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出身于农家的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6家，茅屋数间，县衙穷得连门墙都没有，只有3间破草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一位仆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清苦，就对于成龙说：“当官如果是这个样子，还有谁愿意当官呢？你应该请求调离此地，否则还不如回老家呢。”
　　于成龙说：“我本来就是个农家子弟，现在能当上知县，为百姓做事，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和这里的百姓相比，我们并不算清苦，你就不要抱怨了。”
　　于成龙知足常乐，为百姓的事到处奔忙。他那个仆人见劝不动他，又不甘心跟着他吃苦，偷偷跑了。
　　罗城的百姓见于成龙是真心为他们办事，便自发地前来看望他，有的还给他带来了钱物。于成龙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钱物我绝不能收下，这是我做人的准则啊！”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的是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令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之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3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离开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后来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然心清如水，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骒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然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他的心却没有被宦海中的各色欲望所腐蚀，仍然是那样清澈，没有混杂，始终活泼地流动着，充满了盎然生机。他提倡“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去直隶，他用糠屑杂米煮粥，和仆人一起吃；在江南“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甚至整年都尝不到肉味，江南百姓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
　　待于成龙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菜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百姓对他有多么敬爱。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清廷朝野。
　　（摘自中国长安出版社《道德经与当下生活》 编著：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