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和刘邦
　　如果说项羽是英雄的话，那么刘邦根本就不是英雄了，因为项羽所具备的英雄条件，刘邦一个都没有：没有武功，身体也不强壮，甚至有点胆小。项羽向他挑战，他也不敢出来。可是刘邦毕竟有“皇帝相”，后来变成汉朝的高祖，刘邦的后代汉武帝也成了太史公的“上司”，太史公不能把汉朝的老祖宗写得那么差，所以在《高祖本纪》中，他用了很多资料，包括神话，来营造刘邦的天子命运。比如说刘邦的妈妈在泽边休息，梦中与神相遇，别人看见有一条龙趴在她身上，之后便有了身孕；以及刘邦年轻的时候斩白蛇等等。这些神话的材料都不见得是塑造英雄的基本材料，然后就讲到刘邦这个人个性比较温和，是王者之材。司马迁的整个構思是，如果刘邦是王者之材的话，项羽最多只能做一个霸主。王和霸，变成太史公书里两个对称性的名称。当然，从儒家的传统来讲，“霸道”是很坏的，而“王道”很好。可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和霸是对等的，各个英雄都要称霸，所以项羽的政治理想还停留在春秋战国时代，他的政治野心只不过想做一个“楚霸王”。因为最后亡楚、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秦，项羽因此很恨秦始皇，也很不喜欢秦朝。然而他要恢复春秋战国做霸主的那个时代，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刘邦却是不知不觉地在各种参谋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一种王者之气，变成了皇帝，大将韩信、军师张良等人都来帮助他，最后成就了大业。那么，司马迁心中真正赞扬的是像项羽这样的英雄霸主，还是像刘邦这样的帝王？
　　鸿门宴之后，我们发现“剧情”急转直下，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局面就改了。在此之前，每一场战争都是项羽大赢，可是从此之后，项羽逐渐失去天命。彭城一战，原来是项羽大破汉军，杀汉卒十余万，然而突然“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司马迁花了不少笔墨描写楚汉相争，也把刘邦自私的个性表现了出来，逃亡时他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推下车！两个领袖的个性和操守刚好相反，一个骄横、一个胆怯，然而最后反而是没有什么才干的刘邦赢了。天意何在？难道司马迁行文之中没有暗藏反讽吗？也许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历史的事实是：淮阴侯韩信率兵相助，这才真正大破楚军，围楚军于垓下，逼得项羽走投无路，最后到了乌江终于自刎而死。
　　英雄末路：霸王别姬
　　“乌江自刎”这一段写得最为精彩，后世人屡屡称道，后来被改编成通俗戏曲中的《霸王别姬》，脍炙人口。然而，为什么在这个紧要关头，项羽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女人虞姬呢？我们且仔细看看司马迁是怎么写的：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一段描写绝对像是史诗，换言之，它已经超出历史的叙述，而进入一种半神话的境界。英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美人，但司马迁完全没有交代她的身世，项羽唱了数首歌之后，“美人和之”，却没有把虞姬的歌词写出来，据《楚汉春秋》所记，歌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不太像歌词，而像是评论，说大王气数已尽，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她是如何自杀的，可能像当代电影《霸王别姬》所描写的，拿了大王的剑自刎而死。反而那匹一日行千里的神马，项羽不忍杀，把它送给欲为之渡河的乌江亭长。在中西神话里，马也是英雄不可少的伙伴，甚至比美女更重要。马的“神性”往往到最后才显示出来。最终项羽在杀死数百敌人之后自刎而死。这些细节也超越了历史叙述，突出了戏剧性。这根本就是小说笔法，然而当时还没有“小说”或“历史演义”这种文类。怪不得后世人把这个经典场面一再搬上舞台和银幕。
　　对于项羽的评价问题
　　《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项羽的整体评价。这一段我岂止看两三遍，但每次看的结论都不一样，到底太史公的态度是褒多于贬，还是贬多于褒？我们且一句一句地看：太史公听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项羽也是这样，莫非项羽就是舜的后代？不然他“何兴之暴也”，“暴”的意思是“突然”，他在短短三年之内，从没有尺寸之地，到率领五国诸侯攻秦，独霸天下，“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作为西楚霸王，发号施令，的确是近古以来所未有的。这些话都是赞赏之词，甚至说项羽可能有舜的血统，几句话把他纳入儒家的传统里。接着，太史公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眼来总结他对于项羽的评价。这三个不同的字眼，仔细揣摩起来是仔细斟酌过的。“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这句话是说：背弃了“先入关者，王”的盟约（本来是刘邦先入关），心怀故乡楚国，把义帝赶走，这个是不对的，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有批评的意思了。然后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意思是这样就太过分了。其实司马迁对项羽的看法在逐层推进，前面说你还不错，接着就说你这样说不过去吧，然后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到了最后，太史公引了项羽的话然后加以否定：“‘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讲了至少三四次“天亡我”，到最后还是要说“天亡我”，太史公就说他“岂不谬哉”，就是荒谬之极。到底这个评价有没有道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表面上司马迁说项羽完全没有道理，他哪里有资格说什么“天亡我”？可是自古中西英雄的悲剧都是和“天命”有关。希腊有一个字眼“hubris”，意思是“骄傲”——一种要知天意的骄傲。我觉得项羽的骄傲也有点这个意味，项羽的霸气太足了，觉得自己是不可征服的（invincible），不是因为勇气不足、武力不够或打得不好，而是时运不济，得不到天命。奈何？而刘邦偏偏有天保佑，中国历代的皇帝都要承天命、要祭天，托天保佑。那么，司马迁看重的是天命还是英雄气概？
　　美国学者杜润德说：司马迁在《史记》里展现的文学视野，有时甚至颠覆了他自己的史观，即使不完全颠覆，至少出现了矛盾。例如“通古今之变”原来是建立在“治”和“乱”的轮替，而“乱”必先于“治”，为新的“治”铺路，那么，如果新的“政治秩序”本身有问题，又如何处理在此之前的“乱世”呢？俗语谓：乱世出英雄，其实不止英雄，司马迁敬仰的孔子也生于乱世。我们可以想象，司马迁在探讨“天人之际”的个案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到：究竟是“天命”还是“人事”更重要？如果“天命”更重要，为什么司马迁要花如此巨大的篇幅写“列传”？他把项羽放在“本纪”里，又把他描写得这么悲壮，似乎在揭示一个新的观点：历史是人造的，虽然终究不能违背天命（项羽的悲叹：“天亡我”），但人的个性有时候也可以推动历史，至少这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纠葛和矛盾。我们从其他史料知悉：司马迁为汉朝几位先帝所写的传记，包括《高祖本纪》，都不合汉武帝的胃口，所以他要把《史记》藏诸名山。既然如此，他愿意故意降低对项羽的评价吗？
　　（摘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