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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怀不乱和缩屋称贞是中国古代两个成语典故。人们对于坐怀不乱这个成语大都耳熟能详，但对于缩屋称贞这个典故却鲜有人知。
坐怀不乱是说春秋时期鲁人柳下惠夜寓郭门，有一个找不到住处的女子来求宿，柳下惠惟恐夜寒把她冻死，解开自己的外衣，叫她坐在怀里，并用外衣裹紧了她，同坐了一夜，没有非礼的行为。缩屋称贞是说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叫颜叔子的人，在一个风雨之夜，接纳了一位因暴风雨而房屋倒塌的邻家寡妇，因自己的房屋也不宽敞，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他让寡妇手执火烛取暖，后来柴草用光了，他就拆取房屋的木料来烧火取暖，始终没有侵犯她。后用以泛指在男女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正大光明的正人君子。
柳下惠和颜叔子都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所不同的是柳下惠做过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而颜叔子在当时只是一介平民。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子禽，又字季。春秋鲁僖公时人，稍早于孔子。曾任鲁国士师（掌管监狱的官），因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不合时宜，曾三次被罢黜，后弃官归隐，居于柳下（今河南省濮阳县柳屯）。因食邑于柳下，死后被谥为“惠”，故称柳下惠。颜淑子却鲜有记载，查辞源颜淑子词条称其为“春秋鲁人。尝独处一室，夜大雨，邻舍屋崩，有女子趋投之。叔子使执烛于手，烛尽，焚燎以继至明，不二其志。”
这两个典故最早均出自西汉初年的《毛诗故训传·巷伯》和《郑笺》：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以为辟嫌之不审矣。若其审者，宜若鲁人然。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託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把坐怀不乱这个历史典故强加在柳下惠身上，实在是有违史实和张冠李戴之嫌，真正坐怀不乱的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的颜叔子。
我们不妨从最早记述柳下惠的《论语》中一窥端倪。柳下惠的名字在《论语》中曾多次出现，其中《论语﹒微子》就有两次。记载柳下惠为典狱官和三次被罢免也是出自《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后来，有人劝柳下惠：“（鲁国如此对待你）你不可以离开这里吗？”柳下惠回答道：“按正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多次罢官呢？如果不按正道侍奉君主，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本国呢？（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显然，孔子对柳下惠的回答是满意的，并对其“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给予了积极地评价。
孔子把柳下惠与伯夷、叔齐相提并论，足见当时孔子对于柳下惠人品和行为的认可。而伯夷、叔齐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史料记载，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在《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说：“臧文仲是一个窃据官位的人吧？他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言语中多有对臧文仲的批评指责和对柳下惠的不平。孟子则称赞他是“圣之和者”，把他与伯夷、伊尹、孔子相提并论，后世尊之为“和圣”。我们从《论语》和《孟子》中可以看到柳下惠高尚的人格魅力，但丝毫也没有与坐怀不乱有关的记述。
《荀子·大略》载：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唐杨倞注：“柳下惠，鲁贤人公子展之后，名获字禽，居于柳下，谥惠，季其伯仲也。后门者，君子守后门至贱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恶与后门者同，时人尚无疑怪者，言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闻，言闻之久矣。”由此可知，杨倞的注解根本不涉女色，荀文原意也和后世所谓的坐怀不乱无关。
至于坐怀不乱是如何与柳下惠联系在一起的，那还要从汉初毛亨为《诗经·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所做的传注中说起。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春秋时期孔子及其门徒编撰而成的，而首次给《诗经》做注解的又恰恰是汉代的学者毛亨。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汉代就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毛亨在为《诗经》作传注时，难免会受到当时汉代最高统治阶级这一政治思想的影响，因此，毛传就自然而然地把当时流传甚广的颜叔子“缩屋称贞，不二其志”的典故拿出来，但是为了更能够体现“独尊儒术”思想，他又把同一事件原封不动地移花接木到另一个人“鲁男”身上。从“鲁男”与那位求助女子的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毛亨在注解《诗经》时是如何贯彻“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道德思想的。以至于帮孔子杜撰出“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这句话。毛亨之所以把发生在颜叔子身上的事，移花接木到柳下惠身上，不外乎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为了迎合汉代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政治需求；二是虽然颜叔子算不上什么达官贵人，但他缩屋称贞的故事在当时的鲁国影响很大，以至于到了汉代仍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三是柳下惠是《论语》中多次提及并且得到孔子认可的道德高尚的人，把颜叔子缩屋称贞的事件嫁接到柳下惠坐怀不乱上，更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四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经他注解编订的《诗经》（毛诗故训传）课本，就很难获准进入到官方的教材教学当中。
自此以后，历代文人便以讹传讹，把颜叔子的“缩屋称贞”演绎成了柳下惠的“坐怀不乱”。就连唐代史学家李百药在《北齐书·废帝纪》中，也出现了“颜子缩屋称贞，柳下妪而不乱，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并行的记述。唐朝诗人周昙写过一首《春秋战国门颜叔子》的诗作：“夜雨邻娃告屋倾，一宵从寄念悲惊。诚知独处从烧烛，君子行心要自明。”比较客观真实地还原了颜叔子“缩屋称贞”的事实。
直到元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卷上才有成型的故事：“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则记述为：“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乱。”至此柳下惠的坐怀不乱故事才完全成型。真正把“坐怀不乱”这个成语推而广之，达到家喻户晓的，应该得益于明清文人的话本小说和杂剧。最早使用这一成语的当首推明代兰陵笑笑生，他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就写到“人人都说他无行，其实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清代的文人更是常有引用，李渔在其杂剧《蜃中楼·抗姻》中写到：“说起俺夫家姓字香，不在梅旁在柳旁，他是那坐怀不乱的宗风倡。”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第三十八回中也写到：“唐敖道：‘据这光景，舅兄竟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坐怀不乱是说春秋时期鲁人柳下惠夜寓郭门，有一个找不到住处的女子来求宿，柳下惠惟恐夜寒把她冻死，解开自己的外衣，叫她坐在怀里，并用外衣裹紧了她，同坐了一夜，没有非礼的行为。缩屋称贞是说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叫颜叔子的人，在一个风雨之夜，接纳了一位因暴风雨而房屋倒塌的邻家寡妇，因自己的房屋也不宽敞，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他让寡妇手执火烛取暖，后来柴草用光了，他就拆取房屋的木料来烧火取暖，始终没有侵犯她。后用以泛指在男女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正大光明的正人君子。
柳下惠和颜叔子都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所不同的是柳下惠做过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而颜叔子在当时只是一介平民。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子禽，又字季。春秋鲁僖公时人，稍早于孔子。曾任鲁国士师（掌管监狱的官），因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不合时宜，曾三次被罢黜，后弃官归隐，居于柳下（今河南省濮阳县柳屯）。因食邑于柳下，死后被谥为“惠”，故称柳下惠。颜淑子却鲜有记载，查辞源颜淑子词条称其为“春秋鲁人。尝独处一室，夜大雨，邻舍屋崩，有女子趋投之。叔子使执烛于手，烛尽，焚燎以继至明，不二其志。”
这两个典故最早均出自西汉初年的《毛诗故训传·巷伯》和《郑笺》：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以为辟嫌之不审矣。若其审者，宜若鲁人然。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託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把坐怀不乱这个历史典故强加在柳下惠身上，实在是有违史实和张冠李戴之嫌，真正坐怀不乱的人应该是春秋时期的颜叔子。
我们不妨从最早记述柳下惠的《论语》中一窥端倪。柳下惠的名字在《论语》中曾多次出现，其中《论语﹒微子》就有两次。记载柳下惠为典狱官和三次被罢免也是出自《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后来，有人劝柳下惠：“（鲁国如此对待你）你不可以离开这里吗？”柳下惠回答道：“按正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多次罢官呢？如果不按正道侍奉君主，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本国呢？（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显然，孔子对柳下惠的回答是满意的，并对其“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给予了积极地评价。
孔子把柳下惠与伯夷、叔齐相提并论，足见当时孔子对于柳下惠人品和行为的认可。而伯夷、叔齐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史料记载，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在《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说：“臧文仲是一个窃据官位的人吧？他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言语中多有对臧文仲的批评指责和对柳下惠的不平。孟子则称赞他是“圣之和者”，把他与伯夷、伊尹、孔子相提并论，后世尊之为“和圣”。我们从《论语》和《孟子》中可以看到柳下惠高尚的人格魅力，但丝毫也没有与坐怀不乱有关的记述。
《荀子·大略》载：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唐杨倞注：“柳下惠，鲁贤人公子展之后，名获字禽，居于柳下，谥惠，季其伯仲也。后门者，君子守后门至贱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恶与后门者同，时人尚无疑怪者，言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闻，言闻之久矣。”由此可知，杨倞的注解根本不涉女色，荀文原意也和后世所谓的坐怀不乱无关。
至于坐怀不乱是如何与柳下惠联系在一起的，那还要从汉初毛亨为《诗经·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所做的传注中说起。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春秋时期孔子及其门徒编撰而成的，而首次给《诗经》做注解的又恰恰是汉代的学者毛亨。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汉代就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毛亨在为《诗经》作传注时，难免会受到当时汉代最高统治阶级这一政治思想的影响，因此，毛传就自然而然地把当时流传甚广的颜叔子“缩屋称贞，不二其志”的典故拿出来，但是为了更能够体现“独尊儒术”思想，他又把同一事件原封不动地移花接木到另一个人“鲁男”身上。从“鲁男”与那位求助女子的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毛亨在注解《诗经》时是如何贯彻“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道德思想的。以至于帮孔子杜撰出“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这句话。毛亨之所以把发生在颜叔子身上的事，移花接木到柳下惠身上，不外乎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为了迎合汉代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政治需求；二是虽然颜叔子算不上什么达官贵人，但他缩屋称贞的故事在当时的鲁国影响很大，以至于到了汉代仍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三是柳下惠是《论语》中多次提及并且得到孔子认可的道德高尚的人，把颜叔子缩屋称贞的事件嫁接到柳下惠坐怀不乱上，更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四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经他注解编订的《诗经》（毛诗故训传）课本，就很难获准进入到官方的教材教学当中。
自此以后，历代文人便以讹传讹，把颜叔子的“缩屋称贞”演绎成了柳下惠的“坐怀不乱”。就连唐代史学家李百药在《北齐书·废帝纪》中，也出现了“颜子缩屋称贞，柳下妪而不乱，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并行的记述。唐朝诗人周昙写过一首《春秋战国门颜叔子》的诗作：“夜雨邻娃告屋倾，一宵从寄念悲惊。诚知独处从烧烛，君子行心要自明。”比较客观真实地还原了颜叔子“缩屋称贞”的事实。
直到元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卷上才有成型的故事：“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则记述为：“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乱。”至此柳下惠的坐怀不乱故事才完全成型。真正把“坐怀不乱”这个成语推而广之，达到家喻户晓的，应该得益于明清文人的话本小说和杂剧。最早使用这一成语的当首推明代兰陵笑笑生，他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就写到“人人都说他无行，其实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清代的文人更是常有引用，李渔在其杂剧《蜃中楼·抗姻》中写到：“说起俺夫家姓字香，不在梅旁在柳旁，他是那坐怀不乱的宗风倡。”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第三十八回中也写到：“唐敖道：‘据这光景，舅兄竟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