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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当局缉私人员在台北市查缉贩卖走私香烟行动中使用暴力，激起民愤。随着局势的演变，全岛民众爆发了一场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行动。为应对这一运动，国民党当局调派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造成民众死伤，史称“二·二八”事件。
这一事件以及之后的“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当局沉重且不光彩的一段历史，所以事件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而台湾地区一些势力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一点，篡改歪曲历史真相，挑拨省籍矛盾，撕裂族群，制造社会对立，操弄“转型正义”。这些极端的言行，为的是给“台独”分裂活动张目，最终损害的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众所周知，《开罗宣言》明确了中国恢复行使对台主权。在台湾地区被日本强占多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一事上，本应精心筹划、认真操办。但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注意力放到了占领东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如何对付共产党上。而台湾光复一事，则全权委托早年留学日本的陈仪处置。
台湾民众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充满了期待，但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人感到非常失望。不仅国民党军队军纪不整，更糟糕的是相关接收工作延续了国民党政府一贯的无视民众利益的作风和贪腐陋习。不少接收人员监守自盗、化公为私，更是引起台胞愤恨。
战后的台湾地区失业人数众多，许多人迫不得已靠走私洋烟谋生。1946年，台湾专卖局把缉私香烟列为重点工作，但部分工作人员勾结商人走私，纵容不法官商，却严惩小商小贩。专卖局没有从根子上查缉香烟走私和批售，反而舍本求末，全力取缔街头摊贩。2月27日晚，台北市查缉员佯装买烟，待拿到香烟后亮出身份。烟贩们见势不妙，带烟狂奔。独自抚养一儿一女的寡妇林江迈猝不及防，未能脱身。查缉员不仅没收其50多条香烟，还没收了她身上的6000元烟钱。在争执过程中，林江迈前额擦破仍苦苦哀求。查缉员无动于衷，坚持要把香烟拖到附近的卡车上。围观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上前围殴缉私人员。缉私人员见势不妙，分头逃窜，并在慌乱之中开枪示警，结果击中一名围观者。至此，事态扩大。
作为行政长官的陈仪对缉私血案并未重视，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2月28日，抗议民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至长官公署请愿。在交涉过程中，宪兵用机枪扫射民众，当场死三人、伤三人（后亦不治身亡）。随后，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席卷全岛。
眼见台湾局势突然失控，陈仪把责任推给台湾士绅和“奸党”煽动。从“二·二八”事件被定性为暴乱开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对付民众常用的武装镇压、特务暗杀手段，便开始用到对付台湾抗争民众身上。在镇压“二·二八”起义过程中，一大批主张体制内省政改革的台湾精英遭到处决。而此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因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人数更是高达十四五万。其中，许多人根本就是普通民众。
近30年来，经过“台独”势力操弄，“台独”思潮、族群冲突、“去中国化”等似乎都能从“二·二八”事件中找到源头。“二·二八”事件俨然成为民进党等政治力量掌控岛内话语权的制高点，并且成了予取予求的“万金油”。在此情形下，吹散笼罩在“二·二八”事件上的一些迷雾，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性質。出于各自目的，各种相关的政治力量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差异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不管怎样，民进党把“二·二八”事件歪曲成台湾本地人反抗外省人的运动，显然是一种政治操弄。2007年，当时的国台办发言人明确表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把握和传播“二·二八”事件的准确定性，值得我们共同思考。
共产党在“二·二八”这场群众运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中共在台湾的省工委干部谢雪红及省工委武工部长张志忠等人，在台湾中部及嘉义亲自发动和组织了一系列反抗活动。起义失败后，前往香港的谢雪红创建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如今是我国的八个参政党之一。
岛内外一些政治势力，特别是民进党把“二·二八”事件说成“台独”的历史根源，事实恰恰相反。“二·二八”事件中，包括台湾精英在内的广大民众是心向“红色中国”的。一如当时很多台湾地区的有识之士所言，社会主义在光复的台湾是相当兴盛的思想，倡导社会主义的书籍也大量流通。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政府失望、憎恨的台湾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自然而然地转向靠拢共产党，形成认同“红色祖国”的现象。
“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70年了，一段时间以来，“二·二八”事件是民进党操弄最多、最顺手、最能激发仇恨和分裂情绪的一张“神主牌”。我们通过纪念“二·二八”起义70周年，可以起到拨乱反正、釜底抽薪的作用。对相关问题的有力说明和澄清，既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粉碎“台独”论述，也有利于帮助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客观公正地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没有力量能把我们分开”。相信海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摘自2017年2月28日《解放日报》）
这一事件以及之后的“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当局沉重且不光彩的一段历史，所以事件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而台湾地区一些势力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一点，篡改歪曲历史真相，挑拨省籍矛盾，撕裂族群，制造社会对立，操弄“转型正义”。这些极端的言行，为的是给“台独”分裂活动张目，最终损害的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众所周知，《开罗宣言》明确了中国恢复行使对台主权。在台湾地区被日本强占多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一事上，本应精心筹划、认真操办。但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注意力放到了占领东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如何对付共产党上。而台湾光复一事，则全权委托早年留学日本的陈仪处置。
台湾民众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充满了期待，但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人感到非常失望。不仅国民党军队军纪不整，更糟糕的是相关接收工作延续了国民党政府一贯的无视民众利益的作风和贪腐陋习。不少接收人员监守自盗、化公为私，更是引起台胞愤恨。
战后的台湾地区失业人数众多，许多人迫不得已靠走私洋烟谋生。1946年，台湾专卖局把缉私香烟列为重点工作，但部分工作人员勾结商人走私，纵容不法官商，却严惩小商小贩。专卖局没有从根子上查缉香烟走私和批售，反而舍本求末，全力取缔街头摊贩。2月27日晚，台北市查缉员佯装买烟，待拿到香烟后亮出身份。烟贩们见势不妙，带烟狂奔。独自抚养一儿一女的寡妇林江迈猝不及防，未能脱身。查缉员不仅没收其50多条香烟，还没收了她身上的6000元烟钱。在争执过程中，林江迈前额擦破仍苦苦哀求。查缉员无动于衷，坚持要把香烟拖到附近的卡车上。围观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上前围殴缉私人员。缉私人员见势不妙，分头逃窜，并在慌乱之中开枪示警，结果击中一名围观者。至此，事态扩大。
作为行政长官的陈仪对缉私血案并未重视，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2月28日，抗议民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至长官公署请愿。在交涉过程中，宪兵用机枪扫射民众，当场死三人、伤三人（后亦不治身亡）。随后，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席卷全岛。
眼见台湾局势突然失控，陈仪把责任推给台湾士绅和“奸党”煽动。从“二·二八”事件被定性为暴乱开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对付民众常用的武装镇压、特务暗杀手段，便开始用到对付台湾抗争民众身上。在镇压“二·二八”起义过程中，一大批主张体制内省政改革的台湾精英遭到处决。而此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因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人数更是高达十四五万。其中，许多人根本就是普通民众。
近30年来，经过“台独”势力操弄，“台独”思潮、族群冲突、“去中国化”等似乎都能从“二·二八”事件中找到源头。“二·二八”事件俨然成为民进党等政治力量掌控岛内话语权的制高点，并且成了予取予求的“万金油”。在此情形下，吹散笼罩在“二·二八”事件上的一些迷雾，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性質。出于各自目的，各种相关的政治力量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差异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不管怎样，民进党把“二·二八”事件歪曲成台湾本地人反抗外省人的运动，显然是一种政治操弄。2007年，当时的国台办发言人明确表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把握和传播“二·二八”事件的准确定性，值得我们共同思考。
共产党在“二·二八”这场群众运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中共在台湾的省工委干部谢雪红及省工委武工部长张志忠等人，在台湾中部及嘉义亲自发动和组织了一系列反抗活动。起义失败后，前往香港的谢雪红创建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如今是我国的八个参政党之一。
岛内外一些政治势力，特别是民进党把“二·二八”事件说成“台独”的历史根源，事实恰恰相反。“二·二八”事件中，包括台湾精英在内的广大民众是心向“红色中国”的。一如当时很多台湾地区的有识之士所言，社会主义在光复的台湾是相当兴盛的思想，倡导社会主义的书籍也大量流通。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政府失望、憎恨的台湾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自然而然地转向靠拢共产党，形成认同“红色祖国”的现象。
“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70年了，一段时间以来，“二·二八”事件是民进党操弄最多、最顺手、最能激发仇恨和分裂情绪的一张“神主牌”。我们通过纪念“二·二八”起义70周年，可以起到拨乱反正、釜底抽薪的作用。对相关问题的有力说明和澄清，既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粉碎“台独”论述，也有利于帮助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客观公正地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没有力量能把我们分开”。相信海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摘自2017年2月28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