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代表作之一，它以深邃的思想、娴熟的技巧、独特的风格赢得世人的喜爱和赞赏，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品问世以来，在受到激赏的同时，也一直遭到一些非议，这个时断时续的“围剿”历程已有八十余年。其中有些所谓批评带有偏见、贬低的成分，有些甚至成了赤裸裸的攻击、诋毁。笔者对此略作梳理，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反面更好地读懂鲁迅，提升审美鉴赏能力。
　　当初小说在《晨报》副刊连载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个署名“谭国棠”的读者写信给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这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阿Q正传》的文字。茅盾不同意这样的批评，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1922年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期第一卷上。他说：“《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1924年2月，创造社成员、当年的青年评论家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一文中批评道：“《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是“自然主义的作品”；“《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成的偏激评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创造社“艺术至上”文艺主张的偏差。文人张定璜的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鲁迅先生》（下）中提到：“有人说《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1925年1月30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8期）有人甚至指斥《阿Q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参见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的记述）。作家钱杏邨（阿英）则认为“《阿Q正传》不是一篇伟大的创作”，否认《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随着阿Q一同死亡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原载1928年3月号《太阳月刊》）钱的否定非常“坚定”，其判断极大缩小了《阿Q正传》所概括的社会思想意义，是十分狭隘的。
　　到了三十年代，京派作家沈从文在其洋洋洒洒两万言的长篇评论《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谈到鲁迅的创作时，认为鲁迅是凭“趣味”而创作的作家，“以一个诙谐的趣味写成的《阿Q正传》，还引起了长久不绝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但作品“诙谐的难以自制”（《论冯文炳》）。沈具体分析道：
　　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悉的中国人的姿式，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作者在这个工作上恰恰给了一些读者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的粮食。按照年轻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鲁迅因此意外成功了。其实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一个读过鲁迅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会超出“趣味”以上的。……《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意味的。作者注意到那以小丑风度学小丑故事的笔法，不甚与创作相宜，在这作品上虽得到无量的称赞，第二个集子《彷徨》却没有那种写作的方法了。
　　沈以小说家的身份来作文学批评，不迷信权威，有凭着他丰富的阅读经验和感受而得来的高见，也有因个人艺术趣味、喜好与对理论的轻视、排斥而导致的偏见。对《阿Q正传》这部名作，沈在艺术上几乎是全盘否定，“贬”得过度，说得太“过”。就是在恰合史实的叙述中也隐含微讽之意。沈大约也意识到了“度”的问题。该文的另一“版本”，就删去了“《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这类讲得太“过”的判断。
　　“新月派”的重要诗人朱湘说：“以前我久已讲过《呐喊》中《阿Q正传》不如《故乡》，现在我又多找到一个证据。《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本小说名著开卷第一章就是争论着主人翁的真姓。……这种‘名学’的考究固然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不过鲁迅的那篇小说也是拿一个Q字来回旋，这就未免令人生疑了。并且《阿Q正传》在结构上是学《堂·吉诃德》。所以我如今仍持旧见：《阿Q正传》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再论郭君沫若的诗》，见《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朱湘认为《阿Q正传》结构上学《堂·吉诃德》，阿Q名字的考证学的是《堂·吉诃德》的开头。这些讲得都没有错。但若这样“粗陋”运用比较法，就判定“《阿Q正传》没有什么了不得”，抹杀阿Q的重大典型意义，这个结论就显得很草率、很可笑了。这位很有见地的诗人、评论家在评“阿Q”时过于偏执，推断自然难以客观、公允。
　　鲁迅逝世后不久，“新月派”名士叶公超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读《阿Q正传》的时候曾有过一点感觉。我觉得作者的描写有时太趋于Carieature的意味，大有戏台上三花脸那种神气，他非但把主角写成如此，而且自己高兴的时候仿佛也不惜粉墨登场，从旁加上几句妙语，讨得台下一个连声的‘好’。”叶的这段话的确非常真诚地写出了他本人的“感觉”，但他这种认识却是皮相之见。这种印象感受式的批评里除了有对鲁迅的误解、对作品的误读，还有对鲁迅的贬损、嘲讽，不能算是真正的文艺批评。
　　1939年，李直在《鲁迅的评价》一文中认为：鲁迅“除了短短的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他集中谈论《阿Q正传》的文字如下：
　　就连《阿Q正传》一样是缺少文艺上的价值，更可惜的是这篇《阿Q正传》还完全是抄袭来的，……郭沫若在东京给《东声》杂志寫了一篇文章（题目忘掉），……郭沫若表示以前并未读鲁迅的文章，于是他也在鲁迅盖棺以后去看《阿Q正传》，没想到这篇“正传”是完全脱胎于法国的一篇小说。（这篇文章可去翻翻《东声》杂志）文人相轻，自是常态，不过我怕是“阿Q”被搬到外国去以后，会叫人耻笑中国。 　　李的这篇“奇文”，说鲁迅是个颠倒黑白的“刀笔吏”，而不是什么“文学家”；鲁迅文章是“白话八股”，而不是“文艺”。更炮制出《阿Q正传》“抄袭”论。学者房向东说：“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无人提及李直对鲁迅的攻击，几乎从没有人谈到《阿Q正传》的抄袭问题，这大约就在于李直的文章太不值一提吧！”诚哉斯言。
　　在中国台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鲁迅作品被列为禁书。因而“贬鲁”“反鲁”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蒋梦麟去台后，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一文中谈及鲁迅，无视鲁迅小说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民国七年）、《阿Q正传》（民国十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有过旷日持久论战的梁实秋在台湾写了《关于鲁迅》一文，谈到鲁迅小说创作时说：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
　　梁的论述看起来似乎很“中肯”，不偏不倚，有褒有贬。实际上是贬大于褒，寓贬于褒。从引文前面对崇拜鲁迅者的所谓“提醒”与引文后面品评鲁迅与萧伯纳上海会晤照片时说的“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的揶揄文字，很明显可以看出梁“贬鲁”的主导思想。对《阿Q正传》的评价显然是“低度”评价。
　　鲁迅去世后，公开扯起“反鲁”大旗的苏雪林，抵台后更是不遗余力。苏在一篇题为《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1958）的文章中说：“论创作，他不过写了《呐喊》《彷徨》两本短篇小说集，只有《呐喊》里的《阿Q正传》，写得还算不错，但已有人指出有套袭日本作家某篇作品的嫌疑。”苏不仅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曾在1934年高度评价的鲁迅小说，甚至对自己原来认为“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的《阿Q正传》，用“有人指出”“套袭……的嫌疑”等模糊语言来信口雌黄、无中生有。鲁迅“套袭”哪位作家的哪篇作品？何人发现的？发现的依据又何在呢？只要一追问，这个谣言便不攻自破。苏的“胡说”只是李直的“升级版”而已。澳大利亚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教授说，这是“重复使用毫无根据且出处不明的谣言”。自称把“反鲁”当事业的苏在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又在台湾影响甚广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总结性“反鲁”长篇大论——《鲁迅传论》。她在全面否定鲁迅的道德、人格时说：“他对中华民族的鄙视，在《阿Q正传》里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阿Q正传》翻译许多国文字，传遍世界，是鲁迅个人的光荣，却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论鲁迅》，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196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语系任教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完成了一部使他一举成名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在海外很有影響的“小说史”，同样设有“鲁迅”专章，夏在专章里指出《阿Q正传》“轰动中国文坛”，承认其是“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现代中国小说。他在抽象肯定后，笔锋一转说：
　　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这些缺点，可能是创作环境的关系。……后来鲁迅对这个差事（指为《晨报》副刊连载《阿Q正传》）感到厌烦，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给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悲剧的收场，然而对于格调上的不连贯，他并没有费事去修正。
　　夏的《小说史》完成于“冷战”时期，由于理论背景与意识形态的局限，对《阿Q正传》的批评带有偏见。评论家刘再复对此颇有微词：“把结构的完整说成‘机械’，把人们公认的幽默说成‘插科打诨’，把打破大团圆结局的悲剧收场说成‘格调上的不连贯’，这已经很过分了。”（《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评的确评得苛刻，夸大了《阿Q正传》的艺术缺陷。
　　1975年1月，香港作家、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问世出版，随即一版再版。他在这本港台地区有影响、传入内地也引起关注的书中说：“其实以小说论小说，《阿Q正传》有很多重大缺陷。”这便是：“杂有好多一般民众无法了解的古文”；“主人公‘阿Q’无统一的个性，……在小说技巧上这是明显和严重的错误”；“就主题和内容来说，《阿Q正传》中没有一个好人，阿Q及任何一个角色，没有一个好的动机和行动。换言之，所写的是一个灰冷的绝望的世界。”司马氏的指责里面有误读的成分，这种以偏概全式的评论并不符合《阿Q正传》的创作实际。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在谈到夏志清、司马氏对《阿Q正传》的艺术性非难时说：“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至少，他们没有看到《阿Q正传》具有其他现代小说（包括鲁迅的其他小说作品）所不具备的许多艺术优长。”（《〈呐喊〉和〈彷徨〉的环境描写》）
　　1979年5月，学贯中西的学者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美。9日下午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举办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回答台湾作家水晶的提问时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Short -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水晶《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钱评述鲁迅的文字本来就不多。钱的这段话作为一家之言，言人之未言，有合理因子，道出了鲁迅创作的某些真实（鲁迅的确没有“长篇”），虽不尽然全对，却也启人深思。 　　1985年，邢孔荣发表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长篇评论文章。该文认为：“《阿Q正传》中对阿Q的描写已经接近漫画化的边缘，只要稍一过头，这篇小说的价值就将不那么高了。……《阿Q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形象。”（见《青海湖》1985年第8期）临近1999年岁末，青年评论家葛红兵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评论。他说：“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绝对优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让人一看就彻底奠定了鲁迅地位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芙蓉》1999年第6期）这一段文字虽然没有明提《阿Q正传》，但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阿Q正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篇”。他俩的“批评”都是一出炉，就受到文艺界的炮轰，“招来”学界的大量批评、反驳文章。这两篇措辞“激烈”、论断偏激、离经叛道的评论被人戏称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否定鲁迅的“代表作”。
　　然而否定鲁迅之风并未就此消停，《阿Q正传》仍然是“否鲁派”的重要靶子。2000年，作家王朔撰文《我看鲁迅》，该文指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些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这个阿Q是概念的产物，不用和别人比，和他自己的祥林嫂比就立见高下。”（见《收获》2000年第2期）差不多同时，文学博士张闳在《走不近的鲁迅》一文中说：“被视为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作的《阿Q正传》，在艺术上的问题就不少。这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未必是最好的作品。《阿Q正传》在艺术上过于单薄、粗糙，有时我感到很惋惜——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给写糟了！而且败笔甚多，比如它的结尾，写到阿Q赴死时看到围观群众的眼睛的一段，显然是最生硬做作的段落。过于明显、直露的观念化的痕迹，在风格上也极不协调。这是一处在艺术上不可原谅的严重败笔。”（见《橄榄树》2000年第2期）
　　无论是王朔的评说，还是张闳的评论，尖刻、片面，贬损之意明顯。很显然，这些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了，由此引发了一场“鲁迅论争”。王富仁、林非、孙玉石、高旭东等一批学者撰文批驳，他们或从立论角度、或从反思角度、或从深思角度予以回应。高旭东编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一书收录了这场论争中的代表性文章40篇。该书前言部分编者写的《挑战鲁迅言论述评》一文有对王朔、张闳和葛红兵等人“挑战”的直接回应，这里不再赘述。
　　2007年11月底，夏志清在其寓所接待大陆访问者，谈及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心得时说：“我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的，鲁迅的小说不错，《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李怀宇《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中华书局2013年版）夏曾对“小说史”进行过两次修订，他意识到对鲁迅的论述多有偏颇。如对《狂人日记》，他承认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评价过低，修订时进行了学术校正，重新评价，认为这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但对《阿Q正传》这部“伟大中篇”，他却非常偏激，一直顽固坚持他的“思想的偏见”，把“《阿Q正传》说得一无是处”（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夏由于政治立场不改而导致的艺术见解的偏差，的确令人慨叹。
　　诚然，《阿Q正传》同其他任何不朽的文学作品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层面去研究、去发现。它需要用纯粹的文学眼光去发掘，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臆断。有比较，才有鉴别。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批评”，听听这些不常听到的不同“声音”，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思辨能力，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水平。这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鲁迅小说，更好地把握《阿Q正传》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水准，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