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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上抑郁症之后，张进的第三只眼从此开启。
仿佛安装了雷达一样，他能从认识的人中迅速識别出“同类”。在他眼里，那些人的特征是如此明显：要么眼睛涣散无神，要么语言表达极不协调—不是自闭症，但说起话来同样很努力却无法避免磕巴，字词在他们嘴里一副不听使唤、不易摆布的样子。
生活在北京的张进，原是财新传媒的常务副主编，多年来一直忙于关注社会民生和法律领域的选题报道。2012年，他被诊断为抑郁症。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都很意外，因为生病之前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一直是那么平和、开朗。此后，张进开始意识到身边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人还挺多的，无论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还是社会新闻里冒出来的种种，好像每隔几个月，就会有娱乐明星因不堪忍受抑郁症的折磨而自杀。
这可能只是出于“视网膜效应”—当我们自己拥有一件东西或一项特征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注意到别人是否也具备这件东西或这项特征。比如某天你戴了一顶红帽子上街，突然之间，你发觉大街上居然很多人都戴着红帽子，而你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
直到张进以“渡过”为名开设了关于抑郁症的微信公众号之后，他不再认为自己产生了错觉。因为两三年时间里，这个公众号积累了4万多名订阅者—他们要么是抑郁症患者的家属，要么自己正深陷其中。另一个以发布心理健康知识和教育课程为主的机构KnowYourself，其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量目前有300万，自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以传播心理学为主题的内容平 台。
然而300万这个数字仍然低估了抑郁症这种单一疾病在中国社会的患者数量。
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以下简称“CMHS”）的抽样调查数据，2016年中国有4.06%的人患有抑郁症，以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计算，患有抑郁症的人数相当于527万。而抑郁症又具有易复发性（复发率超过50%），因此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比例处于不断累积并扩大的局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2月发布的关于抑郁症的最新全球统计报告，在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全球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数增加了18%。照此趋势，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可能全球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患过抑郁症或者正深受其苦。这种疾病蔓延趋势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0 1 美国礼来公司发明的口服抗抑郁药百忧 解。
抑郁症被很多人称为现代病—是类似于“饱暖思淫欲”（而不得）产生的富贵病。不过，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存在。持反对观点的人指出，农村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并非真的更低，只是那里医疗设施相对落后、诊断力量不足，导致很多实际已存在的抑郁症发病人群不能被及时认知。
CMHS的抽样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这种判断，其数据显示，除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比城市高出近60%，在抑郁症和焦虑症（更常被认为是一种城市病）的发病率上，农村和城市的情况其实不相上下。
但抑郁症的高发局面真的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毫无关系吗？我们究竟能依靠什么有效的办法，更早知意识到并预防这种疾病？对于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人类已经努力寻找了上千年。人类与精神疾病斗争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精神史。
过量的抑郁被当成一种疾病其实自古就有。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人有4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抑郁症和癌症一样被认为是一种黑胆汁过多造成的疾病（忧郁症的英文“melancholia”正是源于希腊语的黑胆汁“melaskholé”）。不仅西方有记载，中医也有相关叙述，比如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就称抑郁症是“忧虑而郁结成疾”。
抑郁给予人的痛苦是真实的。2012年，张进被诊断为抑郁症，拿到诊断之前，他已经失眠了一个多月。2016年，生活在上海、从事金融业的马林祥也体会到了差不多的痛苦，不仅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还觉得人生了无乐趣，就算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不能让他多一点开心。“他连死都想到了，就像交代后事一样。我妈妈很生气，觉得‘你怎么那么脆弱？’我也很崩溃好吗，心想他走了我还要自己养儿子。”马林祥的妻子程若勤回忆说。
假如这么痛苦都不能算是疾病，这世上就没有多少痛苦可以称得上疾病了，别忘了，每年都有不少的生命因不堪忍受忧郁症的折磨而自杀。
不过，抑郁症成为一种高发疾病却是近代以来的事—起码在诊断意义上。这方面的历史从百忧解（Prozac）的销量上就可见一斑。
0 2 硅谷创业公司Woebot推出的内置认知疗法的AI聊天机器 人。
1974年，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发明了这种药物，声称它可以治疗人类的抑郁，只要开始服用这种白绿相间的胶囊，两周之后，它就能让一个深陷抑郁的人从地狱到天堂。专利期结束前的2000年，它为礼来贡献了25亿美元的销售额，有近90个国家的5400万名患者服用过百忧解胶囊。这种药物于1995年进入中国，同样大受欢迎。和它类似机制的药物如帕罗西汀、左洛复等相继开发出来，成为精神科医生为抑郁症患者开处方时的首选药物。
张进和马林祥都体会过这些药片的神奇效果。服药半个月后，失眠问题就解决了。原先马林祥脑子里那些挥之不去的负面想法也消失了，不再认为那个导致他抑郁的未完工文件是他一个人的错误。“他开始可以认为是整个团队的问题。”妻子程若勤说。 用药5个月后，张进写了一篇名为《地狱归来》的文章，不仅抑郁全无，竟然还“文思泉涌”。他几乎每天都能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并且写出的语句第一遍就很通顺，不需要来回修改。不过不久之后，他就见识到了这种疾病和相关药物的另一重神秘：“文思泉涌”的状态在一段时间后消失了，他重新陷入了抑郁。
医生告诉张进他患上的是一种双向抑郁—抑郁与躁狂来回反复、比纯粹的抑郁更复杂的抑郁症状态。这样的诊断结论让他更困惑了：难道和抑郁一样，所谓的才华其实只是大脑中的一堆化学反应的结果？
除了“抑郁症是一种身心疾病，它发病率高，且易复发”“百忧解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这些说法，张进没能从医生那里获得更多对疾病本身的解释。至于病因到底是“身”还是“心”的问题，更是没有答案。
不止对张进，抑郁症目前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仍然神秘。比如全球数千万人服用过的百忧解，它的治疗机理其实只是基于一种“神经递质失衡”的假说，百忧解的问世过程更是源于一些偶然。
1951年，当位于美国纽约斯坦顿岛的Seaview医院的医生用一种新药“异烟肼”来治疗结核病病人时，医生观察到了病人情绪和行为的突然变化。服用这种药物后，往常忧郁沉默、垂死的病人忽然有了精神和食欲，有的甚至在走廊里跳舞。7年之后，美国杜克医院医生的为了治疗高血压，给多名女性开了一种叫“萝芙碱”的药物。结果，服用该药物的病人血压得到了控制，却又多出了“抑郁”问题，其中一位病人在擅自停用这种药后感觉“抑郁情绪”消失了。
两起偶然事件都与抑郁症相遇了，它们启发了生物化学精神病学家科彭（Alec Coppen）在1963年做了一项决定性的实验，证实了异烟肼和萝芙碱这两种物质背后的关联物质是5-羟色胺，它是存在于大脑中用于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而这种递质的数量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过 少”。
看到其中商机的礼来公司专门组建了一个“5-羟色胺-抑郁症”研究组，并于1974年发明了相应的口服抗抑郁药物百忧解。但是，制药公司并没能解释清楚抑郁症这种疾病的由来。究竟大脑中神经递质的失衡是抑郁的成因，还是抑郁导致了这些变化？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简单说，百忧解只是恰好能解决抑郁症患者的症状而已。
有人曾因此怀疑百忧解可能只是一种安慰剂—一种毫无用处的药丸。据《纽约时报》报道，1997年一位名叫Irving Kirsch的心理学家设计了38个试验，把病人分为使用抗抑郁药物、使用安慰剂以及没有接受治疗的3组，然后用统计结果来估算安慰剂对情绪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仅仅服用安慰剂能发挥抗抑郁药物作用的75%。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7成患有抑郁症的人而言，吃安慰剂或是百忧解，效果没有差别。
Kirsch据此认为，制药公司夸大了百忧解的作用，它们选择性地发表了有关抗抑郁药物的正面效果，削减了另一面不利于其大量销售的信息。而且这种药还赋予了一个非常有营销煽动效果的名字—Prozac。在英语中，pro有专业（professional）之意，ac代表着行动（action），其中文药名“百忧解”则直接成了对“解除所有烦忧之事”的承诺。总之，这差不多与当下硅谷一些大数据公司提出的“‘我’字使用的比例过多就是一种抑郁症”是一个路子—都不乏心理游戏的成分。
那么，新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抑郁症的高发病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过度诊断的结果吗？毕竟，从服用百忧解的人数来看，很多人不仅是被“判给”了抑郁症，可能还有人主动选择了这种药物，因为服用几毫克就能心情愉悦，相比苦哈哈地直面生活中的一大堆烦恼倒是便捷多了。
但我们是否要因此立刻去责难于商业的原罪呢？2010年另一批研究者对上述试验的被试者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在把患有轻度抑郁的病人和重度病人分开后，他们表示部分支持Kirsch的结论：抗抑郁药物对患有轻度和中度抑郁症的患者的效果与安慰剂无异。不过，他们也同时发现，这些制药公司发明的抗抑郁药物对重度抑郁症患者极为有用，安慰剂远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新一轮试验的结果只能解释为什么现有的抗抑郁药物只对部分患者有效，而不能解释另一个现象，即在所有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些药物其实也只是对其中的部分人奏 效。
张进的医生姜涛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吴志国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他们各自的诊断中，有的患者对平衡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的药物有反应，有的则对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也是一种神经递质）的药物有感觉。而且不同患者即便患病程度相同，具体症状也各不相同。相较于西方国家，医生在中国诊治的抑郁症病人表现出更多的头痛、背痛等躯体症状，而不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里列出的哭泣、情绪低落等衡量标准。这方面的差异其实也会与药效产生关联性。
除了药物治疗，就像对待其他一些重大疾病一样，医学界也考虑过外科手术这条路。
1930年代，当时人们对大脑结构的认知还很有限，更别说理解每个神经细胞如何工作，一些人已经急于用结果证明一切，方法是实施外科手术，直接把他們认为病变的部位切除。其中的著名手术是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莫尼斯对精神分裂患者实施的“脑叶白质切除术”，通过开颅手术将患者的前脑叶白质（那里有人的中枢神经）切除，一个原本脾气狂躁的病人可以变得异常温顺。所以在当时有很多病人的家属都乐于支持做这种手术，对这些人而言，和他们一起生活的病人变得温顺要比狂躁好多了。
莫尼斯的手术效果后来也给了治疗其他精神疾病的医生灵感。1953年，一位叫Henry Molaison的癫痫病人就被切除了大脑双侧的海马体，决定为他实施这项手术的医生是莫尼斯的粉丝之一。和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后遗症差不多，Henry Molaison被切除海马体后不再犯癫痫，但他再也不能将短时记忆转为长期记忆了。几年后，当他的母亲过世，之后每次听人提起这件事，他都以为母亲刚过世，一再失声痛 哭。
仿佛安装了雷达一样，他能从认识的人中迅速識别出“同类”。在他眼里，那些人的特征是如此明显：要么眼睛涣散无神，要么语言表达极不协调—不是自闭症，但说起话来同样很努力却无法避免磕巴，字词在他们嘴里一副不听使唤、不易摆布的样子。
生活在北京的张进，原是财新传媒的常务副主编，多年来一直忙于关注社会民生和法律领域的选题报道。2012年，他被诊断为抑郁症。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都很意外，因为生病之前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一直是那么平和、开朗。此后，张进开始意识到身边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人还挺多的，无论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还是社会新闻里冒出来的种种，好像每隔几个月，就会有娱乐明星因不堪忍受抑郁症的折磨而自杀。
这可能只是出于“视网膜效应”—当我们自己拥有一件东西或一项特征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注意到别人是否也具备这件东西或这项特征。比如某天你戴了一顶红帽子上街，突然之间，你发觉大街上居然很多人都戴着红帽子，而你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
直到张进以“渡过”为名开设了关于抑郁症的微信公众号之后，他不再认为自己产生了错觉。因为两三年时间里，这个公众号积累了4万多名订阅者—他们要么是抑郁症患者的家属，要么自己正深陷其中。另一个以发布心理健康知识和教育课程为主的机构KnowYourself，其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量目前有300万，自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以传播心理学为主题的内容平 台。
然而300万这个数字仍然低估了抑郁症这种单一疾病在中国社会的患者数量。
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以下简称“CMHS”）的抽样调查数据，2016年中国有4.06%的人患有抑郁症，以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计算，患有抑郁症的人数相当于527万。而抑郁症又具有易复发性（复发率超过50%），因此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比例处于不断累积并扩大的局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2月发布的关于抑郁症的最新全球统计报告，在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全球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数增加了18%。照此趋势，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可能全球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患过抑郁症或者正深受其苦。这种疾病蔓延趋势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抑郁症被很多人称为现代病—是类似于“饱暖思淫欲”（而不得）产生的富贵病。不过，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存在。持反对观点的人指出，农村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并非真的更低，只是那里医疗设施相对落后、诊断力量不足，导致很多实际已存在的抑郁症发病人群不能被及时认知。
CMHS的抽样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这种判断，其数据显示，除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比城市高出近60%，在抑郁症和焦虑症（更常被认为是一种城市病）的发病率上，农村和城市的情况其实不相上下。
但抑郁症的高发局面真的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毫无关系吗？我们究竟能依靠什么有效的办法，更早知意识到并预防这种疾病？对于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人类已经努力寻找了上千年。人类与精神疾病斗争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精神史。
过量的抑郁被当成一种疾病其实自古就有。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人有4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抑郁症和癌症一样被认为是一种黑胆汁过多造成的疾病（忧郁症的英文“melancholia”正是源于希腊语的黑胆汁“melaskholé”）。不仅西方有记载，中医也有相关叙述，比如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就称抑郁症是“忧虑而郁结成疾”。
抑郁给予人的痛苦是真实的。2012年，张进被诊断为抑郁症，拿到诊断之前，他已经失眠了一个多月。2016年，生活在上海、从事金融业的马林祥也体会到了差不多的痛苦，不仅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还觉得人生了无乐趣，就算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不能让他多一点开心。“他连死都想到了，就像交代后事一样。我妈妈很生气，觉得‘你怎么那么脆弱？’我也很崩溃好吗，心想他走了我还要自己养儿子。”马林祥的妻子程若勤回忆说。
假如这么痛苦都不能算是疾病，这世上就没有多少痛苦可以称得上疾病了，别忘了，每年都有不少的生命因不堪忍受忧郁症的折磨而自杀。
不过，抑郁症成为一种高发疾病却是近代以来的事—起码在诊断意义上。这方面的历史从百忧解（Prozac）的销量上就可见一斑。
1974年，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发明了这种药物，声称它可以治疗人类的抑郁，只要开始服用这种白绿相间的胶囊，两周之后，它就能让一个深陷抑郁的人从地狱到天堂。专利期结束前的2000年，它为礼来贡献了25亿美元的销售额，有近90个国家的5400万名患者服用过百忧解胶囊。这种药物于1995年进入中国，同样大受欢迎。和它类似机制的药物如帕罗西汀、左洛复等相继开发出来，成为精神科医生为抑郁症患者开处方时的首选药物。
张进和马林祥都体会过这些药片的神奇效果。服药半个月后，失眠问题就解决了。原先马林祥脑子里那些挥之不去的负面想法也消失了，不再认为那个导致他抑郁的未完工文件是他一个人的错误。“他开始可以认为是整个团队的问题。”妻子程若勤说。 用药5个月后，张进写了一篇名为《地狱归来》的文章，不仅抑郁全无，竟然还“文思泉涌”。他几乎每天都能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并且写出的语句第一遍就很通顺，不需要来回修改。不过不久之后，他就见识到了这种疾病和相关药物的另一重神秘：“文思泉涌”的状态在一段时间后消失了，他重新陷入了抑郁。
医生告诉张进他患上的是一种双向抑郁—抑郁与躁狂来回反复、比纯粹的抑郁更复杂的抑郁症状态。这样的诊断结论让他更困惑了：难道和抑郁一样，所谓的才华其实只是大脑中的一堆化学反应的结果？
除了“抑郁症是一种身心疾病，它发病率高，且易复发”“百忧解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这些说法，张进没能从医生那里获得更多对疾病本身的解释。至于病因到底是“身”还是“心”的问题，更是没有答案。
不止对张进，抑郁症目前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仍然神秘。比如全球数千万人服用过的百忧解，它的治疗机理其实只是基于一种“神经递质失衡”的假说，百忧解的问世过程更是源于一些偶然。
1951年，当位于美国纽约斯坦顿岛的Seaview医院的医生用一种新药“异烟肼”来治疗结核病病人时，医生观察到了病人情绪和行为的突然变化。服用这种药物后，往常忧郁沉默、垂死的病人忽然有了精神和食欲，有的甚至在走廊里跳舞。7年之后，美国杜克医院医生的为了治疗高血压，给多名女性开了一种叫“萝芙碱”的药物。结果，服用该药物的病人血压得到了控制，却又多出了“抑郁”问题，其中一位病人在擅自停用这种药后感觉“抑郁情绪”消失了。
两起偶然事件都与抑郁症相遇了，它们启发了生物化学精神病学家科彭（Alec Coppen）在1963年做了一项决定性的实验，证实了异烟肼和萝芙碱这两种物质背后的关联物质是5-羟色胺，它是存在于大脑中用于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而这种递质的数量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过 少”。
看到其中商机的礼来公司专门组建了一个“5-羟色胺-抑郁症”研究组，并于1974年发明了相应的口服抗抑郁药物百忧解。但是，制药公司并没能解释清楚抑郁症这种疾病的由来。究竟大脑中神经递质的失衡是抑郁的成因，还是抑郁导致了这些变化？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简单说，百忧解只是恰好能解决抑郁症患者的症状而已。
有人曾因此怀疑百忧解可能只是一种安慰剂—一种毫无用处的药丸。据《纽约时报》报道，1997年一位名叫Irving Kirsch的心理学家设计了38个试验，把病人分为使用抗抑郁药物、使用安慰剂以及没有接受治疗的3组，然后用统计结果来估算安慰剂对情绪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仅仅服用安慰剂能发挥抗抑郁药物作用的75%。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7成患有抑郁症的人而言，吃安慰剂或是百忧解，效果没有差别。
Kirsch据此认为，制药公司夸大了百忧解的作用，它们选择性地发表了有关抗抑郁药物的正面效果，削减了另一面不利于其大量销售的信息。而且这种药还赋予了一个非常有营销煽动效果的名字—Prozac。在英语中，pro有专业（professional）之意，ac代表着行动（action），其中文药名“百忧解”则直接成了对“解除所有烦忧之事”的承诺。总之，这差不多与当下硅谷一些大数据公司提出的“‘我’字使用的比例过多就是一种抑郁症”是一个路子—都不乏心理游戏的成分。
那么，新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抑郁症的高发病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过度诊断的结果吗？毕竟，从服用百忧解的人数来看，很多人不仅是被“判给”了抑郁症，可能还有人主动选择了这种药物，因为服用几毫克就能心情愉悦，相比苦哈哈地直面生活中的一大堆烦恼倒是便捷多了。
但我们是否要因此立刻去责难于商业的原罪呢？2010年另一批研究者对上述试验的被试者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在把患有轻度抑郁的病人和重度病人分开后，他们表示部分支持Kirsch的结论：抗抑郁药物对患有轻度和中度抑郁症的患者的效果与安慰剂无异。不过，他们也同时发现，这些制药公司发明的抗抑郁药物对重度抑郁症患者极为有用，安慰剂远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新一轮试验的结果只能解释为什么现有的抗抑郁药物只对部分患者有效，而不能解释另一个现象，即在所有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些药物其实也只是对其中的部分人奏 效。
张进的医生姜涛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吴志国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他们各自的诊断中，有的患者对平衡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的药物有反应，有的则对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也是一种神经递质）的药物有感觉。而且不同患者即便患病程度相同，具体症状也各不相同。相较于西方国家，医生在中国诊治的抑郁症病人表现出更多的头痛、背痛等躯体症状，而不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里列出的哭泣、情绪低落等衡量标准。这方面的差异其实也会与药效产生关联性。
除了药物治疗，就像对待其他一些重大疾病一样，医学界也考虑过外科手术这条路。
1930年代，当时人们对大脑结构的认知还很有限，更别说理解每个神经细胞如何工作，一些人已经急于用结果证明一切，方法是实施外科手术，直接把他們认为病变的部位切除。其中的著名手术是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莫尼斯对精神分裂患者实施的“脑叶白质切除术”，通过开颅手术将患者的前脑叶白质（那里有人的中枢神经）切除，一个原本脾气狂躁的病人可以变得异常温顺。所以在当时有很多病人的家属都乐于支持做这种手术，对这些人而言，和他们一起生活的病人变得温顺要比狂躁好多了。
莫尼斯的手术效果后来也给了治疗其他精神疾病的医生灵感。1953年，一位叫Henry Molaison的癫痫病人就被切除了大脑双侧的海马体，决定为他实施这项手术的医生是莫尼斯的粉丝之一。和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后遗症差不多，Henry Molaison被切除海马体后不再犯癫痫，但他再也不能将短时记忆转为长期记忆了。几年后，当他的母亲过世，之后每次听人提起这件事，他都以为母亲刚过世，一再失声痛 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