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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
10月30日，金庸离世的那天晚上，朋友圈里的大型挽联现场仿佛可以拼凑出曾经的年代——人人捧读金庸的青春盛景，以及许许多多个体的叛逆坚持。
这场集体怀念声势浩大，牵动了上至“40后”下至“80后”，而其中声浪最高的，当属在金庸红遍内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命力正旺的“70后”“80后”们。
的确，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然而，这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超凡，他见证了人们的青春吗？
金庸作为“共同记忆”的标志意义，不止于此。
金庸：几代人的“共同文本”
中国内地浩荡的“金庸热”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出版界无疑成了重要推手，在1994年三联书店推出了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
与此同时，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在发生巨大变化。“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称号。
金庸以通俗文学获得学界精英认可，其实绝非“一夜之间”的事。对金庸先生作品的研讨，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内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不仅学生爱读金庸，许多教授包括一些科学家也是“金庸迷”，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把金庸小说艺术的研究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系。
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反复加持中，金庸渐渐成为站在文化中心的巨人。而在民间，金庸作品变成人们相识相交的一种密码、一个数据库——你喜欢杨过，我喜欢萧峰，那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但我们可以讨论一整晚。
从报刊连载到图书出版再到影视改编，四五十年间，金庸的影响力犹如水波，不疾不徐，按照传统业态一圈圈扩散。金庸作品成了几代人的“共同文本”，这与他的天赋有关，与他对作品的打磨有关，也与文化的变迁、媒介的转化有关。从来没看过金庸的人确实不多，但这并不是因为金庸作品好到必须读，而是他的影响力和时间跨度都太大了，大到很难完全不被覆盖到。
那么，金庸是不是最后一个能担当“共同记忆”的“超级存在”呢？
王朔：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20世纪90年代，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只金庸一人，新的文化明星出现了——比如曾经挑战金庸的王朔。
1992年华艺出版社推出了《王朔文集》，俗稱“四大卷”。据编辑金丽红回忆，“印了二十来万，盗版二百多万”。北大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认为，“四大卷”的出版，改写了当代有关经典作家“文集”编辑出版的成规，过去有资格出版文集的作家，得是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有“定评”的经典作家。
然而真正让王朔家喻户晓的是他作品的影视化。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1990年《渴望》万人空巷，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大获成功……王朔崛起之时，正是中国出版、中国影视向市场化转型的变动年代，他成为背靠影视冉冉升起的文化明星，但围绕他的也有争议，并非全民认可的偶像式存在。他后来的淡出江湖，以及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文化议题的转移，也使得人们对他的“共同记忆”逐渐稀薄。
王小波：媒体的作用不可估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称得上文化偶像的或许是王小波。而他真正的影响力，发生在1997年他去世之后。
有学者认为，王小波话语具备一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归纳：第一是身体话语，符合消费时代大众的感性需求;第二是趣味话语，满足了商品社会的游戏和娱乐心理;三是结构话语，遭遇了无厘头的次文化。
王小波成为文化偶像的背后，完成了市场化转型的大众媒体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与王小波寂寞生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报道，不久之后，“王小波热”兴起，各种“文集”接连出版，媒体和知识界也反复强调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
“知识分子”“启蒙者”等等身份和形象。
在千禧年的交界，互联网方兴未艾，以单向传播、读者接受为主，传统纸媒依然力量强大，除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还可以借助网络加大传播力度。那一时期，面对城市精英渐渐燃起的“个体”和“自我”的需求，王小波被消费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不过，“王小波热”主要发生在知识阶层和受过较好教育的群体之中，普及度稍弱。
互联网的极速扩张伴随着博客时代来临，韩寒变成了偶像作家。
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读者是同龄人和年纪稍小几岁的部分“90后”，他们把韩寒视为勇士，似乎是要为自己浪费在书山题海中的青春寻找一种慰藉。不过，韩寒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小说打天下的“作家”，他的主战场不在纸上。
比起王朔像问题，王小波像议题，韩寒更像是一个话题。韩寒的博客早已成为全球最大民间个人发布平台，4亿多的点击量让他拥有极为庞大的粉丝群，他对任何社会事件的点评都可能在几分钟内影响事态发展以及成千上万的人的意向。
博客时代绝非只缔造了韩寒这样的明星，它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人人可以写作，人人都有可能成为韩寒，得到广泛传播和万众拥戴。
聚集在一个又一个“韩寒”周围，人们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的联合感里找到了个体的归属感。无数的“中心”建立起来，拼凑成一张去中心化的大网。共识，仅仅是观点汪洋里一座孤岛上的共同规则而已。
新世代：被全球化改写的“共同文本”
“如果带一本书去孤岛，你会选择哪一本？”多年以前，这是判断一个人志趣的经典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建立在有集体记忆和共同文本的基础上的。
“我们可能是有共同文本的最后一代人。”“50后”的哲学教授陈嘉映在节目里对“70后”的许知远说，“以前有一些经典的书，你不能想象任何一个读书人没有读过。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什么流派，如果列一个书单，其中80%是重合的，但今天正好相反。” 出版产业的发展与多元化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互联网技术对“共同文本”的革命性颠覆，以及全球化的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的相互作用更为重要。声称“让世界更平”“超越地缘政治”的互联网，真的如它所言让人们的交流更紧密了吗？抑或干脆就是背道而驰——一个又一个虚拟社区的墙壁，使得集体记忆被消解了？
在更年轻的世代里，人们早已不再用“你是杨过的粉丝，而我爱萧峰”来“人以群分”了。没有金庸的青春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可选择的太多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工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超级偶像、神级IP，有规模更大、更完整、更周密的产业链为它们包装。像“哈利·波特”就是“80后”到“00后”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只不过，这个群体里已经有各种肤色了，而他们的“共同文本”也不再是白纸黑字的“文本”——美国学乐负责小说版权的全球销售，时代华纳负责电影版权，美国广播公司负责DVD、唱片和有线电视播放权，美国电艺和日本松下一起负责主题游戏，美泰和乐高等公司负责文创产品，华纳兄弟和环球电影制片负责主题公园……跨国公司在为全世界哈迷们量身定做共同记忆。
新技术：让人们更团结，让人们更分散
11月3日，中国IG战队夺得了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这则“互联网移民”可能根本看不懂的消息，对于在游戏陪伴下成长的新世代而言，却是轰动的新闻。
一些“90后”如果不是玩《金庸群侠传》，可能连“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都不知道。文本或者文学的偶像已经远去了，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有大量定制的故事和游戏属于他们。在一个个游戏里扮演一个个英雄，人生就是自己的。
《金庸群侠传》尽管一度非常红火，在大量网游后来居上的局面下，也成了玩家的记忆。游戏开发永无止境，不知多少青少年聚合在不同的虚拟战场里，规则不同，英雄不同，很难说大家能有什么共同话题。
或许，网络技术同时做到了两件事——让人们更团结，让人们更分散。信息的茧房、分散的聚落，精准地把人们区隔开。在“只推送你想看的”这种算法逻辑里，其实只有自己。大众偶像的诞生，也不过“红极一时”，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作为更广泛、更持久的“共同文本”的金庸式神話，又如何可能？
在“互联网银河”里，去中心化、多元化、消解，这些看似“学术”的词汇，正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文化工业的种种工具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的衰落，是普遍可以感知的现象。一部手机，就像一座孤岛，人们舒舒服服地身处孤岛，做一个安静的个体。
在这样一个时代，朋友圈众人对金庸的凭吊，就格外令人感喟。但雄霸数十年的金庸带走的，不仅是一场场青春盛宴，他担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广阔而持久。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的文化上的“共感”将不复存在。
金庸带走了—个时代——我们曾经真正“共享”的时代。
10月30日，金庸离世的那天晚上，朋友圈里的大型挽联现场仿佛可以拼凑出曾经的年代——人人捧读金庸的青春盛景，以及许许多多个体的叛逆坚持。
这场集体怀念声势浩大，牵动了上至“40后”下至“80后”，而其中声浪最高的，当属在金庸红遍内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命力正旺的“70后”“80后”们。
的确，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然而，这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超凡，他见证了人们的青春吗？
金庸作为“共同记忆”的标志意义，不止于此。
金庸：几代人的“共同文本”
中国内地浩荡的“金庸热”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出版界无疑成了重要推手，在1994年三联书店推出了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
与此同时，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在发生巨大变化。“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称号。
金庸以通俗文学获得学界精英认可，其实绝非“一夜之间”的事。对金庸先生作品的研讨，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内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不仅学生爱读金庸，许多教授包括一些科学家也是“金庸迷”，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把金庸小说艺术的研究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系。
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反复加持中，金庸渐渐成为站在文化中心的巨人。而在民间，金庸作品变成人们相识相交的一种密码、一个数据库——你喜欢杨过，我喜欢萧峰，那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但我们可以讨论一整晚。
从报刊连载到图书出版再到影视改编，四五十年间，金庸的影响力犹如水波，不疾不徐，按照传统业态一圈圈扩散。金庸作品成了几代人的“共同文本”，这与他的天赋有关，与他对作品的打磨有关，也与文化的变迁、媒介的转化有关。从来没看过金庸的人确实不多，但这并不是因为金庸作品好到必须读，而是他的影响力和时间跨度都太大了，大到很难完全不被覆盖到。
那么，金庸是不是最后一个能担当“共同记忆”的“超级存在”呢？
王朔：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20世纪90年代，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只金庸一人，新的文化明星出现了——比如曾经挑战金庸的王朔。
1992年华艺出版社推出了《王朔文集》，俗稱“四大卷”。据编辑金丽红回忆，“印了二十来万，盗版二百多万”。北大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认为，“四大卷”的出版，改写了当代有关经典作家“文集”编辑出版的成规，过去有资格出版文集的作家，得是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有“定评”的经典作家。
然而真正让王朔家喻户晓的是他作品的影视化。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1990年《渴望》万人空巷，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大获成功……王朔崛起之时，正是中国出版、中国影视向市场化转型的变动年代，他成为背靠影视冉冉升起的文化明星，但围绕他的也有争议，并非全民认可的偶像式存在。他后来的淡出江湖，以及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文化议题的转移，也使得人们对他的“共同记忆”逐渐稀薄。
王小波：媒体的作用不可估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称得上文化偶像的或许是王小波。而他真正的影响力，发生在1997年他去世之后。
有学者认为，王小波话语具备一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归纳：第一是身体话语，符合消费时代大众的感性需求;第二是趣味话语，满足了商品社会的游戏和娱乐心理;三是结构话语，遭遇了无厘头的次文化。
王小波成为文化偶像的背后，完成了市场化转型的大众媒体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与王小波寂寞生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报道，不久之后，“王小波热”兴起，各种“文集”接连出版，媒体和知识界也反复强调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
“知识分子”“启蒙者”等等身份和形象。
在千禧年的交界，互联网方兴未艾，以单向传播、读者接受为主，传统纸媒依然力量强大，除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还可以借助网络加大传播力度。那一时期，面对城市精英渐渐燃起的“个体”和“自我”的需求，王小波被消费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不过，“王小波热”主要发生在知识阶层和受过较好教育的群体之中，普及度稍弱。
互联网的极速扩张伴随着博客时代来临，韩寒变成了偶像作家。
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读者是同龄人和年纪稍小几岁的部分“90后”，他们把韩寒视为勇士，似乎是要为自己浪费在书山题海中的青春寻找一种慰藉。不过，韩寒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小说打天下的“作家”，他的主战场不在纸上。
比起王朔像问题，王小波像议题，韩寒更像是一个话题。韩寒的博客早已成为全球最大民间个人发布平台，4亿多的点击量让他拥有极为庞大的粉丝群，他对任何社会事件的点评都可能在几分钟内影响事态发展以及成千上万的人的意向。
博客时代绝非只缔造了韩寒这样的明星，它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人人可以写作，人人都有可能成为韩寒，得到广泛传播和万众拥戴。
聚集在一个又一个“韩寒”周围，人们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的联合感里找到了个体的归属感。无数的“中心”建立起来，拼凑成一张去中心化的大网。共识，仅仅是观点汪洋里一座孤岛上的共同规则而已。
新世代：被全球化改写的“共同文本”
“如果带一本书去孤岛，你会选择哪一本？”多年以前，这是判断一个人志趣的经典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建立在有集体记忆和共同文本的基础上的。
“我们可能是有共同文本的最后一代人。”“50后”的哲学教授陈嘉映在节目里对“70后”的许知远说，“以前有一些经典的书，你不能想象任何一个读书人没有读过。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什么流派，如果列一个书单，其中80%是重合的，但今天正好相反。” 出版产业的发展与多元化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互联网技术对“共同文本”的革命性颠覆，以及全球化的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的相互作用更为重要。声称“让世界更平”“超越地缘政治”的互联网，真的如它所言让人们的交流更紧密了吗？抑或干脆就是背道而驰——一个又一个虚拟社区的墙壁，使得集体记忆被消解了？
在更年轻的世代里，人们早已不再用“你是杨过的粉丝，而我爱萧峰”来“人以群分”了。没有金庸的青春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可选择的太多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工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超级偶像、神级IP，有规模更大、更完整、更周密的产业链为它们包装。像“哈利·波特”就是“80后”到“00后”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只不过，这个群体里已经有各种肤色了，而他们的“共同文本”也不再是白纸黑字的“文本”——美国学乐负责小说版权的全球销售，时代华纳负责电影版权，美国广播公司负责DVD、唱片和有线电视播放权，美国电艺和日本松下一起负责主题游戏，美泰和乐高等公司负责文创产品，华纳兄弟和环球电影制片负责主题公园……跨国公司在为全世界哈迷们量身定做共同记忆。
新技术：让人们更团结，让人们更分散
11月3日，中国IG战队夺得了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这则“互联网移民”可能根本看不懂的消息，对于在游戏陪伴下成长的新世代而言，却是轰动的新闻。
一些“90后”如果不是玩《金庸群侠传》，可能连“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都不知道。文本或者文学的偶像已经远去了，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有大量定制的故事和游戏属于他们。在一个个游戏里扮演一个个英雄，人生就是自己的。
《金庸群侠传》尽管一度非常红火，在大量网游后来居上的局面下，也成了玩家的记忆。游戏开发永无止境，不知多少青少年聚合在不同的虚拟战场里，规则不同，英雄不同，很难说大家能有什么共同话题。
或许，网络技术同时做到了两件事——让人们更团结，让人们更分散。信息的茧房、分散的聚落，精准地把人们区隔开。在“只推送你想看的”这种算法逻辑里，其实只有自己。大众偶像的诞生，也不过“红极一时”，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作为更广泛、更持久的“共同文本”的金庸式神話，又如何可能？
在“互联网银河”里，去中心化、多元化、消解，这些看似“学术”的词汇，正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文化工业的种种工具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的衰落，是普遍可以感知的现象。一部手机，就像一座孤岛，人们舒舒服服地身处孤岛，做一个安静的个体。
在这样一个时代，朋友圈众人对金庸的凭吊，就格外令人感喟。但雄霸数十年的金庸带走的，不仅是一场场青春盛宴，他担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广阔而持久。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的文化上的“共感”将不复存在。
金庸带走了—个时代——我们曾经真正“共享”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