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律解释的正确性在于结论的妥当性。
　　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明明知道一种法律解释的结论不合理、不妥当，违背公平正义，还要忍受结论的不合理，同时将责任推给立法者。比如，本文并不相信会有税务工作人员认为，形式上的三流不一致不能抵扣税款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常识判断问题。但最大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认为，“我是执法者，我只管执行就是了”。出了问题，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以下简称“192号文”）192号文起草者的问题，与我无关。
　　不知道192号文的起草者愿不愿意背这个“大黑锅”。这种倾向可以定性为“立法论”，将一切不合理问题归咎于立法问题，好比一个只顾低头搬砖、和泥的泥水匠，从不考虑自己正在从事建造的建筑物整体的设计如何，要达到什么功能。这种偏执的“立法论”，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工作者应该有的处事态度。
　　法律漏洞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法律漏洞是从错误的法律解释过程中产生的，是立法论者从形式解释的层次上创造或者臆想出来的。如192号文，本文已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得出了合理妥当的结论。但若把它当成法律漏洞，把它解释成不合理的方式，这就有点过分偏执了。
　　虽然大陆法系典型的推理方式为演绎推理，即从一般到特殊，从规则（大前提）到事实（小前提）的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但事实上法律解释的过程，是有着法学素养的人，在内心先有了结论预判，然后去为自己的结论找依据；在寻找依据的过程中有可能不断修正自己预判的结论。寻找法律依据的过程，必须以妥当的、公平正義的结论为引导。
　　结论
　　192号文表述的“所支付款项的单位”指的是收款单位，要求收款单位与开票单位相一致。而理解税法上的收款单位，要参照民法规定和社会经验，将其理解为实质上享受了货款利益的人。
　　将192号文作为形式上“三流一致”依据的主张，事实上是以“该文件违法”为逻辑起点所作的分析，这并不是正确的法律解释途径。应该以妥当的结论为引导，作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法律漏洞并不如“立法论者”臆想的那么多，很多问题完全可以在法律解释的层面去解决。将所有法律适用问题一股脑推给立法者，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工作者应该有的处事态度。
　　从法律视角看“三流一致”的问题，要先将192号文看作一个良法，在此基础上对其内容作出一个善意的、合法的解释，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思路下，“三流一致”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192号文也不是部分人心中想像的“恶法”。这种思路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法律解释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