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竺安，1929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上有大姐竺梅，大哥竺津，二哥竺衡，下有小妹竺宁。此时，父亲竺可桢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带着全家人去了南京，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
　　在竺安的记忆中，父亲很忙，早出晚归，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母亲张侠魂操持着。竺安8岁那年，二哥竺衡13岁。恰逢二哥生日，父亲送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竺安叫它“木盒礼物”。父亲很用心地在盒盖上写着“少年化学实验室”，其实就是一个大木盒，里面放了试管、酒精灯、石蕊试纸、各种化学试剂，还有一本记录了十几种化学实验做法的小册子。竺衡收到这个礼物很兴奋，当即把兄弟姐妹召集起来，按照小册子的记录动手做实验。竺安和妹妹年纪小，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哥哥姐姐从木盒里拿出一堆东西，在桌子上捣鼓着。虽然那次哥哥姐姐想要制造“笑气”的化学实验失败了，但竺安看着那些试管、试剂，好奇地想：“这些东西就能制造出我们想要的气体吗？那能不能制造出挠痒痒气体？”无数个问题悬在竺安的心里，他对化学的兴趣一下被激发了。那以后，竺安经常去附近的书店翻找化学科学书来看，还经常借用二哥的这个“木盒礼物”做自己的实验。
　　1946年，竺安如愿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就读自己最喜爱的专业。竺安说，是父亲一步步把他引向化学这个领域。父亲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才会主动去学，才能学得更精。”父亲从不要求几个孩子必须学什么，也不会去为孩子设计什么未来，而是让孩子们自己去追求个人兴趣，去走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1936年秋，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公务繁忙。1938年，竺安的母亲和二哥相继患上痢疾，在半个月之内相继离世，这对竺可桢是个沉重的打击。后来，亲友给他介绍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两人于1940年举行了婚礼，当年年底，竺安多了一個同父异母的妹妹竺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带着全家定居北京，在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繁忙的工作并没有打断他的记录工作，他还发动全家一起成为他的物候观测员，夫人陈汲、小女儿竺松都成了竺可桢观察物候的帮手之一。
　　那时，竺安已经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有一个周末，竺安回家看望父亲，他看到竺可桢正在整理物候观测的资料，就说：“爸爸，我们研究所大楼前的杏树开花了。”
　　竺可桢随即问道：“哪天开的？”
　　“大概是最近两天吧。”竺安答道。
　　竺可桢当时就不高兴了，严肃地说：“我需要的是精确的时间。你是搞科研工作的，不应该使用‘大概’、‘可能’这些字眼，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去代替实际观察。”很少见到父亲如此严肃的神情，竺安低下了头，科研工作确实来不得半点马虎。
　　父亲的严谨认真，深深地影响着竺安。在竺安的印象中，父亲不仅热爱自己的事业，更爱惜人才。他记得父亲常说，国家的人才储备越多，才能发展得更快，才不会被外强欺凌。为了成为父亲口中的人才，竺安努力上进，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刻苦钻研，成为在职岗位上的人才。竺安说，小儿子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做化验工作，工作虽然单一，但孩子兢兢业业，喜欢在家研究怎样提高效率，在岗位上成绩显著，他感到特别欣慰。
　　“先有好身板，才能去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多年来，竺安都保持着游泳的习惯，不到16岁时，他就获得贵州省游泳冠军，后来在1952年和1954年又两次获得浙江省游泳冠军。这些荣誉的得来，源于父亲对自己以及家人健康的重视。竺可桢曾跟孩子说起自己的过去，当年他的个子和体重比同龄人要差得很多，显得又瘦又小，一副病态样。从家乡到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时，他单薄瘦弱的身子骨成了同学们冷嘲热讽的对象。父亲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没有一个好身体，就算学业再好，也没有机会去为国家出力。他立马从床上爬起来，连夜制定了一套详细的锻炼身体的计划，还手写了一条“言必行，行必果”的格言，作为警句贴在宿舍里最明显的地方，时时地提醒自己。从那以后，父亲坚持锻炼身体，养成定期游泳、远足和练拳的良好习惯。即便是雨雪天气，他也从未间断过。
　　竺可桢对竺安说：“一个人，先有好身板，才能去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那以后，无论春夏秋冬，只有有空，父亲就带着竺安去周边的江河里游泳，或者去爬一爬周邊的山，遵义桃溪、广西宜山、广西湘江等地，都留下了父子俩的身影。也正是父亲关爱孩子健康的无心之举，成就了竺安的游泳冠军。
　　后来，随着竺安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竺安从父亲身上不仅看到锻炼身体的好处，更觉得坚持游泳、爬山也是磨练自己意志力的表现。竺家的子孙，个个身体清瘦有力，精神矍铄，他们也把“健康”理念世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