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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笔者前些年在编撰《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搜集到了一些胡耀邦关于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谈话，现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并加以简单分析，以纪念他为中国改革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同外国政要的谈话
1982年4月15日，胡耀邦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他在谈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面和中央的人事问题时说：
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方面外界不断有些流言，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猜测，有的还是些谣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相当稳定的，很安定。我觉得，我们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要好一些，和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差不多。用了三四年时间我们能达到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的相当好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见了效。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生活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是非，基本上分清了；搞错的，基本上平反了，落实了政策。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亲密，团结和友爱更加增强。这就使我们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看到而且相信我们的国家是有光明前途的。第二，我们党正在努力恢复我们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处分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干部。最近，我们为了同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其实违法乱纪的还是极少数，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可是，如果对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不批评不处分，它会蔓延开来。一些干部之所以敢于违法乱纪，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流毒没有肃清，当然，同我们的开放政策也多少有点关系。
我们中央领导核心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书记处在第一线，书记处有十二位同志，×××实际上也参加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由我和×××同志共同主持。日常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决策由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一共七个人，有四位党龄最长。第一位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党龄最长，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精力很充沛，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叶剑英同志当然威望也很高，但已经八十五岁了。陈云同志，他对经济工作很有经验，对党的建设也很有经验，五十年代后期就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可是身体比较差一点，但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跟他商量的。李先念同志，他管外事工作，年纪也不小了，今年七十三岁。×××同志、华国锋同志和我年纪比较轻一点，说轻也不算轻了。华国锋同志今年六十一岁。他去年冬天去山东考察，一下子心脏病犯了，得了心肌梗塞（死），他还有糖尿病，休息了三个多月。外界说我们要打倒他、排挤他，没这个事。我们现在不搞过去那一套。我同他私人关系很好，1963年至1964年我同他一起工作过一年半。他生病期间，我看过他三次。这都是题外话了。出主意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其次是陈云同志。但也不是所有主意都是他们出的。重大问题都要经政治局讨论通过。我们书记处相当和睦。
最后，我还要介绍几个重要情况。第一，我们今年要通过修改后的宪法。我们的宪法修改了一年，经过党内外广泛的讨论研究，现在党内外的领导层基本同意了，正在开会作第三次修改。我们争取5月以后公布草案，交全民讨论，然后提交将于今年11月或1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将要通过的宪法有不少重大的修改，其中一个是我们要恢复国家主席，还要选举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二，我们正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长远计划实在把我们难住了。看来“六五”计划要到今年秋天才能最后搞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验不够，再加上我们国家太大，情况不容易掌握。第三，我们今年要开党的十二大。我们争取在10月以前把它开完。报告未必会有很多新的内容。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我们要在全会上选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要下决心引进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六十七点五岁，相当老化，比你们党老化得多。我们要提拔一些年轻人上来。中央委员会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人事变动。第二我们下决心选一个顾问委员会。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由一些在历史上作过贡献、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组成顾问委员会。我们建国以前的老干部现在还有二百五十万（人）。地委和军队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的老同志。这些同志的好处是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经验丰富，有个弱点就是年纪老了。中国有句俗话，叫“老牛拉破车”。车子又不大好，牛又老了，就拉不动了……
1982年4月27日，胡耀邦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说：“我们考虑了一年多，下决心成立顾问委员会。把那些在历史上为党作过贡献，可以做些工作、出点主意、提点意见的同志安排到顾问委员会里来。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都不降低。小平同志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的话，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头。我们想用这个办法保持一个新老比较和谐的局面。这个问题已经在酝酿，得到了新老干部的赞赏。”
胡耀邦这两个谈话的信息量是很大的。胡耀邦在谈话中说“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关于人事变动的想法从何时开始，胡耀邦只是说酝酿了很长时间，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恐怕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就开始酝酿了。典型的文本就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胡耀邦在同齐奥塞斯库、金日成谈话后的1982年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设置的设想
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不久，中共中央于9月14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余秋里、张廷发、彭冲、倪志福、陈慕华、胡乔木、万里、谷牧、姚依林、王任重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党的十二大中央机构的设置和人事安排的设想。
前三个问题都有文件下发，而第四个问题迄今为止鲜有资料披露，笔者在编撰《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看到一份冯文彬1980年9月27日在中直机关、28日在中央党校传达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精神的讲话，这个资料中有胡耀邦关于中央机构设置设想的讲话要点：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做‘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为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在这段引文后有一个注释，说明这段话是周恩来1973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2日，邓小平公开出席了周恩来举行的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招待会。此后，邓小平也参加了中共十大。关于毛泽东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想法和周恩来在8月23日的讲话，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关于设立“中顾委”的思路是受毛泽东的启发。当年，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苦恼。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任中顾委主任。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十二条，全文如下：
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
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
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从党章的表述来看，这和胡耀邦关于顾问委员会的设想基本一致。胡耀邦曾说：“顾问委员会有建议权、监督权、弹劾权。这个问题还要细推敲，以便在党章上精确表达好。”
虽然在党章中没有“弹劾权”的表述，但有“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的表述。
设顾问委员会是为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从胡耀邦“关于顾问委员会的权力：顾问委员会有建议权、监督权、弹劾权”的表述来看，其深层的原因也是为了达成邓小平和陈云等把年轻干部“扶上马再送一程”的需要。至于送到什么时候，按邓小平的设想“是两届，十年”。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后，陈云任中顾委主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顾委。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
笔者前些年在编撰《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搜集到了一些胡耀邦关于设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谈话，现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并加以简单分析，以纪念他为中国改革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同外国政要的谈话
1982年4月15日，胡耀邦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他在谈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面和中央的人事问题时说：
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方面外界不断有些流言，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猜测，有的还是些谣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相当稳定的，很安定。我觉得，我们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要好一些，和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差不多。用了三四年时间我们能达到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的相当好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见了效。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生活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是非，基本上分清了；搞错的，基本上平反了，落实了政策。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亲密，团结和友爱更加增强。这就使我们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看到而且相信我们的国家是有光明前途的。第二，我们党正在努力恢复我们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处分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干部。最近，我们为了同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其实违法乱纪的还是极少数，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可是，如果对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不批评不处分，它会蔓延开来。一些干部之所以敢于违法乱纪，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流毒没有肃清，当然，同我们的开放政策也多少有点关系。
我们中央领导核心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书记处在第一线，书记处有十二位同志，×××实际上也参加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由我和×××同志共同主持。日常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决策由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一共七个人，有四位党龄最长。第一位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党龄最长，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精力很充沛，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叶剑英同志当然威望也很高，但已经八十五岁了。陈云同志，他对经济工作很有经验，对党的建设也很有经验，五十年代后期就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可是身体比较差一点，但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跟他商量的。李先念同志，他管外事工作，年纪也不小了，今年七十三岁。×××同志、华国锋同志和我年纪比较轻一点，说轻也不算轻了。华国锋同志今年六十一岁。他去年冬天去山东考察，一下子心脏病犯了，得了心肌梗塞（死），他还有糖尿病，休息了三个多月。外界说我们要打倒他、排挤他，没这个事。我们现在不搞过去那一套。我同他私人关系很好，1963年至1964年我同他一起工作过一年半。他生病期间，我看过他三次。这都是题外话了。出主意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其次是陈云同志。但也不是所有主意都是他们出的。重大问题都要经政治局讨论通过。我们书记处相当和睦。
最后，我还要介绍几个重要情况。第一，我们今年要通过修改后的宪法。我们的宪法修改了一年，经过党内外广泛的讨论研究，现在党内外的领导层基本同意了，正在开会作第三次修改。我们争取5月以后公布草案，交全民讨论，然后提交将于今年11月或1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将要通过的宪法有不少重大的修改，其中一个是我们要恢复国家主席，还要选举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二，我们正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长远计划实在把我们难住了。看来“六五”计划要到今年秋天才能最后搞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验不够，再加上我们国家太大，情况不容易掌握。第三，我们今年要开党的十二大。我们争取在10月以前把它开完。报告未必会有很多新的内容。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我们要在全会上选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要下决心引进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六十七点五岁，相当老化，比你们党老化得多。我们要提拔一些年轻人上来。中央委员会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人事变动。第二我们下决心选一个顾问委员会。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由一些在历史上作过贡献、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组成顾问委员会。我们建国以前的老干部现在还有二百五十万（人）。地委和军队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的老同志。这些同志的好处是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经验丰富，有个弱点就是年纪老了。中国有句俗话，叫“老牛拉破车”。车子又不大好，牛又老了，就拉不动了……
1982年4月27日，胡耀邦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说：“我们考虑了一年多，下决心成立顾问委员会。把那些在历史上为党作过贡献，可以做些工作、出点主意、提点意见的同志安排到顾问委员会里来。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都不降低。小平同志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的话，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头。我们想用这个办法保持一个新老比较和谐的局面。这个问题已经在酝酿，得到了新老干部的赞赏。”
胡耀邦这两个谈话的信息量是很大的。胡耀邦在谈话中说“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关于人事变动的想法从何时开始，胡耀邦只是说酝酿了很长时间，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恐怕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就开始酝酿了。典型的文本就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胡耀邦在同齐奥塞斯库、金日成谈话后的1982年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设置的设想
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不久，中共中央于9月14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余秋里、张廷发、彭冲、倪志福、陈慕华、胡乔木、万里、谷牧、姚依林、王任重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党的十二大中央机构的设置和人事安排的设想。
前三个问题都有文件下发，而第四个问题迄今为止鲜有资料披露，笔者在编撰《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看到一份冯文彬1980年9月27日在中直机关、28日在中央党校传达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精神的讲话，这个资料中有胡耀邦关于中央机构设置设想的讲话要点：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做‘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为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在这段引文后有一个注释，说明这段话是周恩来1973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月12日，邓小平公开出席了周恩来举行的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招待会。此后，邓小平也参加了中共十大。关于毛泽东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想法和周恩来在8月23日的讲话，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关于设立“中顾委”的思路是受毛泽东的启发。当年，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苦恼。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任中顾委主任。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十二条，全文如下：
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
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
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从党章的表述来看，这和胡耀邦关于顾问委员会的设想基本一致。胡耀邦曾说：“顾问委员会有建议权、监督权、弹劾权。这个问题还要细推敲，以便在党章上精确表达好。”
虽然在党章中没有“弹劾权”的表述，但有“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的表述。
设顾问委员会是为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从胡耀邦“关于顾问委员会的权力：顾问委员会有建议权、监督权、弹劾权”的表述来看，其深层的原因也是为了达成邓小平和陈云等把年轻干部“扶上马再送一程”的需要。至于送到什么时候，按邓小平的设想“是两届，十年”。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后，陈云任中顾委主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顾委。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