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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他立志“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
三十岁，他在北大医院创办国内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八十岁，他荣获国际小儿外科界的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
六十年前，一位年轻的大夫和他的同行们开创了中国小儿外科事业，在这个原本不受重视的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位大夫就是中国小儿外科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
在北京儿童医院的特需诊室里，90岁高龄的张金哲院士仍坚持进行日常门诊。自从1955年应诸福棠院长的邀请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开始，他在这里工作了55个年头，给上万名孩子做了成功的外科手术，这其中有很多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婴儿。
孩子身上的先天缺陷，让他们的父母尤为揪心。张金哲大夫深深理解患儿父母的痛苦心情。
张金哲说，小孩生下来，比方说多一个手指头、豁嘴，虽然先天缺陷的小孩非常少，这些缺陷大多既不影响人的寿命，也不影响工作，但孩子有一点小毛病，父母都觉得很难受。当然有的畸形是影响生命的。比如说腹壁裂，生下来肠子在外头。还有大家最常说的，小孩生下来没肛门。而这些缺陷都可以治疗好，让患儿跟正常人一样。
新生儿无肛门其实是小儿畸形中的一种常见疾病，北京儿童医院每年都收治上百个这样的病例。然而，这种并不难治的疾病却往往给患者的家庭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
张金哲说，这种畸形患者不单纯是因为大便有困难，还有一个社会观念问题，中国的老传统认为，谁家生了一个无肛门的孩子，是祖上缺德。所以这种畸形的孩子，虽然给他治好了，他的家里也觉得心理上有压力，所以他们都保密。
每一对即将为人父母的夫妻都希望生出身体健康的宝宝，提到小儿先天畸形，他们往往“谈虎色变”，甚至“杞人忧天”，生怕这样的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孩子头上。小儿畸形能否通过提前预防加以避免呢？
对于小儿畸形的原因，张金哲说，原因知道，但是还不够清楚，还不能掌握它。举个例子，一个女人从来月经那天开始，每个月排一个卵，到停经至少排500个，这500个卵里可能有三个畸形的，400多都是正常的，现在就生一个孩子，这500个里面你怎么挑？
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导致小儿畸形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怀孕早期的病毒感染、环境过敏和药物中毒，而这些偏偏都是孕妇无法保证完全避免的。在张金哲看来，除了提倡避免近亲结婚和尽可能做好孕期保护之外，过分宣传小儿畸形的预防，只能增加孕妇的心理负担。作为小儿外科大夫，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医疗水平，做好畸形矫正的手术，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更好地帮患者和家属解决问题。
张金哲说，如兔唇，从医学上说，一般六个月以后给缝上，问题就不大。可是就这六个月，孩子妈妈就不敢见人，这孩子也不敢抱出去。
张金哲认为，如果有技术水平，为什么不早一点给孩子做手术呢？现在的理论，最好不要让他妈妈知道，孩子生下来，妈妈还在产房，孩子就被抱到手术室把豁嘴缝上了。
1920年，张金哲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18岁高中毕业时，他本想学习航空工程专业，抵御外侮。却由于视力不达标，被空军系统拒之门外，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学医。在燕京大学的国文入学考试中，面对“我的志愿”这样一个题目，他写下了“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誓言。1946年，当张金哲完成学业，成为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大夫时，他的良医梦却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
张金哲说，我要做小儿外科的动机，就是我老师的孩子得了白喉。白喉就是嗓子长白膜，嗓子憋住了，喘不了气就会死。大夫来了，他也没这个技术。那个孩子眼看着在我面前死了。
当时，小儿外科在世界上仅发展了二十来年，在中国根本没有小儿外科专业，婴幼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次打击，让张金哲开始关注这个无人问津的领域。但他万万没想到，他在小儿外科手术方面的第一个创举，却是在自己亲生女儿身上完成的。
1948年前后，一种后来被命名为“婴儿皮下坏疽”的传染病席卷各地医院的产房，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那时候这种病的死亡率是100%。
面对这种让所有大夫束手无策的疾病，张金哲动起了脑筋：能否在发生大面积感染之前把婴儿的患处切开，放出脓血，缓解病情呢？他的想法得到了病理科同事的认可，却被临床大夫们一致否决。
1949年8月，就在张金哲的治疗方案受到阻挠的时候，他的第二个孩子降临人世。作为医生的他深知产房传染病肆虐的严重程度，因此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
张金哲说，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就出院了。结果还是传染上了。当孩子被送到医院时，我正在医院，没有别的办法，我赶快给她的患处剌开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我知道，不剌这一刀她肯定要死，只有孤注一掷。结果孩子救活了。
就这样，张金哲的女儿成了“婴儿皮下坏疽”手术的第一个成活病例。六十多年前她的成活，给了父亲张金哲坚持己见的信心和勇气。
以后，这种急症患者来了，张金哲就采取这种手术方法，一连治活了好几个。大家都信服了。后来，不但北京的医院这么做，外地也学习这么做。
这种病的死亡率当年从100%降到了10%。
新中国成立前，小儿手术的死亡率超过30%，而成年人的手术死亡率只有4%～5%。当时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儿童医院，只有北京和上海分别建立了儿科门诊。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和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的推荐下，年仅30岁的张金哲在北大医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小儿外科的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麻醉技术水平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张金哲和麻醉专家谢荣教授合作，首创了肌肉注射硫喷妥纳基础麻醉法，为小儿外科的推广扫除了障碍。
张金哲说，大人做手术打点麻药就能做，小孩不行，他闹。所以，我发明了打一针让他马上睡着的方法。睡着后再给他做手术。这个针叫基础麻醉。本来这个药外国人做麻醉用，是往静脉里注射，这样危险，因为麻醉了，喘气就有问题了。我们把这个药打在屁股上，小量的，孩子就睡着了。这个试验通过之后，推广到了全国。所以，全国小儿外科都建起来了。
与此同时，医疗器械的落后也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小儿外科大夫们。然而，却难不倒心灵手巧的张金哲。他家里至今保留着一个小作坊。在这里，张金哲先后设计了五十多种针对小儿的手术器械，他的这些发明没向国家索取一分钱的科研经费，而它们至今仍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广泛应用着。
面对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国际上长期的技术封锁，张金哲凭借苦心钻研和奇思妙想，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儿外科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他在以创伤、感染、急腹症为主的小儿外科急症的诊断、治疗，以及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的手术设计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小儿外科迅速发展并在国际上享有特殊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北京儿童医院，他创建和完善了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培养了一批小儿外科医疗、麻醉、科研、护理 方面的高级人才。1972年，他和潘少川教授一起提出建立儿外科各专业的具体计划，使小儿外科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
张金哲说，学习苏联经验，专门成立儿科学院、儿科系，培养儿科大夫。我们坚持了40年，把儿童医院各科都建立起来了，不但有儿内科、儿外科，还有耳、鼻、喉、眼科。
2000年，英国皇家小儿外科学会将素有小儿外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丹尼斯布朗” 金奖颁给了张金哲，他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2002年，他又获得了“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
张金哲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原因在于他是个有心人。为了更好地给孩子诊断病情，他甚至扮演起了魔术师的角色。
为了哄孩子不哭、不闹，张金哲制作了很多小道具，看病时，有时给孩子变戏法，想办法转移小患者的注意力。
如今90高龄的张金哲大夫仍然坚持每周两次查房、两次出诊和一次指导研究生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坚持着自己多年来一些特有的习惯，比如，在他白大褂的前胸口袋上，总是印着五个鲜明的大字：外科张金哲。他认为，医生和病人要先交朋友，你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就不可能跟人家交朋友。
张金哲说，我念书的时候念的是外科学，克里斯托弗那本书的扉页头一句话就是先交朋友，后做手术。不交朋友，他就不理解你要给他干什么？他存着戒心，因为你拿着刀子呢。所以，先交朋友就是你和病人要互相信任，要成为交命的朋友。
张金哲总是随身带着许多专门印制的小纸条，上面简明扼要地列出小儿外科一些常见病的症状和疗法，随时准备提供给患者。他说，把这张条给他，让他回去看看，说明你这儿常看这种病，可以增加病人的信心。
此外，张金哲还始终坚持对病人和家长的礼貌态度。每次出诊，90岁的他都会对病人起身相迎和相送，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也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们尊重病人。
张金哲在小儿外科领域已经整整工作了60年，很多当年他的小病人如今已经成了爷爷、奶奶，其中有的甚至和他一样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张金哲至今还放不下手头的工作，“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是他1997年当选院士时写下的座右铭。
已经90岁高龄，但张金哲院士对工作的执着和热情始终没有改变。他觉得自己昨天能做的事，今天一定能做，而今天能做的事，明天也一定能做。对他来说，小儿外科就像是一个孩子，不仅有着无穷的乐趣和未知，更有着无限的希望和生机。
三十岁，他在北大医院创办国内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八十岁，他荣获国际小儿外科界的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
六十年前，一位年轻的大夫和他的同行们开创了中国小儿外科事业，在这个原本不受重视的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位大夫就是中国小儿外科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
在北京儿童医院的特需诊室里，90岁高龄的张金哲院士仍坚持进行日常门诊。自从1955年应诸福棠院长的邀请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开始，他在这里工作了55个年头，给上万名孩子做了成功的外科手术，这其中有很多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婴儿。
孩子身上的先天缺陷，让他们的父母尤为揪心。张金哲大夫深深理解患儿父母的痛苦心情。
张金哲说，小孩生下来，比方说多一个手指头、豁嘴，虽然先天缺陷的小孩非常少，这些缺陷大多既不影响人的寿命，也不影响工作，但孩子有一点小毛病，父母都觉得很难受。当然有的畸形是影响生命的。比如说腹壁裂，生下来肠子在外头。还有大家最常说的，小孩生下来没肛门。而这些缺陷都可以治疗好，让患儿跟正常人一样。
新生儿无肛门其实是小儿畸形中的一种常见疾病，北京儿童医院每年都收治上百个这样的病例。然而，这种并不难治的疾病却往往给患者的家庭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
张金哲说，这种畸形患者不单纯是因为大便有困难，还有一个社会观念问题，中国的老传统认为，谁家生了一个无肛门的孩子，是祖上缺德。所以这种畸形的孩子，虽然给他治好了，他的家里也觉得心理上有压力，所以他们都保密。
每一对即将为人父母的夫妻都希望生出身体健康的宝宝，提到小儿先天畸形，他们往往“谈虎色变”，甚至“杞人忧天”，生怕这样的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孩子头上。小儿畸形能否通过提前预防加以避免呢？
对于小儿畸形的原因，张金哲说，原因知道，但是还不够清楚，还不能掌握它。举个例子，一个女人从来月经那天开始，每个月排一个卵，到停经至少排500个，这500个卵里可能有三个畸形的，400多都是正常的，现在就生一个孩子，这500个里面你怎么挑？
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导致小儿畸形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怀孕早期的病毒感染、环境过敏和药物中毒，而这些偏偏都是孕妇无法保证完全避免的。在张金哲看来，除了提倡避免近亲结婚和尽可能做好孕期保护之外，过分宣传小儿畸形的预防，只能增加孕妇的心理负担。作为小儿外科大夫，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医疗水平，做好畸形矫正的手术，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更好地帮患者和家属解决问题。
张金哲说，如兔唇，从医学上说，一般六个月以后给缝上，问题就不大。可是就这六个月，孩子妈妈就不敢见人，这孩子也不敢抱出去。
张金哲认为，如果有技术水平，为什么不早一点给孩子做手术呢？现在的理论，最好不要让他妈妈知道，孩子生下来，妈妈还在产房，孩子就被抱到手术室把豁嘴缝上了。
1920年，张金哲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18岁高中毕业时，他本想学习航空工程专业，抵御外侮。却由于视力不达标，被空军系统拒之门外，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学医。在燕京大学的国文入学考试中，面对“我的志愿”这样一个题目，他写下了“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誓言。1946年，当张金哲完成学业，成为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大夫时，他的良医梦却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
张金哲说，我要做小儿外科的动机，就是我老师的孩子得了白喉。白喉就是嗓子长白膜，嗓子憋住了，喘不了气就会死。大夫来了，他也没这个技术。那个孩子眼看着在我面前死了。
当时，小儿外科在世界上仅发展了二十来年，在中国根本没有小儿外科专业，婴幼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次打击，让张金哲开始关注这个无人问津的领域。但他万万没想到，他在小儿外科手术方面的第一个创举，却是在自己亲生女儿身上完成的。
1948年前后，一种后来被命名为“婴儿皮下坏疽”的传染病席卷各地医院的产房，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那时候这种病的死亡率是100%。
面对这种让所有大夫束手无策的疾病，张金哲动起了脑筋：能否在发生大面积感染之前把婴儿的患处切开，放出脓血，缓解病情呢？他的想法得到了病理科同事的认可，却被临床大夫们一致否决。
1949年8月，就在张金哲的治疗方案受到阻挠的时候，他的第二个孩子降临人世。作为医生的他深知产房传染病肆虐的严重程度，因此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
张金哲说，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就出院了。结果还是传染上了。当孩子被送到医院时，我正在医院，没有别的办法，我赶快给她的患处剌开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我知道，不剌这一刀她肯定要死，只有孤注一掷。结果孩子救活了。
就这样，张金哲的女儿成了“婴儿皮下坏疽”手术的第一个成活病例。六十多年前她的成活，给了父亲张金哲坚持己见的信心和勇气。
以后，这种急症患者来了，张金哲就采取这种手术方法，一连治活了好几个。大家都信服了。后来，不但北京的医院这么做，外地也学习这么做。
这种病的死亡率当年从100%降到了10%。
新中国成立前，小儿手术的死亡率超过30%，而成年人的手术死亡率只有4%～5%。当时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儿童医院，只有北京和上海分别建立了儿科门诊。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和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的推荐下，年仅30岁的张金哲在北大医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小儿外科的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麻醉技术水平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张金哲和麻醉专家谢荣教授合作，首创了肌肉注射硫喷妥纳基础麻醉法，为小儿外科的推广扫除了障碍。
张金哲说，大人做手术打点麻药就能做，小孩不行，他闹。所以，我发明了打一针让他马上睡着的方法。睡着后再给他做手术。这个针叫基础麻醉。本来这个药外国人做麻醉用，是往静脉里注射，这样危险，因为麻醉了，喘气就有问题了。我们把这个药打在屁股上，小量的，孩子就睡着了。这个试验通过之后，推广到了全国。所以，全国小儿外科都建起来了。
与此同时，医疗器械的落后也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小儿外科大夫们。然而，却难不倒心灵手巧的张金哲。他家里至今保留着一个小作坊。在这里，张金哲先后设计了五十多种针对小儿的手术器械，他的这些发明没向国家索取一分钱的科研经费，而它们至今仍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广泛应用着。
面对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国际上长期的技术封锁，张金哲凭借苦心钻研和奇思妙想，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儿外科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他在以创伤、感染、急腹症为主的小儿外科急症的诊断、治疗，以及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的手术设计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小儿外科迅速发展并在国际上享有特殊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北京儿童医院，他创建和完善了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培养了一批小儿外科医疗、麻醉、科研、护理 方面的高级人才。1972年，他和潘少川教授一起提出建立儿外科各专业的具体计划，使小儿外科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
张金哲说，学习苏联经验，专门成立儿科学院、儿科系，培养儿科大夫。我们坚持了40年，把儿童医院各科都建立起来了，不但有儿内科、儿外科，还有耳、鼻、喉、眼科。
2000年，英国皇家小儿外科学会将素有小儿外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丹尼斯布朗” 金奖颁给了张金哲，他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2002年，他又获得了“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
张金哲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原因在于他是个有心人。为了更好地给孩子诊断病情，他甚至扮演起了魔术师的角色。
为了哄孩子不哭、不闹，张金哲制作了很多小道具，看病时，有时给孩子变戏法，想办法转移小患者的注意力。
如今90高龄的张金哲大夫仍然坚持每周两次查房、两次出诊和一次指导研究生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坚持着自己多年来一些特有的习惯，比如，在他白大褂的前胸口袋上，总是印着五个鲜明的大字：外科张金哲。他认为，医生和病人要先交朋友，你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就不可能跟人家交朋友。
张金哲说，我念书的时候念的是外科学，克里斯托弗那本书的扉页头一句话就是先交朋友，后做手术。不交朋友，他就不理解你要给他干什么？他存着戒心，因为你拿着刀子呢。所以，先交朋友就是你和病人要互相信任，要成为交命的朋友。
张金哲总是随身带着许多专门印制的小纸条，上面简明扼要地列出小儿外科一些常见病的症状和疗法，随时准备提供给患者。他说，把这张条给他，让他回去看看，说明你这儿常看这种病，可以增加病人的信心。
此外，张金哲还始终坚持对病人和家长的礼貌态度。每次出诊，90岁的他都会对病人起身相迎和相送，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也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们尊重病人。
张金哲在小儿外科领域已经整整工作了60年，很多当年他的小病人如今已经成了爷爷、奶奶，其中有的甚至和他一样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张金哲至今还放不下手头的工作，“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是他1997年当选院士时写下的座右铭。
已经90岁高龄，但张金哲院士对工作的执着和热情始终没有改变。他觉得自己昨天能做的事，今天一定能做，而今天能做的事，明天也一定能做。对他来说，小儿外科就像是一个孩子，不仅有着无穷的乐趣和未知，更有着无限的希望和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