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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中，以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突破旧例、创设新制为学术精进之路，考证谨慎、不下妄语为学术立说之范。这些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其家学渊源、个人的学术自觉及当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正是秉承上述学术取向，张金吾在目录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保存了丰富的书目文献资料，还创新体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目录学著述。这些学术成就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关键词：张金吾；学术取向；《爱日精庐藏书志》
作者简介：曹金发，男，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爱日精庐藏书志》点校”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72-05
张金吾（1787—1829），字慎旃，一字月霄，昭文（今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学者，出身于藏书世家，毕生致力于私家藏书事业。经过大约20年的努力，其藏书总量达十万余卷，贮于爱日精庐藏书楼之中。张金吾在藏书过程中，提倡书籍的传抄与流布，同时编撰藏书目录，择优出版。嘉庆二十三年（1818）至道光六年（1826），他几经增删，编成了家藏目录《爱日精庐藏书志》（以下简称《藏书志》）。此志36卷，续志4卷，共收书765部，它不仅是张金吾在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作，更反映了他的学术取向。本文即以《藏书志》为中心，对张金吾的学术取向问题作进一步分析，以求教方家。1
一、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
张金吾认为，收藏典籍并诵读典籍是人们研究学问、修身养性的根本。他积数十年之财力、精力专心聚书，矢志不渝，对藏书的重视、对文献的珍爱，简直达到了痴狂的程度，这在《藏书志》中有多处反映。例如，他在冯己仓《汉简七卷》下提要：“此本为吾邑冯氏己仓手抄……年几二百，手迹如新，视跋所云，有如左券，是亦吾邑中一嘉话也，其珍秘之哉！” [1]（P301）“嘉话”、“珍秘”等字眼，充分显示了张金吾珍爱文献之心。而他得录《医学启源》副本的心情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是书自《敏求记》外无著录者。金吾编辑《金文》，因是书有兰泉张建一序，购访十余年不获。甲申春，读《士礼居书目》，见有是书，亟假归录副，为狂喜者累日。” [1]（P420）
张金吾为何如此珍爱典籍呢？他认为，收藏典籍、诵读典籍是做学问的根本，是提高个人品行的重要条件。他在《藏书志》序言中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1]（P240）由人的学问与品行问题上溯至学与不学，再从学与不学上推至读与不读，最后指出藏书为读书的先决条件，从而直接将人的学问与品行和藏书、读书联系起来，表明了张金吾重视藏书的深层原因。
张金吾眼中的学问，并不是闭门死读的假学问，而是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修身，修身是为了致用，藏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有用”，所以，有益于社会的学问才是真学问，为国为民的品行才是高品行。他在序言中说：“著录……要在乎审择之而已，夫所谓审择之者何也？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 [1]（P240）在例言中，他进一步表达了这个思想：“是编所载止取宋元旧椠及钞帙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者，习见之书，概不登载。”“盖编录遗书当以穷经研史为主，不以百世杂学为重。” [1]（P241）可见，是否有裨学术治道、有关实学是判断一书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准，其实也是评判学问真假的重要尺度，其实质就是读书人的修齐治平之功。
二、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
张金吾的学术活动，是以先贤的学术成就为基础的，博采众长是他学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特色。他在《藏书志》的序言中，开诚布公地赞誉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首创之功，并表明正是以马书为圭臬构建了《藏书志》的体例：“自来书目无载序跋者，有之，自马氏《经籍考》始，是编略仿其体。” [1]（P241）实际上，《藏书志》不仅借鉴了《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撰方式，还借鉴了《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重视版本的著录理念和《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考究版本的编目实践以及《史籍考》选录序跋的编撰方式。在这一点上，张金吾显示了其远见卓识，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般而言，我国较早著录版本的目录有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稍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做得更为完善。此后，有很多目录都注重对书籍版本的考察和登录，具有代表性的如清人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等，而乾隆年间的《天禄琳琅书目》似乎更为突出，成为了版本目录的集大成之作。[2]（P144）显然，张金吾在《藏书志》中借鉴了前人的做法，每本书下都注明版本，假如一本书有两个好的版本时，一并记录：“一书而两本倶胜者，仿《遂初堂书目》例，并存之。” [1]（P242）比如他在礼类收录了两本《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前一个本子是宋十行本，后一个则是元刊本。[1]（P274）实际上，他著录的版本往往不止两个，有时更多，比如他在著录史学名著《史记》时，除了著录一部宋刊全本外，接下来连续著录了四个《史记》残本，分别是《史记残本十四卷北宋刊本》、《史记残本三十卷宋蜀大字本》、《史记残本七十四卷元刊本》、《史记残本七十六卷元刊本》[1]（P309），详尽备至。如此，它既丰富了著录内容，揭示了更多的图书信息，又提高了整部目录的学术价值。
在辑录原书序跋方面，张金吾则借鉴了《史籍考》的做法——有选择地辑录序跋。也就是说，并不是把一书中的所有序跋统统照录，也不是每书之下，必然详细登录序跋，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著录，有的详细著录，有的则只记序跋之名，不录实际内容。此前，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等人在编撰《史籍考》时，效仿了《文献通考·经籍考》、《经义考》的体例，采取了辑录体提要，但是同时又有所变通，选录序跋：“盖一书之中……其序论题跋，文辞浮泛与意义复沓者，概从删节，但记作序作跋年月衔名，以备参考而已……庶几文无虚饰，书归有用。”[3]（P160）而张金吾在《藏书志》例言中的说明，实际上可以视作对《史籍考》凡例的细化。张金吾推崇先贤、博采众长的学术理念和行为表明，他的撰著是以前人的学术成就为根由的，这些成就是他进行再创作的前提和基础。 五、张金吾学术取向形成的原因
首先是家学渊源。张金吾祖父张仁济家有照旷阁藏书万卷，多为宋元旧刻。张仁济兄张仁美，亦以藏书闻名，积书万卷于宝闲斋之中，有《宝闲斋藏书目》存世。张仁济有两子，长子张光基，即是张金吾的父亲，生性嗜书，与张仁济一起管理照旷阁藏书，不断搜求并手自抄录多种图书。张仁济的次子张海鹏，即张金吾的叔父，虽然在仕途上没有显赫发展，但他的藏书刻书活动却名垂中国藏书史，他藏书10万余卷、校刊照旷阁名书百种，并刊刻《太平御览》1000卷等大型图书多部。张金吾13岁时父亲去世，他实际是在叔父张海鹏的抚育下成人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深受熏陶，年轻时就开始读书习字、研究学术。显然，家学渊源是促成其学术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学术自觉。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言中说：“金吾少学为诗，稍长读书照旷阁，与校《太平御览》，读书、为校雠之学者有年；其后泛滥六籍，为考证之学者有年；又其后究心经术，尊汉学、申古义，为声音训诂之学者，又有年；继而讲求古籍，考核源流，则杂以簿录之学；纂集经说，采辑金文，则杂以汇萃之学。迄今年垂四十，学问无闻，盖藏而不读、读而不专之过也。”[1]这表明他自幼就很勤奋，广涉诗文、校雠、考证、训诂、目录、编纂等领域，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
最后是文化氛围。张金吾的家乡在江苏常熟，仅从私家藏书的角度来看，这一带藏书、读书的风气非常浓郁，除了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楼，史上著名的藏书之所尚有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氏的汲古阁、钱曾的也是园、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翁氏的私家藏书楼、赵氏的脉望馆等。每一座藏书楼都拥有数部不可多得的典籍，同时都对应着一个或多个饱学之士。这些人既是著名的藏书家，又是闻名遐迩的文人学者，从而形成了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这股气息显然对于浸淫其中的张金吾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张金吾的学术取向正不断地为世人所重视与探索。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对其评价道：“与黄丕烈同时齐名者，有顾千里、孙兴衍，稍后则有孙从添、张金吾、汪士钟。”[6]（P337）申畅先生认为：“由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为张金吾精心编撰，因此，不论在目录学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作出了成就和贡献。”[7]（P168） 阮元在《虞山张氏诒经堂记》中说：“张氏金吾，世传家学，代有藏书，不但多至八万余卷，且撰书至二百余卷，刻书至千数百卷，古人实赖此与后人接，后人亦赖此及见古人也。”[1]（叙录）
参 考 文 献
[1]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M].续修四库全书本.
[2]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祁晨越. “藏书志”界义初探[J].图书馆杂志，2006，（8）.
[5] 吉彦波.藏书志体例初探[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6]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雪萍]
关键词：张金吾；学术取向；《爱日精庐藏书志》
作者简介：曹金发，男，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爱日精庐藏书志》点校”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72-05
张金吾（1787—1829），字慎旃，一字月霄，昭文（今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学者，出身于藏书世家，毕生致力于私家藏书事业。经过大约20年的努力，其藏书总量达十万余卷，贮于爱日精庐藏书楼之中。张金吾在藏书过程中，提倡书籍的传抄与流布，同时编撰藏书目录，择优出版。嘉庆二十三年（1818）至道光六年（1826），他几经增删，编成了家藏目录《爱日精庐藏书志》（以下简称《藏书志》）。此志36卷，续志4卷，共收书765部，它不仅是张金吾在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作，更反映了他的学术取向。本文即以《藏书志》为中心，对张金吾的学术取向问题作进一步分析，以求教方家。1
一、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
张金吾认为，收藏典籍并诵读典籍是人们研究学问、修身养性的根本。他积数十年之财力、精力专心聚书，矢志不渝，对藏书的重视、对文献的珍爱，简直达到了痴狂的程度，这在《藏书志》中有多处反映。例如，他在冯己仓《汉简七卷》下提要：“此本为吾邑冯氏己仓手抄……年几二百，手迹如新，视跋所云，有如左券，是亦吾邑中一嘉话也，其珍秘之哉！” [1]（P301）“嘉话”、“珍秘”等字眼，充分显示了张金吾珍爱文献之心。而他得录《医学启源》副本的心情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是书自《敏求记》外无著录者。金吾编辑《金文》，因是书有兰泉张建一序，购访十余年不获。甲申春，读《士礼居书目》，见有是书，亟假归录副，为狂喜者累日。” [1]（P420）
张金吾为何如此珍爱典籍呢？他认为，收藏典籍、诵读典籍是做学问的根本，是提高个人品行的重要条件。他在《藏书志》序言中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1]（P240）由人的学问与品行问题上溯至学与不学，再从学与不学上推至读与不读，最后指出藏书为读书的先决条件，从而直接将人的学问与品行和藏书、读书联系起来，表明了张金吾重视藏书的深层原因。
张金吾眼中的学问，并不是闭门死读的假学问，而是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修身，修身是为了致用，藏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有用”，所以，有益于社会的学问才是真学问，为国为民的品行才是高品行。他在序言中说：“著录……要在乎审择之而已，夫所谓审择之者何也？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 [1]（P240）在例言中，他进一步表达了这个思想：“是编所载止取宋元旧椠及钞帙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者，习见之书，概不登载。”“盖编录遗书当以穷经研史为主，不以百世杂学为重。” [1]（P241）可见，是否有裨学术治道、有关实学是判断一书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准，其实也是评判学问真假的重要尺度，其实质就是读书人的修齐治平之功。
二、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
张金吾的学术活动，是以先贤的学术成就为基础的，博采众长是他学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特色。他在《藏书志》的序言中，开诚布公地赞誉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首创之功，并表明正是以马书为圭臬构建了《藏书志》的体例：“自来书目无载序跋者，有之，自马氏《经籍考》始，是编略仿其体。” [1]（P241）实际上，《藏书志》不仅借鉴了《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撰方式，还借鉴了《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重视版本的著录理念和《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考究版本的编目实践以及《史籍考》选录序跋的编撰方式。在这一点上，张金吾显示了其远见卓识，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般而言，我国较早著录版本的目录有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稍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做得更为完善。此后，有很多目录都注重对书籍版本的考察和登录，具有代表性的如清人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等，而乾隆年间的《天禄琳琅书目》似乎更为突出，成为了版本目录的集大成之作。[2]（P144）显然，张金吾在《藏书志》中借鉴了前人的做法，每本书下都注明版本，假如一本书有两个好的版本时，一并记录：“一书而两本倶胜者，仿《遂初堂书目》例，并存之。” [1]（P242）比如他在礼类收录了两本《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前一个本子是宋十行本，后一个则是元刊本。[1]（P274）实际上，他著录的版本往往不止两个，有时更多，比如他在著录史学名著《史记》时，除了著录一部宋刊全本外，接下来连续著录了四个《史记》残本，分别是《史记残本十四卷北宋刊本》、《史记残本三十卷宋蜀大字本》、《史记残本七十四卷元刊本》、《史记残本七十六卷元刊本》[1]（P309），详尽备至。如此，它既丰富了著录内容，揭示了更多的图书信息，又提高了整部目录的学术价值。
在辑录原书序跋方面，张金吾则借鉴了《史籍考》的做法——有选择地辑录序跋。也就是说，并不是把一书中的所有序跋统统照录，也不是每书之下，必然详细登录序跋，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著录，有的详细著录，有的则只记序跋之名，不录实际内容。此前，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等人在编撰《史籍考》时，效仿了《文献通考·经籍考》、《经义考》的体例，采取了辑录体提要，但是同时又有所变通，选录序跋：“盖一书之中……其序论题跋，文辞浮泛与意义复沓者，概从删节，但记作序作跋年月衔名，以备参考而已……庶几文无虚饰，书归有用。”[3]（P160）而张金吾在《藏书志》例言中的说明，实际上可以视作对《史籍考》凡例的细化。张金吾推崇先贤、博采众长的学术理念和行为表明，他的撰著是以前人的学术成就为根由的，这些成就是他进行再创作的前提和基础。 五、张金吾学术取向形成的原因
首先是家学渊源。张金吾祖父张仁济家有照旷阁藏书万卷，多为宋元旧刻。张仁济兄张仁美，亦以藏书闻名，积书万卷于宝闲斋之中，有《宝闲斋藏书目》存世。张仁济有两子，长子张光基，即是张金吾的父亲，生性嗜书，与张仁济一起管理照旷阁藏书，不断搜求并手自抄录多种图书。张仁济的次子张海鹏，即张金吾的叔父，虽然在仕途上没有显赫发展，但他的藏书刻书活动却名垂中国藏书史，他藏书10万余卷、校刊照旷阁名书百种，并刊刻《太平御览》1000卷等大型图书多部。张金吾13岁时父亲去世，他实际是在叔父张海鹏的抚育下成人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深受熏陶，年轻时就开始读书习字、研究学术。显然，家学渊源是促成其学术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学术自觉。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言中说：“金吾少学为诗，稍长读书照旷阁，与校《太平御览》，读书、为校雠之学者有年；其后泛滥六籍，为考证之学者有年；又其后究心经术，尊汉学、申古义，为声音训诂之学者，又有年；继而讲求古籍，考核源流，则杂以簿录之学；纂集经说，采辑金文，则杂以汇萃之学。迄今年垂四十，学问无闻，盖藏而不读、读而不专之过也。”[1]这表明他自幼就很勤奋，广涉诗文、校雠、考证、训诂、目录、编纂等领域，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
最后是文化氛围。张金吾的家乡在江苏常熟，仅从私家藏书的角度来看，这一带藏书、读书的风气非常浓郁，除了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楼，史上著名的藏书之所尚有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氏的汲古阁、钱曾的也是园、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翁氏的私家藏书楼、赵氏的脉望馆等。每一座藏书楼都拥有数部不可多得的典籍，同时都对应着一个或多个饱学之士。这些人既是著名的藏书家，又是闻名遐迩的文人学者，从而形成了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这股气息显然对于浸淫其中的张金吾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张金吾的学术取向正不断地为世人所重视与探索。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对其评价道：“与黄丕烈同时齐名者，有顾千里、孙兴衍，稍后则有孙从添、张金吾、汪士钟。”[6]（P337）申畅先生认为：“由于《爱日精庐藏书志》，为张金吾精心编撰，因此，不论在目录学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作出了成就和贡献。”[7]（P168） 阮元在《虞山张氏诒经堂记》中说：“张氏金吾，世传家学，代有藏书，不但多至八万余卷，且撰书至二百余卷，刻书至千数百卷，古人实赖此与后人接，后人亦赖此及见古人也。”[1]（叙录）
参 考 文 献
[1]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M].续修四库全书本.
[2]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祁晨越. “藏书志”界义初探[J].图书馆杂志，2006，（8）.
[5] 吉彦波.藏书志体例初探[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6]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