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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作为非语言符号的一种，当属其中最生动、最有感染力的。它所代表的都是被外显化了的内部情感，总是时刻伴随着主信息——言语在信息交流中传递着主体的心声。
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它的表情就是媒体对事件的态度和感情的外显，受众在接收媒体所传递的语言类信息的时候，这些表情就成为深层解读媒介立场的感情化因素，对于构建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电视的荧屏、广播的声音、报纸的版面、网站的页面就像是媒体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在应对灾难事件报道时，媒体应该如何来传达事件信息呢？事实的客观叙述者吗？严肃的警示者吗？冷静的教导者吗？这些角色当然应该是媒体应有的角色，但没有感情的媒体只能是机械的信息传递工具。在灾难面前，最需要的就是人文关怀，对灾难中的“人”的真实关怀，这种关怀真切地体现在“媒体表情”上。
应受众所需，将新闻事件准确地传递给受众，以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是媒体的职责和义务，媒体的信息传递要为受众信息需求服务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灾难性事件，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性灾难，都会从心理上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撼，这种事件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无疑都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很容易激起受众的获知欲望，从受众的立场来考虑，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理应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受众传递事件现场的丰富信息，维护受众的知情权。我国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理论和实践已取得了可喜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在媒体内部原因和外部政治环境因素的作用之下，“谨慎”有余，客观不足。媒体对灾难的报道浮于表面，只是着重对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进行报道，媒体“脸上”“表情僵硬”，一味注重为政府抗震救灾呐喊助威，化“悲歌为凯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状况和实践中“人”本身的状态，报道中应有的人文主义关怀也被深埋。
这种新闻报道风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已获得明显改观，报道开始关注灾难性事件本身和受害者，向公众传递真实灾情，也开始举步维艰地捍卫发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
眼泪
汶川地震对人的生命的颠覆震撼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心灵，逝者如斯夫，为灾难中逝去的人流泪哀悼，每个有感情的人都难抑心痛。眼泪是最无法掩饰的心灵伤痛。
2008年5月14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赵普直播连线现场的前方记者，得知一位在现场抢救伤员的护士长自己的孩子也被埋在倒塌的校舍内音信全无，而自己还依然忙碌在抢救伤员的第一线时，在说完“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懂得互相守望和帮助”后，双眼满含泪水，声音两次哽咽，忍不住潸然泪下。人们不禁被主持人的落泪所感动，并引发强烈反响。
四川电视台主持人宁远，地震发生后基本每天都是红着双眼在播报新闻，常常在播报中哽咽，声音颤抖。5月17日，宁远流着泪播报四川各地遇难群众的最新数字，真挚情感的流露，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纷纷潸然泪下，众多网友也发帖对她的真情播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被网民称为感动中国观众的最美丽主播。
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主持人完全进入状态，完全克制自己的情感是不可能的，流泪恰恰是一种表达方式，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境，是情之所致的自然情感表达。他们的眼泪和温总理的眼泪一样，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因为他们，电视的震灾直播才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眼泪告诉所有的人，国难时刻，我们一起承担！
当然，也有人指责主持人的失态。但新闻也是有感情的，哀悼日，汽笛悲鸣，外国人还跪地祈祷，中国的播音员在播报时流泪又有何罪过？如果在这样的灾情和画面前，主持人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冷漠地发表着评论，将何以自堪？将何以建立起观众与现场的情感沟通桥梁？不由得想起网友评出的最美丽女记者曹爱文，面对落水儿童事件，她放弃采访伏在湿冷的身体上进行人工呼吸救治，当救治无效时，她控制不住感情而泪流满面。
非语言符号甚至有着比语言符号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更能直击人的内心，“眼泪”这种非语言符号伴随着媒体的语言共同向受众传递着可喜的信息：我们的媒体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媒体与民同呼吸共命运。
脚印
有一位记者碰巧在5月11日结束了汶川的旅游日程，5月12日在成都游玩时亲历地震，几乎同时接到单位电话，随即将女朋友妥善安置，自己又随部队一路返回震区，使用随身携带的设备随机采访近一个星期。相信还有与他经历相似或被临时派驻现场的记者们，抛却自身安危，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感驱使他们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了灾区的崇山峻岭和每个需要的地方，没有惧怕余震的危险，没有抱怨采访条件的恶劣，把现场信息第一时间传送至全国、全世界。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在获得中国地震局的权威消息后，在新闻频道的15：00“整点新闻”中，以头条形式播出了地震的消息，并同时开播了“突发事件·关注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报道，24小时不停机现场连线，其他娱乐节目和广告节目停播。在震区道路还不通畅的情况下，一幕幕的场景、一条条的消息也都只能靠记者背着设备，徒步涉险，艰难地发回最新动态。
在第一场现场直播中，除了播发准确的地震消息外，还第一时间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全力救灾的重要指示，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已经动身飞往四川地震灾区的动态消息；现场直播报道了中国地震局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还连线了各地方电视台的记者，连线了第一时间赶到中国地震局的记者，报道了民政局的救援物资调配情况、重庆机场的备降情况、成渝高速公路免费放行、解放军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应对震情，以及在地震中的自救知识等。
对于人文主义关怀的解释，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指出，人文主义的范畴与内涵随着时代、地域而不断发展，但始终坚持“两个核心”不变：一是人文主义以任何人的经验为关注对象；二是人文主义尊重人的尊严，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有价值、有权利的，无论弱者、强者。①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大众传播开始强调要加强“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报道要有人情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
在灾难性事件中，政府和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对这个群体施以关怀与帮助。在这场重大灾难中，各方媒体的记者们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他们的角落，媒体之间的联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优化，对灾难当事者的生存状况给予最大的关注，也满足了受众对事件的获知欲，体现了对受众知情权的最大维护。
色彩
色彩是有生命的，它包含了一种力量，人对于色彩的兴趣和对颜色的敏感度使得这种表情应用在媒体传播中展现了特有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一些色彩能被感觉为一种光滑的、柔软的东西，于是，就有人想去抚摸它；也有一些色彩能给人以热烈愉悦的享受；还有某些色彩会让人发自内心的哀痛与心疼……这便是色彩的表情。未经调和的颜色，它们的表情有着显著的区别。色彩的表情并不仅仅会使人得到一种纯物理的感觉与印象，对于一个敏感的心灵来说，色彩有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色彩的表情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已被“人化”，客观上“更具有了人的意味”，也就使之“主观化”了。黑与白在中华民族的特定文化中是被赋予了凝重、悲痛的意味的。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黑白的配花、橘黄的烛光、连续一个星期的报纸头版和网站主页的黑白版面、“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浓重的白底黑字……媒体通过特定的色调传递着对逝者的哀悼，把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心灵悲悯融化在字里行间、荧屏内外。
镜头
灾难性事件报道中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获知欲，体现对受众的人文关怀，记者的镜头可以最大限度地记录下灾难现场的真实画面，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把那些镜头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受众，才是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这就要符合道德标尺：坚持新闻伦理底限，新闻价值所在，新闻报道所必需的，起于此，止于此。灾难性事件是新闻的起点，灾情的真实情况当然应如实报道，但“度”的把握尤为重要。现场报道的视觉效果当然好，而对现场灾难的大肆渲染绝不可取。灾难性事件发生后，新闻传播应从三个角度平衡关系、恰当报道：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关键是展示“人”在灾难事件中和灾难发生后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并引导“人”正确对待灾难和灾后的生活。过分热衷于寻求“卖点”、“收视率”而不惜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的黄金时段大量刊播灾难新闻，否则，反而会刺激受众的心理和敏感的神经，甚至让人感到世界末日似乎来临，给受众、给社会带来压力。这种“有点左”的报道方式也绝不符合“人文主义关怀”的道德标尺。
在这一点上，从近些年中西方媒体的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新闻界已初步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规避和掩饰灾难中惨烈、暴虐、恐怖、血腥等消极的一面。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中，尽管有许多记者赶到了现场，看到和拍摄到许多血肉横飞、肢体四散的惨景，但报纸没有刊登恐怖的细节描述，电视台也没有用特写镜头进行报道。CNN记者追踪拍摄从100多层高楼朝下跳的一名男子，到大约二三十层高的地方就切换了镜头，以防观众看到他坠落地面时的惨状而受到过大刺激。同样，在这次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各国媒体也都默默恪守了这一原则，因为同为一个世界中的不同个体，“都是艰难求存与有职业热血的普通人，但我们更是有良心、有同情心、有正常情感与道德的社会人。媒体的微不足道的成就感，怎能抵消失去人的生命的悲痛感？”②
新闻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要体现人文主义关怀，就要从这些弱势群体的立场、角度出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维护和尊重他们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处理恰当的灾难新闻可以转变人们的消极情感和情绪，使悲痛变为安慰，颓丧变为振奋，焦虑得到舒缓，不安变为平静，恐慌变为理智，从而产生积极的和良性的言与行。③
这些“表情”对于重塑媒体形象，提升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在救灾中，应多关心和考虑的不仅仅是人的现实生存、死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一切为了人的生命的健全发展尽职尽责，政府才能获得公信力，媒体的报道也才能真正体现深层次的人文主义关怀。
抗震救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以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将其转变成竞争和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生命至上、长远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在救灾行为中的最大公约，媒体作为一种公众社会资源，拥有公众赋予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话语权，关注所有幸存者——接受媒体信息的“人”和传播媒体信息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如何使得这些生存者今后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下去，如何将灾难报道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理应是媒体使用信息传递和沟通手段的最终目的。
注释：
①转引自孙丽萍：《人文关怀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意义》，《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
②沈正斌：《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邓林奕：《灾难新闻的心理学思考》，《新闻爱好者》，2000（5）。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蓝鸿文：《专业采访报道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顾潜：《中西方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中国危机管理报告（第一卷）》，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6．钱理群：《震灾中的思考》，《羊城晚报》，2008年6月23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系）
编校：张红玲
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它的表情就是媒体对事件的态度和感情的外显，受众在接收媒体所传递的语言类信息的时候，这些表情就成为深层解读媒介立场的感情化因素，对于构建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电视的荧屏、广播的声音、报纸的版面、网站的页面就像是媒体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在应对灾难事件报道时，媒体应该如何来传达事件信息呢？事实的客观叙述者吗？严肃的警示者吗？冷静的教导者吗？这些角色当然应该是媒体应有的角色，但没有感情的媒体只能是机械的信息传递工具。在灾难面前，最需要的就是人文关怀，对灾难中的“人”的真实关怀，这种关怀真切地体现在“媒体表情”上。
应受众所需，将新闻事件准确地传递给受众，以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是媒体的职责和义务，媒体的信息传递要为受众信息需求服务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灾难性事件，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性灾难，都会从心理上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撼，这种事件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无疑都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很容易激起受众的获知欲望，从受众的立场来考虑，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理应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受众传递事件现场的丰富信息，维护受众的知情权。我国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理论和实践已取得了可喜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在媒体内部原因和外部政治环境因素的作用之下，“谨慎”有余，客观不足。媒体对灾难的报道浮于表面，只是着重对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进行报道，媒体“脸上”“表情僵硬”，一味注重为政府抗震救灾呐喊助威，化“悲歌为凯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状况和实践中“人”本身的状态，报道中应有的人文主义关怀也被深埋。
这种新闻报道风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已获得明显改观，报道开始关注灾难性事件本身和受害者，向公众传递真实灾情，也开始举步维艰地捍卫发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
眼泪
汶川地震对人的生命的颠覆震撼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心灵，逝者如斯夫，为灾难中逝去的人流泪哀悼，每个有感情的人都难抑心痛。眼泪是最无法掩饰的心灵伤痛。
2008年5月14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赵普直播连线现场的前方记者，得知一位在现场抢救伤员的护士长自己的孩子也被埋在倒塌的校舍内音信全无，而自己还依然忙碌在抢救伤员的第一线时，在说完“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懂得互相守望和帮助”后，双眼满含泪水，声音两次哽咽，忍不住潸然泪下。人们不禁被主持人的落泪所感动，并引发强烈反响。
四川电视台主持人宁远，地震发生后基本每天都是红着双眼在播报新闻，常常在播报中哽咽，声音颤抖。5月17日，宁远流着泪播报四川各地遇难群众的最新数字，真挚情感的流露，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纷纷潸然泪下，众多网友也发帖对她的真情播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被网民称为感动中国观众的最美丽主播。
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主持人完全进入状态，完全克制自己的情感是不可能的，流泪恰恰是一种表达方式，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境，是情之所致的自然情感表达。他们的眼泪和温总理的眼泪一样，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因为他们，电视的震灾直播才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眼泪告诉所有的人，国难时刻，我们一起承担！
当然，也有人指责主持人的失态。但新闻也是有感情的，哀悼日，汽笛悲鸣，外国人还跪地祈祷，中国的播音员在播报时流泪又有何罪过？如果在这样的灾情和画面前，主持人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冷漠地发表着评论，将何以自堪？将何以建立起观众与现场的情感沟通桥梁？不由得想起网友评出的最美丽女记者曹爱文，面对落水儿童事件，她放弃采访伏在湿冷的身体上进行人工呼吸救治，当救治无效时，她控制不住感情而泪流满面。
非语言符号甚至有着比语言符号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更能直击人的内心，“眼泪”这种非语言符号伴随着媒体的语言共同向受众传递着可喜的信息：我们的媒体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媒体与民同呼吸共命运。
脚印
有一位记者碰巧在5月11日结束了汶川的旅游日程，5月12日在成都游玩时亲历地震，几乎同时接到单位电话，随即将女朋友妥善安置，自己又随部队一路返回震区，使用随身携带的设备随机采访近一个星期。相信还有与他经历相似或被临时派驻现场的记者们，抛却自身安危，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感驱使他们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了灾区的崇山峻岭和每个需要的地方，没有惧怕余震的危险，没有抱怨采访条件的恶劣，把现场信息第一时间传送至全国、全世界。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在获得中国地震局的权威消息后，在新闻频道的15：00“整点新闻”中，以头条形式播出了地震的消息，并同时开播了“突发事件·关注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报道，24小时不停机现场连线，其他娱乐节目和广告节目停播。在震区道路还不通畅的情况下，一幕幕的场景、一条条的消息也都只能靠记者背着设备，徒步涉险，艰难地发回最新动态。
在第一场现场直播中，除了播发准确的地震消息外，还第一时间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全力救灾的重要指示，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已经动身飞往四川地震灾区的动态消息；现场直播报道了中国地震局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还连线了各地方电视台的记者，连线了第一时间赶到中国地震局的记者，报道了民政局的救援物资调配情况、重庆机场的备降情况、成渝高速公路免费放行、解放军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应对震情，以及在地震中的自救知识等。
对于人文主义关怀的解释，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指出，人文主义的范畴与内涵随着时代、地域而不断发展，但始终坚持“两个核心”不变：一是人文主义以任何人的经验为关注对象；二是人文主义尊重人的尊严，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有价值、有权利的，无论弱者、强者。①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大众传播开始强调要加强“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报道要有人情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
在灾难性事件中，政府和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对这个群体施以关怀与帮助。在这场重大灾难中，各方媒体的记者们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他们的角落，媒体之间的联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优化，对灾难当事者的生存状况给予最大的关注，也满足了受众对事件的获知欲，体现了对受众知情权的最大维护。
色彩
色彩是有生命的，它包含了一种力量，人对于色彩的兴趣和对颜色的敏感度使得这种表情应用在媒体传播中展现了特有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一些色彩能被感觉为一种光滑的、柔软的东西，于是，就有人想去抚摸它；也有一些色彩能给人以热烈愉悦的享受；还有某些色彩会让人发自内心的哀痛与心疼……这便是色彩的表情。未经调和的颜色，它们的表情有着显著的区别。色彩的表情并不仅仅会使人得到一种纯物理的感觉与印象，对于一个敏感的心灵来说，色彩有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色彩的表情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已被“人化”，客观上“更具有了人的意味”，也就使之“主观化”了。黑与白在中华民族的特定文化中是被赋予了凝重、悲痛的意味的。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黑白的配花、橘黄的烛光、连续一个星期的报纸头版和网站主页的黑白版面、“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浓重的白底黑字……媒体通过特定的色调传递着对逝者的哀悼，把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心灵悲悯融化在字里行间、荧屏内外。
镜头
灾难性事件报道中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获知欲，体现对受众的人文关怀，记者的镜头可以最大限度地记录下灾难现场的真实画面，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把那些镜头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受众，才是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这就要符合道德标尺：坚持新闻伦理底限，新闻价值所在，新闻报道所必需的，起于此，止于此。灾难性事件是新闻的起点，灾情的真实情况当然应如实报道，但“度”的把握尤为重要。现场报道的视觉效果当然好，而对现场灾难的大肆渲染绝不可取。灾难性事件发生后，新闻传播应从三个角度平衡关系、恰当报道：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关键是展示“人”在灾难事件中和灾难发生后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并引导“人”正确对待灾难和灾后的生活。过分热衷于寻求“卖点”、“收视率”而不惜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的黄金时段大量刊播灾难新闻，否则，反而会刺激受众的心理和敏感的神经，甚至让人感到世界末日似乎来临，给受众、给社会带来压力。这种“有点左”的报道方式也绝不符合“人文主义关怀”的道德标尺。
在这一点上，从近些年中西方媒体的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新闻界已初步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规避和掩饰灾难中惨烈、暴虐、恐怖、血腥等消极的一面。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中，尽管有许多记者赶到了现场，看到和拍摄到许多血肉横飞、肢体四散的惨景，但报纸没有刊登恐怖的细节描述，电视台也没有用特写镜头进行报道。CNN记者追踪拍摄从100多层高楼朝下跳的一名男子，到大约二三十层高的地方就切换了镜头，以防观众看到他坠落地面时的惨状而受到过大刺激。同样，在这次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各国媒体也都默默恪守了这一原则，因为同为一个世界中的不同个体，“都是艰难求存与有职业热血的普通人，但我们更是有良心、有同情心、有正常情感与道德的社会人。媒体的微不足道的成就感，怎能抵消失去人的生命的悲痛感？”②
新闻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要体现人文主义关怀，就要从这些弱势群体的立场、角度出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维护和尊重他们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处理恰当的灾难新闻可以转变人们的消极情感和情绪，使悲痛变为安慰，颓丧变为振奋，焦虑得到舒缓，不安变为平静，恐慌变为理智，从而产生积极的和良性的言与行。③
这些“表情”对于重塑媒体形象，提升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在救灾中，应多关心和考虑的不仅仅是人的现实生存、死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一切为了人的生命的健全发展尽职尽责，政府才能获得公信力，媒体的报道也才能真正体现深层次的人文主义关怀。
抗震救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以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将其转变成竞争和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生命至上、长远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在救灾行为中的最大公约，媒体作为一种公众社会资源，拥有公众赋予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话语权，关注所有幸存者——接受媒体信息的“人”和传播媒体信息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如何使得这些生存者今后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下去，如何将灾难报道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理应是媒体使用信息传递和沟通手段的最终目的。
注释：
①转引自孙丽萍：《人文关怀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意义》，《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
②沈正斌：《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邓林奕：《灾难新闻的心理学思考》，《新闻爱好者》，2000（5）。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蓝鸿文：《专业采访报道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顾潜：《中西方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中国危机管理报告（第一卷）》，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6．钱理群：《震灾中的思考》，《羊城晚报》，2008年6月23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系）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