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喊我“小康熙”
　　父亲程潜和毛主席是老乡，私交一直很好，在1945年秋重庆谈判时，毛主席还曾专门到家里来和父亲深谈过，并在许多方面有了共识。1949年父亲在湖南起义以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湖南省省长等职。
　　1952年，国管局为父亲安置了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我们全家分成三批陆续进京。毛主席邀请父亲同游十三陵和视察官厅水库，我都跟着随行。记得第一次见主席时，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父亲在一旁说：“叫程熙。”主席又问：“哪个xi？”父亲说：“康熙的熙。”主席笑眯眯地说：“小康熙皇帝，哈哈，那就叫小康熙吧！”从那以后，主席都叫我“小康熙”。
　　参加毛主席生日
　　
　　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作为私人交往，每年都带我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因为当时年龄小，他们都在谈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给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1965年年底，毛主席设家宴请父亲等几个人去中南海。毛主席是不主张贺寿的，后来就改为请朋友吃饭。那天去的人有父亲和我，王季范和王海荣、章士钊和章含之等几个人。
　　父亲带去了他为庆贺毛主席生日专门写的十二首诗。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首：“大军南下气恢张，群丑如鼷早自扬。东起淮扬通百粤，西包滇藏到新疆。远亲近悦兄迎弟，女跃男歌酒有浆。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
　　当天因为江青要和彭真谈一个有关戏剧的问题，去北京市委还没回来，大家就在主席的客厅里一面聊天一面等她。
　　主席很渊博，也很风趣，谈的话题很广泛。记得那天主席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对父亲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现在能交谈的朋友越来越少啦！”随后就和父亲谈起了湖南的农业问题。谈了一会儿又对父亲说：“颂公，你要辞去湖南省长的请求，中央几个人讨论过了，觉得在湖南只有你的威望还压得住，你还要继续干，哪怕挂个名也可以……”
　　那时我正在学画，主席问起了我的学习，说齐白石、徐悲鸿的画很好，要我好好学习。然后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读过林觉民的遗书没有？我佩服林觉民，他为理想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又扭过头对父亲等人说：“现在真正学马列的干部不多，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拿鞭子赶他们下乡，他们都不去。”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四清”和“社教”运动，我猜主席可能指的是这件事。
　　有人问主席饭量好不好
　　后来话题转到了章士钊写的《柳文指要》上面，两个人谈了许多学术问题，我基本上听不懂，但我看到桌上放着约有一尺高的、用毛笔写的《柳文指要》原稿，是主席看完了准备还给章士钊的。
　　这时江青回来了。她看到了《柳文指要》，指着说：“要批判的啊！”此时章士钊就很不安了。主席说：“盖棺定论。”章老才平静下来。江青又咄咄逼人地说：“该批判的就要批判，不仅你的东西要批判，吴晗的《朱元璋传》也都要批判！”
　　我傻呵呵地坐在那，听着江青说“这个要批判，那个要批判”，也觉得味儿不对了。
　　吃饭了。这次家宴是两个圆桌，客人一桌，工作人员一桌，两桌相隔不远。菜很清淡，有笋，有青菜，没有红烧肉，但有炸乳鸽和烤鸭。记得席间有人问主席饭量好不好，主席顿了一下，突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孔明和司马懿交兵，司马懿刺探军情主要是了解孔明的饭量大小，是不是事必躬亲。当听到探子回报“吃的不多了”后，司马懿大喜过望，他知道孔明的日子不多了。
　　主席突然在这个场合说了这么个故事，他其实是说给另外那桌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听的。那时候，江青那一帮子写文章，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和谐了。打这以后，我父亲要再见主席就难了。
　　吃完饭，快要离开时，父亲希望主席少抽点烟，改成抽雪茄也好。主席回答道：“我抽烟有限制，可不抽烟不能思考问题呀。”
　　那天主席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院门外。汽车开动时，我看到主席目送着汽车，又挥了挥手。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主席。
　　（摘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