著。
“第三代”之后，又有 “中间代” 兴起。2004年，由安琪和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推出82位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一般认为，“中间代”与“第三代”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新的诗歌运动，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人化”写作群体。“中间代”虽然有一批优秀诗人，也提出相关的“中间代”诗论；但如何在这82位不同地域、不同艺术个性的诗人中，概括出作为“代”的特征，则很难做到。所以，“中间代”主要是以诗人们六十年代的出生年龄，作为“代”的标志。
“中间代”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代际研究”提出一个难题：在九十年代越来越“个人化”的写作中，如何寻找或概括出作为“代”的特征？
这在随后的“中生代”研究中，找到新的化解方法。大陆有关“中生代”的研究，最早是刘洁岷和张桃洲提出的，后来刘洁岷又与荣光启讨论并约稿，由荣光启写成《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这就是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开展的“中生代”讨论。由刘洁岷和张桃洲执笔的“编者按”，提出“中生代”的“非代性”的悖论观点。即名曰“中生代”，并不是以诗人出生年龄作为“代”的标志。荣光启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他们提出的“中生代”，“不是一个‘代性’的命名（虽然有‘代’字），而是一种‘品质’，性质意义上的命名，意味着某些诗人们出现的精神背景、诗歌理想和诗艺追求的一些共通性。”“……重要的不是突出历史时间中许多诗人渴求的自己属于那一代的‘代’，而是强调一种与诗歌本体的探寻有关的写作的精神、质地，这是一种‘非代性’的命名，是考察当代中国诗歌生长变迁的一种‘地质学’眼光。” 刘洁岷还提出以“写作年龄”代替“出生年龄”。出生年龄虽然相同，但“写作时间”却有先后，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只有在写作中，同处于一个时代语境，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具备“代”的相同特征。这也是产生诗群中某些“共通性”的基础。这“共通性”：既不是“诗派宣言”所提倡的“共同性”，也不是代际研究整体概括出的“共同性”，而是诗人们对有关诗歌精神、诗歌本体探索和诗艺探索中的某些“不约而同” 的相似相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的写作中，表面上看，诗歌群体的“共同性”模糊和消失了，但诗人们的创作中，仍然有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其实，新诗史上的某些群体和流派的形成，恰恰就是这种“不约而同”的“共通性”，所产生的内在凝聚力，把诗人们联系在一起。比如，“九叶”。这种“相通性”不是“泯灭”诗人艺术个性的“共同性”，而是既保持诗人们各自的艺术个性，又有某些对诗歌精神理解和艺术追求的相似相通，这才是真正的“志同道合”。
所以，刘洁岷、张桃洲、荣光启提出的“中生代”代际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带来新的思维。因为一种诗歌群体的形成和聚合，必然有某种凝聚力和精神上的共振点，作为维系群体的内在力量。“中生代”的“相通性”，就是这样一种诗群的内在凝聚力。如果缺少这样的“相通性”， 一盘散沙的一个个个体，是难以形成一个代际的群体。“中间代”缺少的，正是这种维系诗群的“相通性”。
以上我们对新时期以来的代际研究观点和方法的演变，作历时性的简单梳理，但不是说，新方法比旧方法好，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长处和局限。不是新方法“取代”旧方法，而是多种方法互补。郑敏先生认为：不能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是多元方法的并置，而非直线进步。多种方法结合成一个看当代新诗复杂性的知识网络，会比一种方法看问题，看到更多的内容，这样才能减少局限性。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第四代”，也许会得出比较周全的看法。从时间的角度看，从“第三代”到“第四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其实，从诗歌发展的层面看，“第三代”与“第四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承接延续关系，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代际之间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非常复杂。
在代际研究中，有两种命名方式：“诗人命名”与“研究者命名”。
很有意思的是，“第三代”、“中间代”、“中生代”、“第四代”等代际命名，早初都是“诗人命名”。诗人们所作的代际研究，多数是推出一批创作成就显著但未被诗界重视（包括自己在内），所谓被“遮蔽”的代表性诗人。这种“自我命名”，也被称为“自我经典化”。“自我命名”的诗人们如是说：“它是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是“对于一批在‘批评的缺失’中，长时期不为人重视的诗人给予关注”。
“诗人命名”之后，才有研究者参与，在反复质疑和讨论中，取得某些共识，而后逐渐被诗界所接受。如“第三代”、“中间代”和“中生代”。
“第四代”的命名，最初也是由一批诗人提出。影响较大的是2000年出版的，由诗人龚静染、聂作平编选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这个选本所收入的诗群，主要是以出生于60年代中后期，及少数生于70年代的诗人为主体。其二，《审视》诗刊2014年卷，推出“中国第四代诗歌专号”。所选的是“出生于1965—1989年之间的诗人”，涵盖了25年的时间，跨度很大。《审视》推出的共有126位诗人，是一批年龄相近的诗人的“集合”，因为难以概括或描述他们的“共通性”。
如果从诗人出生年龄看，《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审视》“第四代”诗专号，和卢辉所选的“第四代”诗人，都涵盖了“中间代”和“中生代”。（“中间代”和“中生代”，是以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这些出生年龄同处于一代的诗人，却又被各家划分归属于不同代际，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诗歌现象。
“诗人命名”，除了以年龄作为划定和确定人选的标准，另一项重要内容，也在努力进行各自所认定的“第四代”特征的理论概括。如龚静染、聂作平：《遮蔽与凸现——对中国“第四代诗歌”的一种描述角度》，卢辉的《“第四代”诗歌：一个时间性概念以及可能性诗学》。但由于所推出的诗人众多，无法进行整体概括，就采用分批分类的概括，试图描述出“第四代”某些“共通性”。
虽然，“诗人命名”的动机、目的和方法，没有根本的变化，但研究者对“第四代”命名，其态度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是三十多年来代际研究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整体性概括的“共同性”，到关注“代际”中个体的独特性，再到描述群体“不约而同”的某些“共通性”。要在“代际”中概括出整体性特征，已经不可能了；但既然号称“第四代”，在重视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必须描述出群体“不约而同”的某些“相通性”，否则就无法说清“代”的特征。
受此影响，所以多数研究者，对“第四代”的提法，慎重多了。比如，北大副教授、诗人胡续冬，对自己被归入“第四代”，并没有常见的“中奖”喜悦，反而表现出一种研究者的清醒和冷静；虽然受到邀请，却对“第四代”的提法质疑，明确表示不认同。《审视》专号，也推出一些诗评家如霍俊明、王士强对“第四代”的研究。但他们也同样怀着审慎和思考的态度，对“第四代”的提法，表现出一种学理上讨论而不是简单认同的客观姿态，虽然霍俊明也同样被《审视》归入“第四代”。
迄今为止，“第四代”的提法还处在讨论期，还未得到广泛的认同。要想赢得诗界的普遍赞同，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这期间，诗界对“第四代”的提法和研究，自然会有更多的商榷、质疑和讨论，而不是简单的欢迎和快速的认同。
除了对“第四代”的“共通性”关注之外，各家所提出的“第四代”代表性诗人，虽然相同的是少数，多数是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诗人中，确实有一批优秀诗人，是值得重视，可以作为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得出“第四代”某些“共通性”，也许更有说服力。换言之，宏观的“代”的整体“共通性”描述，与代表性诗人的个案研究的相结合，是代际研究的新方法。
代际研究，除了“诗人命名”和“研究者命名”之外，还有“史家命名”。前两者命名是属于当代，而“史家命名”则属于后代，要经过更长时间的检验和沉淀，当然更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但当代人不能等到后代，即便是后代的“史家命名”，也是在当代“诗人命名”和“研究者命名”的基础上进行的，也要吸收当代的研究成果。
“江山代有才人出”，不管会遇到怎样的质疑，新的“代”的提出和代际研究，是不会停止的。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