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几个前置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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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推进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践,必须对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较为紧密的、不可回避的几对关系——营利性与公益性、教育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国际化与民族化——分别加以阐析,尽力找出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以便作出科学的政策抉择和正确的指导意见。
  关键词: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前置关系;理性考量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58-04
  收稿日期:2012-02-19
  作者简介:黄瓅(1959-),女,广西桂林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生,广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管理研究。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生力军由此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和逻辑,这是由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因此,一方面,高等教育合作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双边关系的一个子系统,如若缺乏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支持,必将举步维艰;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合作也必须充分发挥维护和促进母系统持续、有效运行的独特功效。中国—东盟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整体及各子系统的运行,对它们具有普适性。本文的研究领域仅限于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因此,不可能对上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一一叙及,只选择了与其紧密相关的几对关系加以深入分析,以期对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有所启悟。
  一、营利性与公益性
  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教育市场不断扩大。从当前的发展态势看,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还将会进一步得到拓展和深化。“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而言,不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国际贸易组织(WTO)推动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渗入了更多的商业气息。商业性的跨国高等教育活动成为一种很大的产业,为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项目的提供者赢得了数额可观的收入。”[1]显而易见,“营利性”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特征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中外合作办学中,相当多的合作者看中的是中国教育市场的广阔和无限潜力。毋庸讳言,现实中,我国教育资源输出,走出国门,营利性也是其主要考量的因素之一。然而,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即凸显了教育的公益性。乃至于2003年出台的专门针对教育国际合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营利问题也没有做出明文规定,似乎在有意回避“营利性”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为教育国际合作的“营利”留下了空间,但这无疑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2009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已正式获批,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融入和拓展东盟市场,推进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我们必须正视和处理好“营利性”与“公益性”两者间的关系。一方面,不能固守陈旧的观念,要正确理解“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内涵,辩证地看待教育经营盈余现象,处理好外方投资人的“合理回报”问题。在教育合作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功能,在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给予相关合作机构以扶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也要端正办学心态,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办学不能为了一时之利而损害我国的教育事业整体,尤其是我国的教育主权。
  二、教育资源的输入与输出
  “在有些国家,本国的学校无法满足人们的入学需求,国际教育活动为这些国家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今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除了传统的出国留学、在国外设立分校、承认外国的教学计划或学历学位、在某个国家按照国外的模式独立建校等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途径。”[2]目前,就整体而言,我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核心还是在于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满足我国人民接受不同程度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尽量选择国外知名高等院校合作办学,引进其高效的管理制度、良好的校风、优质的教材、合理的办学思路与一流的师资,同时注重引进国外较成熟但国内没有或较新的专业和学科,加大在高新技术如农业、生命科学、新材料领域的合作办学力度。这样我们才能实质性地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进而通过有机的嫁接与合成,为我国创造新的教育门类、专业和课程。在输入东盟优质教育资源方面,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可以继续与东盟国家的知名大学共同建立独立学院或大学二级学院;二是在某些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国内高校要根据本校实际情况,与东盟国家大学以签订协议的形式,引进其占优势的学科与专业,开展各种合作项目;三是可以通过“教育股份合作制”方式来吸引较为发达的东盟国家资金,探索合作办学改革的新思路。
  对于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往往持有一种潜在的欢迎心理,因而对其关注、思考和研究,乃至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就较多。相比较之下,把中国教育资源输出国门,到国际教育市场上销售和赢得份额,则基本上给予的关注和思考较少或甚少,媒介则报道更少。这是十分可惜的。”[3]过去,开拓国外教育市场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我国教育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者我国本身的教育需求还没有满足。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如果说进入发达国家教育市场还有一定的困难,但进入东盟国家,我们还是具有相当优势和竞争力的。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存在的特殊性①,决定了在我国与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既要关注优质教育资源的输入,更应重视教育资源的输出,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我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战略重点应该是输出。目前我国面向东盟国家“教育输出”的主要路径和策略为:一是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高校合作设立二级学院,目前应重点开设东盟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且我方又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学院,例如语言教育、医学教育等。二是继续加强我国高校自身的面向东盟国家的专业建设,吸引更广范围内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三是制定针对性措施,扩大留学生规模。目前在东盟国家中来华留学生的分布极不平衡,多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这就需要相关高校和部门分析个中原因,并制定相应对策。四是坚持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并举,将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做大做强,扩大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规模。   三、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主要目的在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管理经验,相对忽略或并没有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在自然科学领域,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主流已是共识和关键,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思想政治领域,与世界的分野仍然明显而且冲突较多。加强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相互沟通和了解,消除文化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当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不仅推动了外国了解中国,同时也促使了我国不断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鉴别域外文化的消极面,对域外文化的引进和吸纳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
  中国—东盟国家文化交流同样也存在着冲突与融合,并由融合走向创新。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在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联系上,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多个民族起源于中国南方,或称为“壮泰系列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壮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东盟国家政局波动引发的华人问题,南海及边界纷争,台湾问题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双方文化交流过程中难免有所冲突乃至对抗。但不可否认,从全球化的视野和历史上考察,文化的融合、在融合中创新是主流和趋势。为此,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尽力规避文化冲突和对抗,推进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一是坚持和完善睦邻友好政策,用文化交流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威胁论”在部分东盟国家或在东盟国家的某个阶段或多或少存在,甚至有时在某一个国家“甚嚣尘上”。推进文化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融合、认同、创新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不二选择。二是正确对待并处理好在东盟各国的华人问题。我们在与东盟国家交往时,既要积极贯彻“不干涉内政”的立场,也要关注和维护华人的利益,主动加强同东盟政府中华人内阁成员、华人企业及商会社团的沟通与联络,促进双方文化融合与创新。三是积极推动中国—东盟之间高校和学术文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四是认真落实200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和2006年签署的《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南宁宣言》,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开展灵活多样的交流与沟通。总之,应从文化学的视角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间的交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双方之间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从而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双方高等教育合作创设一个和谐向上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四、国际化与民族化
  国际化与民族化是世界高等教育两大时代特征。在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强烈冲击之时,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协调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在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国际环境中,立足本国实际,面向世界与未来,通过多种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事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素质、知识和能力诸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以服务于本国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民族化,主旨是强调保持、保护并发扬本民族的优良高等教育传统,即保持、保护并发扬本民族长期实践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构成现实高等教育成分的优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教育制度[5]。它是一国一民族所特有的,构成该国与该民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及发展的前提。克拉克?克尔曾对高等教育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给予了客观而辩证的历史诠释。国际化要依赖于民族化,“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6];而民族化又借助于国际化而发展,国际化是建立在民族化的基础之上的国际化。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乃至恐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渗透力,以及在高等教育合作中被它国文化和价值观念所同化。我们不要忘记经济利益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力,而增强所在国的软实力是重要目的之一[7]。???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必须坚持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即既要学习东盟国家高等教育的长处,同时也要坚持我们的办学方向,并逐步地有意识地输出反映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知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建立起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学科门类已相当齐全,并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特别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反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学科和专业。因此,在推进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时,要有目的、有意识地逐步把这些民族文化和知识介绍出去、传播出去,如汉语、中华武术、中医药、中国戏剧等。只有坚持民族的东西,并把民族的东西做大做强,才能使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有特色、有根基,才能赢得东盟国家的认可,否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简言之,我们要实现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辩证统一,要使国际的好东西为国人更多地接受,使民族的好东西在世人中得到弘扬和发展。
  结语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尽管贸易区构建的规章制度及运行模式都有了前提性的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但不可否认现实与安排是有差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生成背景和主要构成元素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它的展开逻辑和运行路线是由这个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独特因素所决定的。并且不可预测的是,其中某个因素可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双方的合作起主导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基于此考虑,我们的视野应是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与地域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统一,是教育合作子系统与整个贸易区构建母系统的有机结合。因此,我们推进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不能就教育论教育,更不能就经济效益论经济效益。只有理性考量营利性与公益性、教育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国际化与民族化等相互之间的关系,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我们才能作出正确抉择,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安排和正确的指导意见,推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健康持续发展,进而发挥子系统对母系统健康运行的维护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2][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比较的视角[M].别敦荣,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序一.   [3] 蒋国华.我看中外合作办学[J].21世纪,2002(3):44-46.
  [5] 栗凤池.国际化与民族化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不平衡性之反思[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41-44.
  [6]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34.
  [7] 谭诤.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思想评述——读《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J].现代大学教育,2009(3):77-81.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n the Preposed Relationships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in China-ASEAN
  HUANG Li FENG Xiang-do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being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2010,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will definitely bring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several relations and sort out the balance point between non-profit ra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trading surplus, input and outpu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hina-ASEA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eposed relations; rational consideration
  (责任编辑 李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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