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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1781 巴黎-萨尔茨堡
二十一岁，我写的歌剧、交响曲、钢琴奏鸣曲和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和协奏曲以及声乐作品深受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欢迎。作为欧洲音乐界的一颗新星，萨尔茨堡这个小镇已经很难满足我对创作、演出、社交的需要，而且宫廷乐师这个谦卑的职位已经拴不住我这颗想要做自由音乐家的心。斟酌再三，在得到爸爸的允许后，我向大主教递交了辞呈。没想到大主教竟然觉得这是对他的冒犯，他恼怒地斥责了我，并迁怒于父亲，把我们父子俩一同辞退了。
爸爸的苦苦哀求令大主教回心转意，允许他继续留任副职。而我，第一次感到无比的自由，带着亲爱的妈妈一起，像“被家乡人厌弃却能在异乡得到荣耀”的主耶稣那样，离开萨尔茨堡，向巴伐利亚和巴黎进发。我相信，在那里，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出发后的第二天，我们抵达慕尼黑，觐见六岁时的恩主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很不巧，他目前的宫廷乐师之职并无空缺，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路过了爸爸的故乡奥格斯堡，辗转到了曼海姆。在这里，我遇见了我一生中的真爱——阿罗西亚（Aloysia）。在卡洛琳公主的宫廷音乐会上，我听到了自己的歌剧《路西奥·希拉》中的两首咏叹调。女高音优美灿烂的音色和俊俏的面容一下子捕获了我的心。我，在人生的落魄之时找到了爱情。阿罗西亚的父亲弗里多林·韦伯（Fridolin Weber）是一个过气的歌手，家里有很多女儿，一贫如洗，阿罗西亚是他的二女儿，一位出色的女高音。如果阿罗西亚和我一起旅行演出，我愿意把赚到的演出费全部交给韦伯先生，帮他重振家业。但当我写信把这一切告诉父亲时，他竟然大发雷霆。我爱爸爸，为了不让他伤心，我和阿罗西亚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继续向巴黎进发。韦伯先生为我开了送别音乐会，阿罗西亚含着眼泪唱了我为她写的咏叹调。
抵达巴黎后，妈妈累得倒下了。她血流不止，卧床不起。我的音乐上演不顺，也很难找到学生授课，入不敷出，生活无比拮据。为了再次获得巴黎的承认，我决定在创作中采取一些策略，既要符合他们的口味，又要给他们一些新鲜的刺激。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交响曲都有一个共同点：首乐章和末乐章都用整个乐队的齐奏来开头。于是，我在《D大调交响曲“巴黎”》（K. 300a）中的第一乐章采用了他们的这个套路，用了主和弦的齐奏，而第四乐章先用小提琴轻轻吟唱，待诧异的观众议论纷纷时，再全体强音齐奏，这种在疑惑和期待中得到惊喜的效果引来满堂喝彩。回到家，我立即写信向爸爸汇报这个成功的消息。哪里知道，此时，躺在隔壁的妈妈正走向天堂。
在这个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妈妈的去世、爸爸的无声责难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悲愤和冤屈。我写下了《A小调钢琴奏鸣曲》（K.310），这是我写的第一首小调奏鸣曲，我用灰暗阴沉的主和弦锤打着我最心爱的键盘，用无比哀怨的对答来表达无可救药的忧伤，用魔鬼般的减七和弦疯狂地咆哮……这是我二十二岁的生命中最沉痛的乐章。
这时，爸爸来信告诉我，他为我在萨尔茨堡谋到了一个管风琴师的职位， 让我回去就职。他还说，一旦回到家乡，大主教很有可能让我重返宫廷乐师的职位。落魄疲惫的我别无选择，只好折返回乡。路经慕尼黑，我探望了心爱的阿罗西亚，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选帝侯给了她一份丰厚的佣金，不久，她就会在慕尼黑成为一流的演唱家。原想开口向她求婚，但见她在这里这样快乐而充满希望，我不忍心让她陷入两难的抉择。如果她选择爱情，就必须跟着一个落魄的天才回到乡下小镇；如果她留在慕尼黑，她将前途无量。我不能给她更好的，只有默默地在心中和她说：“别了，我的爱。愿你找到比我更好的，虽然不会是比我更爱你的人。”
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我回到了爸爸的身边。新的工作给我带来比辞职前更丰厚的报酬，但大主教还是那样高高在上、趾高气昂。萨尔茨堡，我的故乡，是那样的土气、肤浅：没有好的乐队，没有像样的剧场，我的同胞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需要艺术和音乐。两年里，我没有接到过一个约稿，在这里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1780年，我总算收到巴伐利亚选帝侯给我的约稿《伊多梅纽》（K. 366），首演告捷。接着，我作为随从跟大主教到维也纳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二世的登基大典。得知我的到来，我的旧恩主图恩（Thun）伯爵夫人以重金邀请我到府上为新皇演奏，没想到这份尊贵的邀请居然被我的主人粗鲁地拒绝了。在这个心胸狭隘的大主教的眼里，我不过是他手下的一名奴仆，他完全不能接受我在帝都被捧为欧洲上流社会明星的事实。再也无法忍受他的百般刁难，我再一次递上辞呈。这次，我将不再回头。我要到维也纳，用我的才华来证明，我是艺术家，不是仆人！
1781 维也纳
刚到维也纳，我就来到老朋友韦伯的家。韦伯先生已经去世，我心爱的阿罗西亚也已出嫁。老夫人带着几个女儿，靠出租家里的客房为生。我果断决定入住，并对初长成的三女儿康斯坦策印象深刻。
从英国来的意大利人穆齐奥·克莱门蒂在欧洲巡演，此刻正路过维也纳。约瑟夫二世邀请我到皇宫和他比试高低，我欣然前往。我们轮流在钢琴上表演自己的作品并即兴创作演奏，算是打了平手。作为英国著名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克莱门蒂虽然在音乐的品位和处理上缺乏乐感，但他的右手技巧卓越，尤其是三度音阶的奔跑。
这场竞赛虽然不分胜负，却让我又一次在维也纳成为明星。作为钢琴家，我的名字成为票房的保证。为了在一场音乐会中容纳更多的观众，我不再选择狭小的剧院，而是别出心裁地租用了Trattnerhof大厦的一间大厅和Mehlgrube饭店的舞厅举办我的钢琴独奏和协奏曲音乐会。作为作曲家兼钢琴家，我既可以严肃地呈现作品，又可以灵活地即兴演奏，和观众亲密而热烈的互动令维也纳再一次为我疯狂。
和约瑟夫二世的会面也让我了解到这位年轻的帝王正在雄心勃勃地振兴奥地利文化。他鼓励创作和演唱德语歌剧，来摆脱长期占领市场的法语、意大利语歌剧，但苦于没有原创作品。原来的法国剧院虽然更名为德国国家剧院，但上演的都是些意大利语、法语歌剧的德语翻译版本。一年后，我的第一部德语原创歌剧《后宫诱逃》在皇家城堡剧院首演。音乐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成功预示着我将在帝都维也纳站稳脚跟。 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和康斯坦策日久生情。我爱她，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后宫诱逃》的女主人公。康斯坦策虽算不上聪明漂亮，但身材姣好，性格温柔，应该能够胜任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我真心想娶她为妻。虽然父亲又一次强烈反对我和韦伯家的联姻，但我还是在1782年4月和康斯坦策结婚了。婚礼的第二天，我收到了父亲祝福的信，第二年，我带着妻子和我的长子莱蒙德·利奥波德（Raimund Leopold）回老家探望了父亲。不幸的是，孩子三个月后就夭亡了。
回到维也纳，我继续投入创作和表演。作为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作为自己的经纪人，我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丰厚的收入。为了让我们这个小家庭过上贵族般的奢华生活，我们搬到市中心年租四百六十弗洛林斯的豪华公寓，购买了一架九百弗洛林斯的钢琴，送二儿子卡尔·托马斯（Karl Thomas）去昂贵的寄宿学校读书，还有了自己的仆人。
1784-1790 《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
1784年12月，我加入维也纳的共济会。在这个以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为宗旨的组织里，弟兄们不分出生贵贱，是在共同的信仰下追求真理。共济会的音乐和当下流行的千篇一律歌颂快乐的“华丽派”不同，它追求博爱、智慧、忍耐、诚实、忠义和对自由的理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那愚蠢而又放荡的贵族老爷与聪明仆人之间的较量恰好体现了共济会的信仰——“品德之高贵与否和出生的贵贱无关”。主角费加罗虽然出生贫贱，但道德高尚；他的主人公爵大人虽然生来富贵，却心灵猥琐。于是，我被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所占据，一部前所未有的意大利喜歌剧即将诞生。脚本作者达·彭特先生的文学天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这出尖锐的、以下犯上的原作润饰成笑点百出的喜剧，和我不走寻常路的乐思相得益彰。《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5月1日在皇家城堡剧院（Burgtheater）首演，由我本人亲自指挥。几乎每一首咏叹调结束后都有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首演大获成功。然而，由于歌剧的主题敏感，帝都的贵族被触怒了，歌剧很快被禁演。这时，布拉格——这个真正欣赏我才华的福地张开臂膀拥抱了我。《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连演十场，我因此而得到了布拉格剧院下一个演出季的约稿。欣喜之下，我再次邀请达·彭特为我写脚本，作品是喜歌剧《唐璜》。
1787年夏天，我搬到布拉格为当地演员量声定制咏叹调。《唐璜》首演日，为了让女高音的尖叫更有真实感，我从乐池指挥台上跑到后台，亲手掐了演员的大腿，效果果然逼真！歌剧在当地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站在舞台谢幕的时候，我想告诉对我欢呼的观众：今天的成就都归功于爸爸几十年来的心血。然而，在我创作这部生命中最成功的作品时，他却在故乡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他为我付出了一切，而我却用叛逆来报答他，这份愧疚将折磨着我，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在担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达三十年之久的格鲁克去世后，约瑟夫二世终于聘请我为他宫廷的乐队作曲家。这份工作虽然薪酬不高，但工作量也很少，只需要为每年的冬宫舞会谱曲，对我来说是荣誉大于经济利益。
1788年，奥地利向土耳其宣战。我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贵族学生都纷纷逃离帝都。音乐会没有了观众，更没有人再向我约稿。作为宫廷作曲家的八百弗洛林斯的年薪成为我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得不搬离了才入住不到半年的内城区的Tuchlauben街，迁入第九区郊外的W？hringer街。虽然地段改变了，但新屋子的面积更加宽敞。然而，住得离市中心远了，马车和车夫的费用总是省不了，总体来说并没有节省多少开销。入不敷出，我的经济状况出现了红灯，不得不向共济会的好弟兄借钱度日。1789年，我随着恩主卡尔·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一行周游了德国，一路演出，收获很多掌声、很少现金。
回到维也纳不久，我开始第三次和达·彭特的合作，谱写歌剧《女人心》。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因为我的老朋友和老对手、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萨列里刚刚获得了维也纳宫廷乐师的位置。他是约瑟夫二世的钢琴老师，两人相识二十多年，师生情长。他对我的妒忌满朝皆知——当年为阻止《费加罗的婚礼》上演，他质疑我在剧中的每一个创新，并不断地在皇帝耳边进谗言。虽然他上任后就在皇家城堡剧院隆重再演了我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的作品只赚名不赚利。学生是我们唯一可靠的经济来源。凭着自己的人脉，萨列里把皇宫贵族子弟尽收到自己的门下为徒，赚得盆满钵满，但只要有仰慕我的人想拜我为师，他就会用“天才非良师”的谬论来败坏我的声誉，使我门庭冷落，生活窘迫拮据。作为同胞，他用小恩小惠拉拢达·彭特为他的御用写词人，但他们合作的结果就是一部又一部次品的诞生。维也纳的作曲家中，唯有我才能洞悉后者文字中的智慧、幽默、简约、有型和极富喜感的微妙架构。只有和我的音乐相结合，达·彭特的脚本才能化生为不朽的喜歌剧。感谢上帝，这次萨列里为《女人心》写了一幕就放弃了，现在，这个珍贵的脚本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定要让它成为经典。年尾，我在家里简单排演了歌剧《女人心》（K. 588），1790年1月正式彩排。正在维也纳度假的海顿先生两次都到现场观摩，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大的肯定。同月，这部我本人十分满意的作品首演于皇家城堡剧院。
1790年2月，明君约瑟夫二世驾崩，举国哀悼，这也致使我的《女人心》停演。先皇的弟弟、仇视共济会的利奥波德二世继位。我到法兰克福参加了他的加冕礼，演奏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加冕》（K.537），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我的反感。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再对雇主那么敏感了。可怜的康斯坦策已经为我生了五个孩子，但只有卡尔幸存下来。作为丈夫和父亲，我的首要职责是为这个家多赚钱，给我亲爱的妻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憋屈难过的时候，我就借酒消愁，一醉方休。 1791 《魔笛》《安魂曲》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我遇见了共济会的弟兄、维多剧院的经理Schikaneder，他给了我一个脚本《魔笛》，希望我能把它创作成一部德语歌剧。记得十年前刚刚落户维也纳时，我的第一部德语歌剧《后宫诱逃》让维也纳摆脱了意大利语、法语歌剧的统治，推进了先皇约瑟夫二世振兴本土文化的运动。十年后，我要把自己在生活和音乐中的成长和收获都投入到这部新的德语歌剧中去，让这出脚本平庸的神话杂剧，通过我的音乐，成为流芳百世的杰作。我把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到巴登的温泉疗养，自己则搬到维多剧院旁专心创作。
1791年7月，当我的第六个孩子诞生时，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给了我一份报酬不菲的约稿，要我匿名写一部《安魂曲》。这像是个不祥的征兆——他走后，我就大病一场。不久布拉格又来约稿，为利奥波德二世登基庆典而作的正歌剧《蒂托的仁慈》。这时候，《魔笛》的创作已接近尾声。
1791年9月，我应邀到布拉格，在新皇的登基典礼上指挥了布拉格人民热爱的《唐璜》和《蒂托的仁慈》的首演。匆匆赶回维也纳后，我立即投入到《魔笛》的彩排和首演中。借着这部德语正歌剧，我淋漓尽致地歌颂了共济会的基本精神——“真理、道德、博爱与和谐”，它简直就是我政治理想的化身。维也纳，又一次为我欢呼！陶醉在巨大的成功中，我几乎忘记了那个不祥的《安魂曲》约稿。没想到神秘的黑衣人又一次出现在我家门，提醒我要完成他的约稿。这时，我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终于病倒了。带病工作，我满脑子都是安魂曲的歌词，第一乐章完成之时，我已经确定我在为自己谱写葬礼进行曲。
如果没有这部《安魂曲》，我不会知道自己三十五岁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神秘主人一定是魔鬼，他知道我被嫉妒我才华的人下了毒，将要离开我的家人、我可怜的孩子们、我爱的和爱我的共济会弟兄们，到一个不被虚荣所奴役，不被潮流所左右，可以跟随自己心灵的召唤，谱写自由乐章的乐土。所以，他让我为自己写安魂曲。在死亡之床，我的心中居然有一丝喜悦，因为我已经用《魔笛》向这个曾经给予我荣耀、磨难、侮辱、爱和幸福的人间作了谢幕。但我还要挣扎着站起来，指挥我的最后一部作品、共济会谱写的康塔塔《大声宣告我们的快乐》（Laut verkunde unsre Freude，K.623），向这个我无比留恋的世界作最后的安可。至于安魂曲，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有追上死神的脚步，成为我未完成的遗作。
我走了，愿我的音乐，我的爱让你们永远快乐！
二十一岁，我写的歌剧、交响曲、钢琴奏鸣曲和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和协奏曲以及声乐作品深受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欢迎。作为欧洲音乐界的一颗新星，萨尔茨堡这个小镇已经很难满足我对创作、演出、社交的需要，而且宫廷乐师这个谦卑的职位已经拴不住我这颗想要做自由音乐家的心。斟酌再三，在得到爸爸的允许后，我向大主教递交了辞呈。没想到大主教竟然觉得这是对他的冒犯，他恼怒地斥责了我，并迁怒于父亲，把我们父子俩一同辞退了。
爸爸的苦苦哀求令大主教回心转意，允许他继续留任副职。而我，第一次感到无比的自由，带着亲爱的妈妈一起，像“被家乡人厌弃却能在异乡得到荣耀”的主耶稣那样，离开萨尔茨堡，向巴伐利亚和巴黎进发。我相信，在那里，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出发后的第二天，我们抵达慕尼黑，觐见六岁时的恩主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很不巧，他目前的宫廷乐师之职并无空缺，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路过了爸爸的故乡奥格斯堡，辗转到了曼海姆。在这里，我遇见了我一生中的真爱——阿罗西亚（Aloysia）。在卡洛琳公主的宫廷音乐会上，我听到了自己的歌剧《路西奥·希拉》中的两首咏叹调。女高音优美灿烂的音色和俊俏的面容一下子捕获了我的心。我，在人生的落魄之时找到了爱情。阿罗西亚的父亲弗里多林·韦伯（Fridolin Weber）是一个过气的歌手，家里有很多女儿，一贫如洗，阿罗西亚是他的二女儿，一位出色的女高音。如果阿罗西亚和我一起旅行演出，我愿意把赚到的演出费全部交给韦伯先生，帮他重振家业。但当我写信把这一切告诉父亲时，他竟然大发雷霆。我爱爸爸，为了不让他伤心，我和阿罗西亚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继续向巴黎进发。韦伯先生为我开了送别音乐会，阿罗西亚含着眼泪唱了我为她写的咏叹调。
抵达巴黎后，妈妈累得倒下了。她血流不止，卧床不起。我的音乐上演不顺，也很难找到学生授课，入不敷出，生活无比拮据。为了再次获得巴黎的承认，我决定在创作中采取一些策略，既要符合他们的口味，又要给他们一些新鲜的刺激。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交响曲都有一个共同点：首乐章和末乐章都用整个乐队的齐奏来开头。于是，我在《D大调交响曲“巴黎”》（K. 300a）中的第一乐章采用了他们的这个套路，用了主和弦的齐奏，而第四乐章先用小提琴轻轻吟唱，待诧异的观众议论纷纷时，再全体强音齐奏，这种在疑惑和期待中得到惊喜的效果引来满堂喝彩。回到家，我立即写信向爸爸汇报这个成功的消息。哪里知道，此时，躺在隔壁的妈妈正走向天堂。
在这个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妈妈的去世、爸爸的无声责难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悲愤和冤屈。我写下了《A小调钢琴奏鸣曲》（K.310），这是我写的第一首小调奏鸣曲，我用灰暗阴沉的主和弦锤打着我最心爱的键盘，用无比哀怨的对答来表达无可救药的忧伤，用魔鬼般的减七和弦疯狂地咆哮……这是我二十二岁的生命中最沉痛的乐章。
这时，爸爸来信告诉我，他为我在萨尔茨堡谋到了一个管风琴师的职位， 让我回去就职。他还说，一旦回到家乡，大主教很有可能让我重返宫廷乐师的职位。落魄疲惫的我别无选择，只好折返回乡。路经慕尼黑，我探望了心爱的阿罗西亚，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选帝侯给了她一份丰厚的佣金，不久，她就会在慕尼黑成为一流的演唱家。原想开口向她求婚，但见她在这里这样快乐而充满希望，我不忍心让她陷入两难的抉择。如果她选择爱情，就必须跟着一个落魄的天才回到乡下小镇；如果她留在慕尼黑，她将前途无量。我不能给她更好的，只有默默地在心中和她说：“别了，我的爱。愿你找到比我更好的，虽然不会是比我更爱你的人。”
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我回到了爸爸的身边。新的工作给我带来比辞职前更丰厚的报酬，但大主教还是那样高高在上、趾高气昂。萨尔茨堡，我的故乡，是那样的土气、肤浅：没有好的乐队，没有像样的剧场，我的同胞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需要艺术和音乐。两年里，我没有接到过一个约稿，在这里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1780年，我总算收到巴伐利亚选帝侯给我的约稿《伊多梅纽》（K. 366），首演告捷。接着，我作为随从跟大主教到维也纳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二世的登基大典。得知我的到来，我的旧恩主图恩（Thun）伯爵夫人以重金邀请我到府上为新皇演奏，没想到这份尊贵的邀请居然被我的主人粗鲁地拒绝了。在这个心胸狭隘的大主教的眼里，我不过是他手下的一名奴仆，他完全不能接受我在帝都被捧为欧洲上流社会明星的事实。再也无法忍受他的百般刁难，我再一次递上辞呈。这次，我将不再回头。我要到维也纳，用我的才华来证明，我是艺术家，不是仆人！
1781 维也纳
刚到维也纳，我就来到老朋友韦伯的家。韦伯先生已经去世，我心爱的阿罗西亚也已出嫁。老夫人带着几个女儿，靠出租家里的客房为生。我果断决定入住，并对初长成的三女儿康斯坦策印象深刻。
从英国来的意大利人穆齐奥·克莱门蒂在欧洲巡演，此刻正路过维也纳。约瑟夫二世邀请我到皇宫和他比试高低，我欣然前往。我们轮流在钢琴上表演自己的作品并即兴创作演奏，算是打了平手。作为英国著名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克莱门蒂虽然在音乐的品位和处理上缺乏乐感，但他的右手技巧卓越，尤其是三度音阶的奔跑。
这场竞赛虽然不分胜负，却让我又一次在维也纳成为明星。作为钢琴家，我的名字成为票房的保证。为了在一场音乐会中容纳更多的观众，我不再选择狭小的剧院，而是别出心裁地租用了Trattnerhof大厦的一间大厅和Mehlgrube饭店的舞厅举办我的钢琴独奏和协奏曲音乐会。作为作曲家兼钢琴家，我既可以严肃地呈现作品，又可以灵活地即兴演奏，和观众亲密而热烈的互动令维也纳再一次为我疯狂。
和约瑟夫二世的会面也让我了解到这位年轻的帝王正在雄心勃勃地振兴奥地利文化。他鼓励创作和演唱德语歌剧，来摆脱长期占领市场的法语、意大利语歌剧，但苦于没有原创作品。原来的法国剧院虽然更名为德国国家剧院，但上演的都是些意大利语、法语歌剧的德语翻译版本。一年后，我的第一部德语原创歌剧《后宫诱逃》在皇家城堡剧院首演。音乐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成功预示着我将在帝都维也纳站稳脚跟。 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和康斯坦策日久生情。我爱她，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后宫诱逃》的女主人公。康斯坦策虽算不上聪明漂亮，但身材姣好，性格温柔，应该能够胜任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我真心想娶她为妻。虽然父亲又一次强烈反对我和韦伯家的联姻，但我还是在1782年4月和康斯坦策结婚了。婚礼的第二天，我收到了父亲祝福的信，第二年，我带着妻子和我的长子莱蒙德·利奥波德（Raimund Leopold）回老家探望了父亲。不幸的是，孩子三个月后就夭亡了。
回到维也纳，我继续投入创作和表演。作为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作为自己的经纪人，我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丰厚的收入。为了让我们这个小家庭过上贵族般的奢华生活，我们搬到市中心年租四百六十弗洛林斯的豪华公寓，购买了一架九百弗洛林斯的钢琴，送二儿子卡尔·托马斯（Karl Thomas）去昂贵的寄宿学校读书，还有了自己的仆人。
1784-1790 《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
1784年12月，我加入维也纳的共济会。在这个以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为宗旨的组织里，弟兄们不分出生贵贱，是在共同的信仰下追求真理。共济会的音乐和当下流行的千篇一律歌颂快乐的“华丽派”不同，它追求博爱、智慧、忍耐、诚实、忠义和对自由的理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那愚蠢而又放荡的贵族老爷与聪明仆人之间的较量恰好体现了共济会的信仰——“品德之高贵与否和出生的贵贱无关”。主角费加罗虽然出生贫贱，但道德高尚；他的主人公爵大人虽然生来富贵，却心灵猥琐。于是，我被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所占据，一部前所未有的意大利喜歌剧即将诞生。脚本作者达·彭特先生的文学天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这出尖锐的、以下犯上的原作润饰成笑点百出的喜剧，和我不走寻常路的乐思相得益彰。《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5月1日在皇家城堡剧院（Burgtheater）首演，由我本人亲自指挥。几乎每一首咏叹调结束后都有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首演大获成功。然而，由于歌剧的主题敏感，帝都的贵族被触怒了，歌剧很快被禁演。这时，布拉格——这个真正欣赏我才华的福地张开臂膀拥抱了我。《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连演十场，我因此而得到了布拉格剧院下一个演出季的约稿。欣喜之下，我再次邀请达·彭特为我写脚本，作品是喜歌剧《唐璜》。
1787年夏天，我搬到布拉格为当地演员量声定制咏叹调。《唐璜》首演日，为了让女高音的尖叫更有真实感，我从乐池指挥台上跑到后台，亲手掐了演员的大腿，效果果然逼真！歌剧在当地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站在舞台谢幕的时候，我想告诉对我欢呼的观众：今天的成就都归功于爸爸几十年来的心血。然而，在我创作这部生命中最成功的作品时，他却在故乡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他为我付出了一切，而我却用叛逆来报答他，这份愧疚将折磨着我，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在担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达三十年之久的格鲁克去世后，约瑟夫二世终于聘请我为他宫廷的乐队作曲家。这份工作虽然薪酬不高，但工作量也很少，只需要为每年的冬宫舞会谱曲，对我来说是荣誉大于经济利益。
1788年，奥地利向土耳其宣战。我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贵族学生都纷纷逃离帝都。音乐会没有了观众，更没有人再向我约稿。作为宫廷作曲家的八百弗洛林斯的年薪成为我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得不搬离了才入住不到半年的内城区的Tuchlauben街，迁入第九区郊外的W？hringer街。虽然地段改变了，但新屋子的面积更加宽敞。然而，住得离市中心远了，马车和车夫的费用总是省不了，总体来说并没有节省多少开销。入不敷出，我的经济状况出现了红灯，不得不向共济会的好弟兄借钱度日。1789年，我随着恩主卡尔·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一行周游了德国，一路演出，收获很多掌声、很少现金。
回到维也纳不久，我开始第三次和达·彭特的合作，谱写歌剧《女人心》。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因为我的老朋友和老对手、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萨列里刚刚获得了维也纳宫廷乐师的位置。他是约瑟夫二世的钢琴老师，两人相识二十多年，师生情长。他对我的妒忌满朝皆知——当年为阻止《费加罗的婚礼》上演，他质疑我在剧中的每一个创新，并不断地在皇帝耳边进谗言。虽然他上任后就在皇家城堡剧院隆重再演了我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的作品只赚名不赚利。学生是我们唯一可靠的经济来源。凭着自己的人脉，萨列里把皇宫贵族子弟尽收到自己的门下为徒，赚得盆满钵满，但只要有仰慕我的人想拜我为师，他就会用“天才非良师”的谬论来败坏我的声誉，使我门庭冷落，生活窘迫拮据。作为同胞，他用小恩小惠拉拢达·彭特为他的御用写词人，但他们合作的结果就是一部又一部次品的诞生。维也纳的作曲家中，唯有我才能洞悉后者文字中的智慧、幽默、简约、有型和极富喜感的微妙架构。只有和我的音乐相结合，达·彭特的脚本才能化生为不朽的喜歌剧。感谢上帝，这次萨列里为《女人心》写了一幕就放弃了，现在，这个珍贵的脚本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定要让它成为经典。年尾，我在家里简单排演了歌剧《女人心》（K. 588），1790年1月正式彩排。正在维也纳度假的海顿先生两次都到现场观摩，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大的肯定。同月，这部我本人十分满意的作品首演于皇家城堡剧院。
1790年2月，明君约瑟夫二世驾崩，举国哀悼，这也致使我的《女人心》停演。先皇的弟弟、仇视共济会的利奥波德二世继位。我到法兰克福参加了他的加冕礼，演奏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加冕》（K.537），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我的反感。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再对雇主那么敏感了。可怜的康斯坦策已经为我生了五个孩子，但只有卡尔幸存下来。作为丈夫和父亲，我的首要职责是为这个家多赚钱，给我亲爱的妻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憋屈难过的时候，我就借酒消愁，一醉方休。 1791 《魔笛》《安魂曲》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我遇见了共济会的弟兄、维多剧院的经理Schikaneder，他给了我一个脚本《魔笛》，希望我能把它创作成一部德语歌剧。记得十年前刚刚落户维也纳时，我的第一部德语歌剧《后宫诱逃》让维也纳摆脱了意大利语、法语歌剧的统治，推进了先皇约瑟夫二世振兴本土文化的运动。十年后，我要把自己在生活和音乐中的成长和收获都投入到这部新的德语歌剧中去，让这出脚本平庸的神话杂剧，通过我的音乐，成为流芳百世的杰作。我把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到巴登的温泉疗养，自己则搬到维多剧院旁专心创作。
1791年7月，当我的第六个孩子诞生时，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给了我一份报酬不菲的约稿，要我匿名写一部《安魂曲》。这像是个不祥的征兆——他走后，我就大病一场。不久布拉格又来约稿，为利奥波德二世登基庆典而作的正歌剧《蒂托的仁慈》。这时候，《魔笛》的创作已接近尾声。
1791年9月，我应邀到布拉格，在新皇的登基典礼上指挥了布拉格人民热爱的《唐璜》和《蒂托的仁慈》的首演。匆匆赶回维也纳后，我立即投入到《魔笛》的彩排和首演中。借着这部德语正歌剧，我淋漓尽致地歌颂了共济会的基本精神——“真理、道德、博爱与和谐”，它简直就是我政治理想的化身。维也纳，又一次为我欢呼！陶醉在巨大的成功中，我几乎忘记了那个不祥的《安魂曲》约稿。没想到神秘的黑衣人又一次出现在我家门，提醒我要完成他的约稿。这时，我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终于病倒了。带病工作，我满脑子都是安魂曲的歌词，第一乐章完成之时，我已经确定我在为自己谱写葬礼进行曲。
如果没有这部《安魂曲》，我不会知道自己三十五岁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神秘主人一定是魔鬼，他知道我被嫉妒我才华的人下了毒，将要离开我的家人、我可怜的孩子们、我爱的和爱我的共济会弟兄们，到一个不被虚荣所奴役，不被潮流所左右，可以跟随自己心灵的召唤，谱写自由乐章的乐土。所以，他让我为自己写安魂曲。在死亡之床，我的心中居然有一丝喜悦，因为我已经用《魔笛》向这个曾经给予我荣耀、磨难、侮辱、爱和幸福的人间作了谢幕。但我还要挣扎着站起来，指挥我的最后一部作品、共济会谱写的康塔塔《大声宣告我们的快乐》（Laut verkunde unsre Freude，K.623），向这个我无比留恋的世界作最后的安可。至于安魂曲，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有追上死神的脚步，成为我未完成的遗作。
我走了，愿我的音乐，我的爱让你们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