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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娜拉出走”这一话题自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后，一直是作家笔下热衷表达的话题，并由此形成了百年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本文以鲁迅、丁玲、巴金等作家笔下的子君、莎菲、曾树生为例，探析现代作家表达“娜拉出走”母题的不同策略和立场，通过“出走”这一母题，分析现代女性解放历程的演变以及这些经典女性形象所具有的复杂历史内涵。
关键词：现代作家 出走 母题 女性
“娜拉走后怎样”这个世纪命题源于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藝会讲。在演讲中，鲁迅简述道：“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1}原剧作家在结尾处的留白本是提供了开放式的结局，让娜拉这样一位“自觉”的女性更为“自觉”，不以笔墨之力敲定一个有思想的人物命运。娜拉的这关门声打破了一个世纪的沉静，在女性解放问题上产生了亘远的回响。在血肉饱满的娜拉身上，蕴含着许多女性渴望追寻的“出走”勇气，进而成为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模型。
“堕落”与“回来”成为鲁迅对于娜拉出走后可能性命运的两种预想，也是对于女性觉醒时代突进的预测。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她们思想意识当中，表现出新追求与旧道德的冲突：要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婚恋自主。这是五四新女性的“梦”，一旦在现实中梦境的发生受到阻滞乃至自我察觉到虚幻性，“堕落”的产生情有可原，生存的本能会让“回来”成为选择的避风港。
从现代女性的处境及出走选择这一角度看，子君、莎菲、曾树生是娜拉的同路人或同代人，共享同一精神谱系，有着类似的人格特征和生存困境。因而，本文以现代作家笔下“娜拉式”的女性的命运选择为例，探讨鲁迅的“堕落”与“回来”这一二元命题的合理性和某种“褊狭”。
一、“回来”的子君：未脱旧思想的“新女性”和必死的娜拉
写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爱情作为题材的作品，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婚恋题材，而是借爱情、婚姻关系，探讨现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和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其中，子君所引申出的女性命运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话题。
“五四”时期，西方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虽然当前理论界对女性意识并无定论，但均认为包括以下内涵：首先，女性意识是一种女性的独立意识，追求独立人格，反对依附性和趋同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其次，女性意识是一种女性的性别意识，认为女性应该具有与男性不同的内在情思和心理体验，最后，女性意识是一种人的意识，也就是强调女性是人，追求身为人的意义、价值和发展。{2}经过长期男权中心意识渲染的中国女性，即便是接受了启蒙思想教育的知识女性，也很难全面理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思考女性解放该何去何从成为20世纪的重要话题。
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过启蒙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子君是具有初步思想觉悟的代表。她与涓生有着情感和趣味上的共鸣，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精神上的契合使他们冲出封建思想的藩篱，进行自由式的婚姻结合。然而，婚后琐屑的生活逐渐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凝固，子君在无休止的忙碌中无暇顾及精神的丰腴，涓生也是在一天天的生活中丧失了曾经的精神伴侣，两人离先前的初衷愈来愈远。疲惫的相处模式下两人再也不能坦诚相待，当涓生告知子君不再爱她时，“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3}，最后，子君“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4}，选择了“回来”的道路。
子君“回来”的悲剧是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时期“中国式娜拉出走”的一次预演，挖掘其悲剧背后的隐含因素，对于思考女性解放有着指导性意义。
首先，从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来看，子君所谓的具有女性意识，不过是将“女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等同。她与涓生因学识、视野、观念上的交集而产生爱慕，乃至背弃家庭，毅然决然地与涓生一起追求新时期的平等和自由。然而，对于子君而言，她敢于与封建礼俗叫嚣，也不顾一切地完成了主宰自己婚姻的壮举，她的女性解放到这一步已是完成，可长期经受男权中心意识浸染的子君，在婚后仍然将自己定位在操劳家务这些传统事宜上，慢慢与时代脱轨，也就与涓生的共同语言少之又少。
其次，从子君与涓生的婚后生活来看，子君并没有足够的物质经济基础来对付自己的生活开支，整个家庭的重心依旧是落在涓生身上，这就演变成子君每天对内操持家务，涓生为两人生计奔波，两人渐渐变成两条平行线，并无交集，只剩安宁。这也就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5}
再次，鲁迅先生在《伤逝》中采取的叙述视角也独具一格。《“娜拉走后”的两性风景——以几个文本为个案》一文中提出：以男主人公涓生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安排将女主人子君安排在一个无声的位置上，无法洞悉子君的“变化”心理，容易使读者认为是子君之“变”导致涓生之“变”。笔者以为，这一叙述方式正是通过隐匿子君的声音来表达“子君式”的“女性解放”。子君的那句精神觉醒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6}是由涓生转述的，这并不是涓生的男权话语盖过女性表达，而是这句精神宣言是涓生眼中的争取独立解放的宣言，具有高品位的子君也是涓生眼中的子君。这就意味着，以涓生为镜头的视野中，看到的是涓生心中之象，或许符合事实，但更多可能是符合涓生。可当子君失去涓生爱之际，子君一瞬间面如枯槁，像失去依靠的浮萍，无处归依，可见子君并未完全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她是指望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涓生带她脱离这个死寂的腐朽泥潭，使自己解放。当她发现最后连自己依偎的爱情都已经荡然无存，便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选择，最终妥协，选择“回去”，这也恰恰是子君不完全独立的体现。 最后，当时的社会并未给知识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任何的机会和道德认可，即便是冲破重重障碍，“子君们”的命运也逃不过繁琐的家务，必然被投入与官太太、房东主人的口舌之争。这也恰恰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女性的现实境遇以及她们走向女性自我意识的艰难之途。
在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中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于现实的焦灼，他既代表了他所处时代的理想，希望“娜拉”的出走能够实现中国女性解放，但子君式“娜拉”的悲剧又透露出他对于“娜拉出走”这一“启蒙神化”{7}的幻想特征和乌托邦色彩。
二、“堕落”的莎菲：先锋者的悲剧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左翼”文学领袖茅盾称“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8}，冯雪峰则说她是笼罩着由绝望和空虚所构成的感伤主义情绪的恋爱至上主义者。随着五四思想的退潮，“左翼”文艺界开始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和认可，整个文艺界转向阶级大众的宏大叙事，而莎菲女士却仍然沉浸在个人思想之中。{9}与时代潮流的偏离，个性主义者的失落也溢于言表，女性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经受迷茫和痛苦。
丁玲笔下的莎菲是一个具有病态体质的先觉女性形象。莎菲对于凌吉士的狂热从一开始便难以自持，但她又不会向自己说“你是在想念那高个儿的影子呢”{10}，“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11}，这是传统保守思想在莎菲观念上留下的精神印记，女性的柔弱、被追逐、矜持等的世俗看法成为羁绊前进步伐的镣铐，而在此情境下，莎菲做不了娜拉，她连逃出封建思想牢籠的勇气都没有。
然而，对于异性的渴望如熊熊烈火，灼烧着她不安的心灵。“我是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要着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法让他自己送来”{12}，这是莎菲的情欲与现实博弈的妥协，也是五四时期之后女性逐渐要求的解放在与沉闷僵硬的现实泥潭苦苦挣扎的窘境。莎菲主动要求换住处，为的是离凌吉士更近一些，又以鬼故事为切入点，增进两者的情感关系……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以低调的姿态从道德眼光下逃离，然后攫取理想的爱情梦。此时的莎菲已然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娜拉”，“出走”也不仅仅是为了摆脱旧有的观念的束缚，而是为了争取自己想要的爱情所进行的“战略靠近”，这俨然已经是智慧性的“娜拉”了。
但文本中莎菲对凌吉士的态度变化之大着实令人震惊，由一开始的热恋如火到低俗鄙夷，文本中谈到莎菲的看法：“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的很标致的白胖儿子。”{13}莎菲刚从道德体系中挣脱，现在又沦落到对凌吉士无法自拔的爱慕与厌恶之中。凌吉士低俗的追求和人生观念让莎菲鄙夷，但莎菲已经敞开的心扉却怎么样也无法听进理性的分析，“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眼睛，便又思念那市侩了”{14}，感性与理性的焦灼碰撞时时蚕食着莎菲的心，时时徘徊在“接受他浅薄的情意”与“看不起他，暗骂他，嘲笑他”两种心理之间，最终无法逃脱撕裂的苦痛。
莎菲对于凌吉士的情感波动频繁而又巨大，她渴望能够亲吻他，能抱着他哭，但又无法抹去心里对于凌吉士低俗粗糙的金钱人生观。“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15}最后莎菲用这样一句话来透析自己，带有恶狠狠的自暴自弃的意味，又暗含着承认并接受这样事实的勇气。
“我是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所给我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意儿，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于痛惜到自己甘于堕落，所招来的，简直只是最轻的刑罚！”{16}莎菲在认识到凌吉士如若成为她的丈夫，那么她将也会是一个傀儡了，但无法挣脱的爱慕又紧紧锁着她，“堕落”成为解救她逃离这一困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丁玲当时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社会一个分析……”{17}丁玲采用日记体的体裁，整个文本中只有莎菲能够发声，作为唯一的发声主体，显示出的不是权威性，而是对女性思想的观照。同时，具有思想觉悟的莎菲的发言权只能在日记里显示，不仅是女性话语空间有限的证明、话语权背景的缺失{18}，也体现了“五四”思潮过后女性的彷徨。
莎菲这一形象承载的是丁玲对于时代的思考，也是她对“良心病了的社会”{19}的把脉，值得注意的是，莎菲是以一个病态的形象出现的。《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一文中写道：“病态叙事为文学表现提供了一定的视角，一方面，作为弱者的病人更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和关注，另一方面，以病人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人事，能突出病人不同于常人的心理和感受，加强对社会上的反思和批判的程度，引发人们去探寻人们患病的根源。”笔者以为，病态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了读者的判断。作为叙述主体的病人，情感纤维十分敏感，心理感情也摇摆不定，以文中莎菲对凌吉士态度骤变为例，通篇只有莎菲的言论，无法论证凌吉士的好坏，这本身就是对读者判断的一种影响。《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中作者谈到莎菲周围的人如毓芳认为凌吉士是单纯的，并猜测莎菲情绪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蕴姊的来信的影响，这就表明病者的性格缺陷可能会对走向“堕落”有一定影响，并非完全是由女性出走后的绝望所致，而病者也不能代表普遍认知，所以不能完全论证鲁迅现实预言的“堕落”这一说。
三、“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曾树生：困于时代的强势“娜拉”
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中延续着“五四”思想启蒙的思路，构建了一个“逃离”即“新生”的启蒙神话，将爱情的追求、摆脱封建家族的束缚作为“个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加以绝对化认同，爱情完全被意识形态化，有《家》中的梅芬和瑞珏为证。而到了40年代，巴金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家庭婚姻生活真实地表现了启蒙神化在现实生活延伸中的苍白和无力。{20} 曾树生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形象，在爱情选择上，她与汪文宣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恋爱基础之上的新式家庭，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结婚仪式，思想观念很是超前。在事业上，她在银行上班，所得薪水不仅远远高于丈夫，也几乎支撑起了整个家用。这样一个观念和经济能力都满足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有资格站在与爱人平等的位置上叙说爱的话语”前提的女性形象，在家庭和工作中却也四处碰壁。追求自由爱情的曾树生未曾意识到爱情的背后更多的是家庭，在她与汪文宣结婚后，平庸的丈夫不但不能将家庭维系下去，在婆婆对自己言语羞辱时仍然一声不吭，沉闷的婚姻让她忍不住向外漫溢，时时恶化的婆媳关系也让她不想回头。面对逃离重庆、前往西北的出走选择，曾树生曾一度摇摆不定。多病的丈夫和不可协调的家庭关系给她的生活带来重压，但对家庭的承担意识又在让她默默忍受，直到最后她的希望一点点被恶化的婆媳关系吞噬殆尽，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出走”的道路，成为文学形象中最为果敢的“娜拉”。可当曾树生以后回来，看到物是人非，却也在寒夜中倍感迷茫，那曾树生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呢？巴金在文末也未曾点明，就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曾树生太过鲜活饱满，反而无法决定她的命运，这份留白姑且称为“树生以后怎样”。
笔者认为，曾树生在鲁迅先生预言的“堕落”与“回来”之间，徘徊在第三条路上，这便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曾树生，有着比较坚定和成熟的现代女性意识，她不愿意沦为家庭中逆来顺受的“模范媳妇”，那就注定无法和婆婆安稳地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她不愿意成为经济依赖的“小媳妇”，于是就到社会上打拼，尽管别人只是拿她当花瓶，她的自我定位就决定了不会走上“堕落”这条道路，而是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可是从她寒夜回来找汪文宣，似乎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感情上极为念旧的曾树生形象。在长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曾树生的内心还是有渴望安稳的那一面，希望有能干的丈夫作为自己的依靠，从此两相安稳，可一方面婆媳关系的僵化使其愿望落空，另一方面，汪文宣的离世也让这个愿望永远尘封，曾树生也无法踏上“回来”的这条道路。不愿堕落又无法回头的她，只能拥有着成熟的女性观念，在寒夜中无路可走。
值得注意的是，《寒夜》中营造的话语环境是在男权极度弱化的情况下构建的，汪文宣的经济实力远远若于曾树生，也就大大提升了曾树生的发言权，可在排除了男性中心这一大阻碍之后，曾树生还是未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不由让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寒夜》中最显著的矛盾便是曾树生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汪母作为一个经受了封建思想浸染过的传统女性，在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家庭里具有极高的发言权，然而她并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而是作为男权的传话筒进行的“女性话语的伪权利”{21}的表达。例如，她看不惯曾树生外出交际，到处抛头露面，便轻贱她是“姘头”，俨然站在男权的礼法高度谴责女性的自由意志，又如，她看见汪文宣病重而十分焦急，认为自己全靠着儿子过活，这又是自身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直接表现。《寒夜》中传达出来的是女性自身思想基础过于薄弱，所以即便是男权弱化，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
四、结语：未完成的百年话题
“娜拉出走”在现代作家的笔下折射出许多影子，蕴含着站在思想前沿的作家对现实的观照，这里尤其是对女性意识的一种观照。鲁迅先生预测的“堕落”与“回来”的二元命题，有时代的合理之处，例如，子君、莎菲，在五四思潮中有先觉意识却不完全，只能在襁褓中夭折。但二元命题又稍有绝对化倾向，以曾树生——女性意识成熟的代表为例，在新的时代境况下遇到了难以跨过的瓶颈，最后只能落得个“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唏嘘境地，“堕落”不得，而又无路可返，足见女性解放之路漫漫，仍须不断摸索。
{1}{5}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第168页。
{2} 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建设》2016年第12期。
{3}{4}{6} 鲁迅：《在酒楼上 伤逝 阿金》（钱理群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第226页，第217页。
{7} 种道泽、刘进：《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8} 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刘宏志：《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读〈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现代文学》2010年第8期。
{10}{11}{12}{13}{14}{15}{16}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页，第17页，第20页，第37页，第38页，第60页，第39页。
{17} 游慧玲：《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文艺理论》2010年第12期。
{18} 胡新华：《现代女性日记体小说的叙事与话语策略——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9} 游慧玲：《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文艺理论》2010年第12期。
{20} 种道泽，刘进：《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1} 东红：《〈寒夜〉中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实在性与虚妄性》，《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娜拉走后怎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伤逝[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4]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J].中国作家，1948（1）.
[5] 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J].语文建设，2016（12）.
[6] 種道泽，刘进：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6）.
[7] 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女作家丁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8] 刘宏志：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读《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J].现代文学，2010（8）.
[9] 游慧玲：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J].文艺理论2010（12）.
[10] 东红：《寒夜》中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实在性与虚妄性[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7（4）.
关键词：现代作家 出走 母题 女性
“娜拉走后怎样”这个世纪命题源于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藝会讲。在演讲中，鲁迅简述道：“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1}原剧作家在结尾处的留白本是提供了开放式的结局，让娜拉这样一位“自觉”的女性更为“自觉”，不以笔墨之力敲定一个有思想的人物命运。娜拉的这关门声打破了一个世纪的沉静，在女性解放问题上产生了亘远的回响。在血肉饱满的娜拉身上，蕴含着许多女性渴望追寻的“出走”勇气，进而成为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模型。
“堕落”与“回来”成为鲁迅对于娜拉出走后可能性命运的两种预想，也是对于女性觉醒时代突进的预测。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她们思想意识当中，表现出新追求与旧道德的冲突：要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婚恋自主。这是五四新女性的“梦”，一旦在现实中梦境的发生受到阻滞乃至自我察觉到虚幻性，“堕落”的产生情有可原，生存的本能会让“回来”成为选择的避风港。
从现代女性的处境及出走选择这一角度看，子君、莎菲、曾树生是娜拉的同路人或同代人，共享同一精神谱系，有着类似的人格特征和生存困境。因而，本文以现代作家笔下“娜拉式”的女性的命运选择为例，探讨鲁迅的“堕落”与“回来”这一二元命题的合理性和某种“褊狭”。
一、“回来”的子君：未脱旧思想的“新女性”和必死的娜拉
写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爱情作为题材的作品，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婚恋题材，而是借爱情、婚姻关系，探讨现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和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其中，子君所引申出的女性命运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话题。
“五四”时期，西方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虽然当前理论界对女性意识并无定论，但均认为包括以下内涵：首先，女性意识是一种女性的独立意识，追求独立人格，反对依附性和趋同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其次，女性意识是一种女性的性别意识，认为女性应该具有与男性不同的内在情思和心理体验，最后，女性意识是一种人的意识，也就是强调女性是人，追求身为人的意义、价值和发展。{2}经过长期男权中心意识渲染的中国女性，即便是接受了启蒙思想教育的知识女性，也很难全面理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思考女性解放该何去何从成为20世纪的重要话题。
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过启蒙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子君是具有初步思想觉悟的代表。她与涓生有着情感和趣味上的共鸣，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精神上的契合使他们冲出封建思想的藩篱，进行自由式的婚姻结合。然而，婚后琐屑的生活逐渐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凝固，子君在无休止的忙碌中无暇顾及精神的丰腴，涓生也是在一天天的生活中丧失了曾经的精神伴侣，两人离先前的初衷愈来愈远。疲惫的相处模式下两人再也不能坦诚相待，当涓生告知子君不再爱她时，“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3}，最后，子君“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4}，选择了“回来”的道路。
子君“回来”的悲剧是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时期“中国式娜拉出走”的一次预演，挖掘其悲剧背后的隐含因素，对于思考女性解放有着指导性意义。
首先，从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来看，子君所谓的具有女性意识，不过是将“女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等同。她与涓生因学识、视野、观念上的交集而产生爱慕，乃至背弃家庭，毅然决然地与涓生一起追求新时期的平等和自由。然而，对于子君而言，她敢于与封建礼俗叫嚣，也不顾一切地完成了主宰自己婚姻的壮举，她的女性解放到这一步已是完成，可长期经受男权中心意识浸染的子君，在婚后仍然将自己定位在操劳家务这些传统事宜上，慢慢与时代脱轨，也就与涓生的共同语言少之又少。
其次，从子君与涓生的婚后生活来看，子君并没有足够的物质经济基础来对付自己的生活开支，整个家庭的重心依旧是落在涓生身上，这就演变成子君每天对内操持家务，涓生为两人生计奔波，两人渐渐变成两条平行线，并无交集，只剩安宁。这也就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5}
再次，鲁迅先生在《伤逝》中采取的叙述视角也独具一格。《“娜拉走后”的两性风景——以几个文本为个案》一文中提出：以男主人公涓生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安排将女主人子君安排在一个无声的位置上，无法洞悉子君的“变化”心理，容易使读者认为是子君之“变”导致涓生之“变”。笔者以为，这一叙述方式正是通过隐匿子君的声音来表达“子君式”的“女性解放”。子君的那句精神觉醒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6}是由涓生转述的，这并不是涓生的男权话语盖过女性表达，而是这句精神宣言是涓生眼中的争取独立解放的宣言，具有高品位的子君也是涓生眼中的子君。这就意味着，以涓生为镜头的视野中，看到的是涓生心中之象，或许符合事实，但更多可能是符合涓生。可当子君失去涓生爱之际，子君一瞬间面如枯槁，像失去依靠的浮萍，无处归依，可见子君并未完全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她是指望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涓生带她脱离这个死寂的腐朽泥潭，使自己解放。当她发现最后连自己依偎的爱情都已经荡然无存，便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选择，最终妥协，选择“回去”，这也恰恰是子君不完全独立的体现。 最后，当时的社会并未给知识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任何的机会和道德认可，即便是冲破重重障碍，“子君们”的命运也逃不过繁琐的家务，必然被投入与官太太、房东主人的口舌之争。这也恰恰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女性的现实境遇以及她们走向女性自我意识的艰难之途。
在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中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于现实的焦灼，他既代表了他所处时代的理想，希望“娜拉”的出走能够实现中国女性解放，但子君式“娜拉”的悲剧又透露出他对于“娜拉出走”这一“启蒙神化”{7}的幻想特征和乌托邦色彩。
二、“堕落”的莎菲：先锋者的悲剧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左翼”文学领袖茅盾称“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8}，冯雪峰则说她是笼罩着由绝望和空虚所构成的感伤主义情绪的恋爱至上主义者。随着五四思想的退潮，“左翼”文艺界开始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和认可，整个文艺界转向阶级大众的宏大叙事，而莎菲女士却仍然沉浸在个人思想之中。{9}与时代潮流的偏离，个性主义者的失落也溢于言表，女性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经受迷茫和痛苦。
丁玲笔下的莎菲是一个具有病态体质的先觉女性形象。莎菲对于凌吉士的狂热从一开始便难以自持，但她又不会向自己说“你是在想念那高个儿的影子呢”{10}，“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11}，这是传统保守思想在莎菲观念上留下的精神印记，女性的柔弱、被追逐、矜持等的世俗看法成为羁绊前进步伐的镣铐，而在此情境下，莎菲做不了娜拉，她连逃出封建思想牢籠的勇气都没有。
然而，对于异性的渴望如熊熊烈火，灼烧着她不安的心灵。“我是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要着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法让他自己送来”{12}，这是莎菲的情欲与现实博弈的妥协，也是五四时期之后女性逐渐要求的解放在与沉闷僵硬的现实泥潭苦苦挣扎的窘境。莎菲主动要求换住处，为的是离凌吉士更近一些，又以鬼故事为切入点，增进两者的情感关系……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以低调的姿态从道德眼光下逃离，然后攫取理想的爱情梦。此时的莎菲已然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娜拉”，“出走”也不仅仅是为了摆脱旧有的观念的束缚，而是为了争取自己想要的爱情所进行的“战略靠近”，这俨然已经是智慧性的“娜拉”了。
但文本中莎菲对凌吉士的态度变化之大着实令人震惊，由一开始的热恋如火到低俗鄙夷，文本中谈到莎菲的看法：“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的很标致的白胖儿子。”{13}莎菲刚从道德体系中挣脱，现在又沦落到对凌吉士无法自拔的爱慕与厌恶之中。凌吉士低俗的追求和人生观念让莎菲鄙夷，但莎菲已经敞开的心扉却怎么样也无法听进理性的分析，“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眼睛，便又思念那市侩了”{14}，感性与理性的焦灼碰撞时时蚕食着莎菲的心，时时徘徊在“接受他浅薄的情意”与“看不起他，暗骂他，嘲笑他”两种心理之间，最终无法逃脱撕裂的苦痛。
莎菲对于凌吉士的情感波动频繁而又巨大，她渴望能够亲吻他，能抱着他哭，但又无法抹去心里对于凌吉士低俗粗糙的金钱人生观。“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15}最后莎菲用这样一句话来透析自己，带有恶狠狠的自暴自弃的意味，又暗含着承认并接受这样事实的勇气。
“我是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所给我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意儿，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于痛惜到自己甘于堕落，所招来的，简直只是最轻的刑罚！”{16}莎菲在认识到凌吉士如若成为她的丈夫，那么她将也会是一个傀儡了，但无法挣脱的爱慕又紧紧锁着她，“堕落”成为解救她逃离这一困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丁玲当时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社会一个分析……”{17}丁玲采用日记体的体裁，整个文本中只有莎菲能够发声，作为唯一的发声主体，显示出的不是权威性，而是对女性思想的观照。同时，具有思想觉悟的莎菲的发言权只能在日记里显示，不仅是女性话语空间有限的证明、话语权背景的缺失{18}，也体现了“五四”思潮过后女性的彷徨。
莎菲这一形象承载的是丁玲对于时代的思考，也是她对“良心病了的社会”{19}的把脉，值得注意的是，莎菲是以一个病态的形象出现的。《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一文中写道：“病态叙事为文学表现提供了一定的视角，一方面，作为弱者的病人更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和关注，另一方面，以病人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人事，能突出病人不同于常人的心理和感受，加强对社会上的反思和批判的程度，引发人们去探寻人们患病的根源。”笔者以为，病态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了读者的判断。作为叙述主体的病人，情感纤维十分敏感，心理感情也摇摆不定，以文中莎菲对凌吉士态度骤变为例，通篇只有莎菲的言论，无法论证凌吉士的好坏，这本身就是对读者判断的一种影响。《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中作者谈到莎菲周围的人如毓芳认为凌吉士是单纯的，并猜测莎菲情绪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蕴姊的来信的影响，这就表明病者的性格缺陷可能会对走向“堕落”有一定影响，并非完全是由女性出走后的绝望所致，而病者也不能代表普遍认知，所以不能完全论证鲁迅现实预言的“堕落”这一说。
三、“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曾树生：困于时代的强势“娜拉”
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中延续着“五四”思想启蒙的思路，构建了一个“逃离”即“新生”的启蒙神话，将爱情的追求、摆脱封建家族的束缚作为“个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加以绝对化认同，爱情完全被意识形态化，有《家》中的梅芬和瑞珏为证。而到了40年代，巴金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家庭婚姻生活真实地表现了启蒙神化在现实生活延伸中的苍白和无力。{20} 曾树生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形象，在爱情选择上，她与汪文宣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恋爱基础之上的新式家庭，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结婚仪式，思想观念很是超前。在事业上，她在银行上班，所得薪水不仅远远高于丈夫，也几乎支撑起了整个家用。这样一个观念和经济能力都满足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有资格站在与爱人平等的位置上叙说爱的话语”前提的女性形象，在家庭和工作中却也四处碰壁。追求自由爱情的曾树生未曾意识到爱情的背后更多的是家庭，在她与汪文宣结婚后，平庸的丈夫不但不能将家庭维系下去，在婆婆对自己言语羞辱时仍然一声不吭，沉闷的婚姻让她忍不住向外漫溢，时时恶化的婆媳关系也让她不想回头。面对逃离重庆、前往西北的出走选择，曾树生曾一度摇摆不定。多病的丈夫和不可协调的家庭关系给她的生活带来重压，但对家庭的承担意识又在让她默默忍受，直到最后她的希望一点点被恶化的婆媳关系吞噬殆尽，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出走”的道路，成为文学形象中最为果敢的“娜拉”。可当曾树生以后回来，看到物是人非，却也在寒夜中倍感迷茫，那曾树生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呢？巴金在文末也未曾点明，就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曾树生太过鲜活饱满，反而无法决定她的命运，这份留白姑且称为“树生以后怎样”。
笔者认为，曾树生在鲁迅先生预言的“堕落”与“回来”之间，徘徊在第三条路上，这便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曾树生，有着比较坚定和成熟的现代女性意识，她不愿意沦为家庭中逆来顺受的“模范媳妇”，那就注定无法和婆婆安稳地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她不愿意成为经济依赖的“小媳妇”，于是就到社会上打拼，尽管别人只是拿她当花瓶，她的自我定位就决定了不会走上“堕落”这条道路，而是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可是从她寒夜回来找汪文宣，似乎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感情上极为念旧的曾树生形象。在长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曾树生的内心还是有渴望安稳的那一面，希望有能干的丈夫作为自己的依靠，从此两相安稳，可一方面婆媳关系的僵化使其愿望落空，另一方面，汪文宣的离世也让这个愿望永远尘封，曾树生也无法踏上“回来”的这条道路。不愿堕落又无法回头的她，只能拥有着成熟的女性观念，在寒夜中无路可走。
值得注意的是，《寒夜》中营造的话语环境是在男权极度弱化的情况下构建的，汪文宣的经济实力远远若于曾树生，也就大大提升了曾树生的发言权，可在排除了男性中心这一大阻碍之后，曾树生还是未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不由让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寒夜》中最显著的矛盾便是曾树生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汪母作为一个经受了封建思想浸染过的传统女性，在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家庭里具有极高的发言权，然而她并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而是作为男权的传话筒进行的“女性话语的伪权利”{21}的表达。例如，她看不惯曾树生外出交际，到处抛头露面，便轻贱她是“姘头”，俨然站在男权的礼法高度谴责女性的自由意志，又如，她看见汪文宣病重而十分焦急，认为自己全靠着儿子过活，这又是自身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直接表现。《寒夜》中传达出来的是女性自身思想基础过于薄弱，所以即便是男权弱化，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
四、结语：未完成的百年话题
“娜拉出走”在现代作家的笔下折射出许多影子，蕴含着站在思想前沿的作家对现实的观照，这里尤其是对女性意识的一种观照。鲁迅先生预测的“堕落”与“回来”的二元命题，有时代的合理之处，例如，子君、莎菲，在五四思潮中有先觉意识却不完全，只能在襁褓中夭折。但二元命题又稍有绝对化倾向，以曾树生——女性意识成熟的代表为例，在新的时代境况下遇到了难以跨过的瓶颈，最后只能落得个“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唏嘘境地，“堕落”不得，而又无路可返，足见女性解放之路漫漫，仍须不断摸索。
{1}{5}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第168页。
{2} 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建设》2016年第12期。
{3}{4}{6} 鲁迅：《在酒楼上 伤逝 阿金》（钱理群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第226页，第217页。
{7} 种道泽、刘进：《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8} 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刘宏志：《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读〈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现代文学》2010年第8期。
{10}{11}{12}{13}{14}{15}{16}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页，第17页，第20页，第37页，第38页，第60页，第39页。
{17} 游慧玲：《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文艺理论》2010年第12期。
{18} 胡新华：《现代女性日记体小说的叙事与话语策略——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9} 游慧玲：《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文艺理论》2010年第12期。
{20} 种道泽，刘进：《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1} 东红：《〈寒夜〉中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实在性与虚妄性》，《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娜拉走后怎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伤逝[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4]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J].中国作家，1948（1）.
[5] 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J].语文建设，2016（12）.
[6] 種道泽，刘进：从《伤逝》到《寒夜》：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与困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8（6）.
[7] 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女作家丁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8] 刘宏志：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读《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J].现代文学，2010（8）.
[9] 游慧玲：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病态叙事[J].文艺理论2010（12）.
[10] 东红：《寒夜》中女性话语权力意识的实在性与虚妄性[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