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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类中药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系统了解动物药发展的历史沿革，对动物药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有重要意义，在加强野生资源保护、论证新代用品开发，以及规范和总结野生变家养、人工繁殖技术等方面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本草古籍的整理归纳，查阅相关法律规定，以牛黄的发展为例，从动物药的发展简史、国家动物保护、科技发展及前景展望4个方面进行阐述，为动物类中药的可持续发展、新药用资源的开发，以及动物药相关制剂产品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药用动物；中药；历史沿革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03.001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5）03-0001-05
动物类中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和传承，系统了解其发展历史沿革，对动物药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古籍的整理研究，对国家野生动物的保护政策的研读及科技发展现状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20133237110010）；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3_0630）；江苏省高校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专项（2013年）；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2014年）；江苏省高等学校“中药资源化学研究”优秀科技创新团队项目（2011年）
通讯作者：邵莹，E-mail：[email protected]
认识总结，探讨药用动物随着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变化，为药用动物的保护和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思路和参考。
1 药用动物发展简史
早在战国时期，《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中就有关于药用动物如麝、鹿、犀、熊、牛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药物365种，其中动物药67种（18.4%）。汉代《五十二病方》共收载药物247种，其中动物药86种（34.8%），且在方剂中选用动物药也占有较大比例。梁代陶弘景撰写的《本草经集注》共记载药物730种，其中动物药113种（15.5%）。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新修本草》共载药物850种，其中动物药128种（15.1%）。宋开宝年间《开宝本草》共载药983种，其中动物药达149种（15.2%）。宋大观二年，由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共载药物1746种，其中动物药达326种（18.7%）。
在本草学著作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明代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最为璀璨耀眼，全书总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40种（23.3%），在动物药的分类上也愈显完善，分为人部、虫部、鳞目部、介部、禽部和兽部，还将部类再细分为卵生类、化生类、湿生类、龙类、蛇类、鱼类、无鳞鱼类、龟鳖类、蚌蛤类、水禽类、原禽类、林禽类、山禽类、畜类、兽类、鼠类和寓怪类共17类。这些类的出现，使动物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使后世应用动物药十分方便。清代赵学敏集本草学之大成，编撰了《本草纲目拾遗》，共增载药物706种，其中动物药122种。至此，我国本草学全部收入药物达2598种，动物药562种（21.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动物药的调查研究也在逐步加深。不仅全面加强了对于民间动物药品种的应用和发掘，还加强了对动物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药理作用、临床运用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中药刊物开始刊登相关动物药的描述和综述型或者研究型文章，同时一些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药物专著也先后出版，如《中华本草》[1]、《新编中药志》[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6]等。现今，已知的我国药用动物共11门3纲141目414科879属1581种，其中陆栖动物329科720属1295种，海洋动物85科141属275种[7]。
总之，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民族的融合，为药用动物的使用提供了发展可能和机遇，此后宋、明、清时期，人们对动物药的使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数量较前朝有了显著的增加。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动物药的认识有了空前的增加，数量高出清代2倍多（见图1），究其原因需要我们审慎思考。
由表1可知，不同朝代中药学经典著作对药用动物均有一定数量的记载，所载比例基本稳定，直至明代《本草纲目》对药用动物的使用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增加，详见表2。
2 动物保护法对动物药的影响
为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可持续发展野生动物资源，我国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将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动物和二级保护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共有保护动物257种[8]，属一级保护96种，二级保护161种。其中有药用记载且具有药用价值的动物共有163种（63.4%），包括一级保护动物虎、豹、亚洲象、梅花鹿等67种，二级动物穿山甲、麝、蛤蚧、玳瑁等96种[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决定》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加强保护使很多传统的动物药，如犀角、羚羊角、虎骨、豹肉、麝香等，在一定程度上被禁止或制约。
另一方面，我国也同样出台了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对野生动物的研究及驯养繁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些政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国许多濒危动物，使动物品种及其相关资源得以保存并进一步发展，而且大大鼓励科学工作者对于动物的研究及探讨和广大公民对动物的驯养及繁殖的关注。这都有利于促进对动物药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价值研究，加大药用动物的养殖范围和开发，以及带动与动物药有关的科技发展。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于动物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动物保护已具有法律上的价值和意义。这对现今动物药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冲击，更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对已得到开发的药用动物如何进行资源保护，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是否得到充分研究，及其废弃器官是否同样具有药效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对还未得到开发且种类繁多的动物是否可进行相关成分及药理活性的研究以扩大成为动物药仍需不断探索。 3 以牛黄为例，探讨动物药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牛黄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牛黄是珍贵稀有的药材，我国以牛黄配制的中成药方多达200余种。现就牛黄的3个种类浅述科技在其中的运用。
3.1 天然牛黄
牛黄，为牛科动物的胆囊、胆管或肝管内的结石，是在屠宰过程中偶尔发现所获得，习惯上称为天然牛黄。但因牛的胆结石发病率较低，所以，天然牛黄十分稀少，远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需求。
对天然牛黄的收集，最初是通过屠宰获得，后发展为对体内带有牛黄的牛身体机能及生活习性进行归纳，以判断并收集牛黄。目前已可通过超声波（A超、B超）进行牛黄的检验测定，而后通过手术收集牛黄。
3.2 人工合成牛黄
由于市场对于天然牛黄的需求很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早在宋代，就有人工合成牛黄的记载，如《宝庆本草折衷》载有“猪胆合为牛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掌握天然牛黄的化学成分及其结构，并开始了人工合成牛黄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研制成功了人工合成牛黄，70年代初制定了统一配方和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不少药厂也投入生产[10]。
然而，尽管人工合成牛黄与天然牛黄的化学结构大体相似、化学成分略有差异，具有同天然牛黄相似的药用功能，但其药效没有天然牛黄好，且有较多的不良反应。因此，人工合成牛黄很快便被替代。
3.3 人工培植牛黄的创新与探索
3.3.1 体内培植牛黄的尝试 人工培植牛黄是以外科手术在健康牛的胆囊内植入致黄因子，通过机体复杂作用而形成。这项技术于1975年在广东海康县初步获得成功，并经过不断完善，1985年后在全国十几个省（区）进行技术推广，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0]。
然而，最初的人工培植牛黄周期长、产量低、质量不稳定。为缩短培黄时间，提高产量和质量，研究人员进行了牛腹腔内模拟胆囊胆汁引流和快速培植牛黄[11]、模拟动物胆囊研制与利用技术[12]、牛双胆囊培植牛黄配套技术[13]和培植牛黄成因[14]等一系列研究，使培植牛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3.3.2 体外培植牛黄 由于体内培植牛黄是将模拟胆囊植入牛腹腔内，手术操作难度大，且影响牛的正常生理活动，为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放在体外培植牛黄技术上。
1987年，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蔡红姣教授开始运用胆红素钙结石产生静电效应原理进行体外培育牛黄研究，并于1994年在全国5所医院进行临床试验，获得良好效果[15]。之后，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模拟牛体内牛黄形成机理设计的牛黄发生器，以及不同温度、Ca2+、Mg2+、胆红素钠、黏蛋白等对胆汁成分的影响及体外培植牛黄主要的药理作用等。2005年，体外培育牛黄被国家药典收录。
3.4 科技促进动物药的发展
对于牛黄的运用，从最初屠宰获得天然牛黄到现今的人工体内、体外培植牛黄，从最初观察牛的状态以判断牛黄有无到现今利用超声波进行牛黄检测验证，从最早的猪胆合成牛黄到现今通过研究牛黄化学结构人工合成牛黄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动物药在其活性成分的提取、人工合成技术、活体取药等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发展。可以说，科学技术促进了动物药发展和品种的增加，而动物药的不断发展也促进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4 动物药前景展望
一直以来，动物药以其特殊的有效成分和较高的临床运用价值在中医临床占据重要的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疑难疾病的不断增多，国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及认识的不断深入，动物药会具有越来越大的开发价值。
随着动物药的广泛运用，其需求量不断增加，药用动物资源合理应用与研究面临着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重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药用野生动物的应用范围和对外出口；许多药用野生动物都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危险，一些传统动物药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药用动物的研究、生产养殖技术、质量控制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药用动物资源，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笔者建议：①合理制订并认真贯彻国家法律法规，重视保护意识教育；②重视药用动物人工养殖，大力进行针对珍稀、濒危、市场需求量较大的药用动物的驯养繁殖；③加大药用动物研究力度，重视人工提取、人工合成品和人工替代品的研究；④制订并完善药用动物质量规范化标准，对动物品种、来源、药效等进行监测；⑤重视药用动物研究人才的培养，组织专家、学者定期进行学术研讨。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动物药将得到更多关注，对动物药的研究将不断深入，科研力量将不断壮大，药用动物驯养繁育基地将不断扩增，动物药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精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2] 肖培根.新编中药志[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1995.
[4]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关键词：药用动物；中药；历史沿革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03.001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5）03-0001-05
动物类中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和传承，系统了解其发展历史沿革，对动物药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古籍的整理研究，对国家野生动物的保护政策的研读及科技发展现状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20133237110010）；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3_0630）；江苏省高校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专项（2013年）；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2014年）；江苏省高等学校“中药资源化学研究”优秀科技创新团队项目（2011年）
通讯作者：邵莹，E-mail：[email protected]
认识总结，探讨药用动物随着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变化，为药用动物的保护和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思路和参考。
1 药用动物发展简史
早在战国时期，《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中就有关于药用动物如麝、鹿、犀、熊、牛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药物365种，其中动物药67种（18.4%）。汉代《五十二病方》共收载药物247种，其中动物药86种（34.8%），且在方剂中选用动物药也占有较大比例。梁代陶弘景撰写的《本草经集注》共记载药物730种，其中动物药113种（15.5%）。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新修本草》共载药物850种，其中动物药128种（15.1%）。宋开宝年间《开宝本草》共载药983种，其中动物药达149种（15.2%）。宋大观二年，由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共载药物1746种，其中动物药达326种（18.7%）。
在本草学著作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明代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最为璀璨耀眼，全书总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40种（23.3%），在动物药的分类上也愈显完善，分为人部、虫部、鳞目部、介部、禽部和兽部，还将部类再细分为卵生类、化生类、湿生类、龙类、蛇类、鱼类、无鳞鱼类、龟鳖类、蚌蛤类、水禽类、原禽类、林禽类、山禽类、畜类、兽类、鼠类和寓怪类共17类。这些类的出现，使动物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使后世应用动物药十分方便。清代赵学敏集本草学之大成，编撰了《本草纲目拾遗》，共增载药物706种，其中动物药122种。至此，我国本草学全部收入药物达2598种，动物药562种（21.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动物药的调查研究也在逐步加深。不仅全面加强了对于民间动物药品种的应用和发掘，还加强了对动物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药理作用、临床运用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中药刊物开始刊登相关动物药的描述和综述型或者研究型文章，同时一些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药物专著也先后出版，如《中华本草》[1]、《新编中药志》[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6]等。现今，已知的我国药用动物共11门3纲141目414科879属1581种，其中陆栖动物329科720属1295种，海洋动物85科141属275种[7]。
总之，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民族的融合，为药用动物的使用提供了发展可能和机遇，此后宋、明、清时期，人们对动物药的使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数量较前朝有了显著的增加。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动物药的认识有了空前的增加，数量高出清代2倍多（见图1），究其原因需要我们审慎思考。
由表1可知，不同朝代中药学经典著作对药用动物均有一定数量的记载，所载比例基本稳定，直至明代《本草纲目》对药用动物的使用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增加，详见表2。
2 动物保护法对动物药的影响
为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可持续发展野生动物资源，我国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将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动物和二级保护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共有保护动物257种[8]，属一级保护96种，二级保护161种。其中有药用记载且具有药用价值的动物共有163种（63.4%），包括一级保护动物虎、豹、亚洲象、梅花鹿等67种，二级动物穿山甲、麝、蛤蚧、玳瑁等96种[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决定》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加强保护使很多传统的动物药，如犀角、羚羊角、虎骨、豹肉、麝香等，在一定程度上被禁止或制约。
另一方面，我国也同样出台了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对野生动物的研究及驯养繁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这些政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国许多濒危动物，使动物品种及其相关资源得以保存并进一步发展，而且大大鼓励科学工作者对于动物的研究及探讨和广大公民对动物的驯养及繁殖的关注。这都有利于促进对动物药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价值研究，加大药用动物的养殖范围和开发，以及带动与动物药有关的科技发展。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于动物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动物保护已具有法律上的价值和意义。这对现今动物药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冲击，更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对已得到开发的药用动物如何进行资源保护，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是否得到充分研究，及其废弃器官是否同样具有药效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对还未得到开发且种类繁多的动物是否可进行相关成分及药理活性的研究以扩大成为动物药仍需不断探索。 3 以牛黄为例，探讨动物药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牛黄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牛黄是珍贵稀有的药材，我国以牛黄配制的中成药方多达200余种。现就牛黄的3个种类浅述科技在其中的运用。
3.1 天然牛黄
牛黄，为牛科动物的胆囊、胆管或肝管内的结石，是在屠宰过程中偶尔发现所获得，习惯上称为天然牛黄。但因牛的胆结石发病率较低，所以，天然牛黄十分稀少，远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需求。
对天然牛黄的收集，最初是通过屠宰获得，后发展为对体内带有牛黄的牛身体机能及生活习性进行归纳，以判断并收集牛黄。目前已可通过超声波（A超、B超）进行牛黄的检验测定，而后通过手术收集牛黄。
3.2 人工合成牛黄
由于市场对于天然牛黄的需求很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早在宋代，就有人工合成牛黄的记载，如《宝庆本草折衷》载有“猪胆合为牛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掌握天然牛黄的化学成分及其结构，并开始了人工合成牛黄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研制成功了人工合成牛黄，70年代初制定了统一配方和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不少药厂也投入生产[10]。
然而，尽管人工合成牛黄与天然牛黄的化学结构大体相似、化学成分略有差异，具有同天然牛黄相似的药用功能，但其药效没有天然牛黄好，且有较多的不良反应。因此，人工合成牛黄很快便被替代。
3.3 人工培植牛黄的创新与探索
3.3.1 体内培植牛黄的尝试 人工培植牛黄是以外科手术在健康牛的胆囊内植入致黄因子，通过机体复杂作用而形成。这项技术于1975年在广东海康县初步获得成功，并经过不断完善，1985年后在全国十几个省（区）进行技术推广，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0]。
然而，最初的人工培植牛黄周期长、产量低、质量不稳定。为缩短培黄时间，提高产量和质量，研究人员进行了牛腹腔内模拟胆囊胆汁引流和快速培植牛黄[11]、模拟动物胆囊研制与利用技术[12]、牛双胆囊培植牛黄配套技术[13]和培植牛黄成因[14]等一系列研究，使培植牛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3.3.2 体外培植牛黄 由于体内培植牛黄是将模拟胆囊植入牛腹腔内，手术操作难度大，且影响牛的正常生理活动，为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放在体外培植牛黄技术上。
1987年，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蔡红姣教授开始运用胆红素钙结石产生静电效应原理进行体外培育牛黄研究，并于1994年在全国5所医院进行临床试验，获得良好效果[15]。之后，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模拟牛体内牛黄形成机理设计的牛黄发生器，以及不同温度、Ca2+、Mg2+、胆红素钠、黏蛋白等对胆汁成分的影响及体外培植牛黄主要的药理作用等。2005年，体外培育牛黄被国家药典收录。
3.4 科技促进动物药的发展
对于牛黄的运用，从最初屠宰获得天然牛黄到现今的人工体内、体外培植牛黄，从最初观察牛的状态以判断牛黄有无到现今利用超声波进行牛黄检测验证，从最早的猪胆合成牛黄到现今通过研究牛黄化学结构人工合成牛黄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动物药在其活性成分的提取、人工合成技术、活体取药等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发展。可以说，科学技术促进了动物药发展和品种的增加，而动物药的不断发展也促进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4 动物药前景展望
一直以来，动物药以其特殊的有效成分和较高的临床运用价值在中医临床占据重要的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疑难疾病的不断增多，国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及认识的不断深入，动物药会具有越来越大的开发价值。
随着动物药的广泛运用，其需求量不断增加，药用动物资源合理应用与研究面临着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重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药用野生动物的应用范围和对外出口；许多药用野生动物都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危险，一些传统动物药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药用动物的研究、生产养殖技术、质量控制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药用动物资源，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笔者建议：①合理制订并认真贯彻国家法律法规，重视保护意识教育；②重视药用动物人工养殖，大力进行针对珍稀、濒危、市场需求量较大的药用动物的驯养繁殖；③加大药用动物研究力度，重视人工提取、人工合成品和人工替代品的研究；④制订并完善药用动物质量规范化标准，对动物品种、来源、药效等进行监测；⑤重视药用动物研究人才的培养，组织专家、学者定期进行学术研讨。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动物药将得到更多关注，对动物药的研究将不断深入，科研力量将不断壮大，药用动物驯养繁育基地将不断扩增，动物药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精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2] 肖培根.新编中药志[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1995.
[4]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