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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晓渡: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写作而言,你都一直处于——让我们使用一个比较谨慎的约定说法——"漂泊"的境遇中。由最初的非常态到后来的常态,这种境遇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变化是否首先与你对母语的新的感受有关?布罗茨基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