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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几位恩师、前辈。在关键时刻，他们为你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在你身处逆境的时候，他们不会冷落你，不会轻贱你，不会落井下石；在你落难的时候，他们敢于为你说实话、讲真话，敢于为你仗义直言。我这几十年，就有幸遇到这样几位贵人，遇到这样几位恩师、前辈，其中就有现已96岁高龄仍健在的林乎加同志。
酒泉会议
我在1982年秋结束了两年的带职，从农场回到农牧渔业部，先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到办公厅。
就在回到部机关不久，我随肖鹏副部长到福建看望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到那里调查研究。到福州后，即接到部里电话，说林乎加在甘肃酒泉开会，要我急赴酒泉，找我有事。
当时，林乎加部长兼任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正在酒泉召开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是当时国务院新设的区域性扶贫机构。“三西”包括了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定西地区、河西走廊（酒泉、武威、张掖三个地区）和宁夏的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共计25个县，约1000万人口。以后在“三西”扶贫的基础上组成了全国性的扶贫机构，即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后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直到现在。
乎加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他在酒泉会议上的讲话，非常纯熟地运用了“三西”地区和全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大量典型，如数家珍，如面对面聊天，侃侃而谈，绝不枯燥。他讲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大家觉得生动、亲切、深刻，很有说服力，非常过瘾。会场上少有的安静，几乎没什么人出出进进，更没有人抽烟，人们说：“只怕少听一句话。”
在酒泉会议上，乎加系统地提出了符合“三西”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富有创见的重要意见。如三年停止生态破坏、五年基本解决温饱、到20世纪末或再长一点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三西”贫困问题的规划目标；把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和林业，作为改变西北干旱地区贫困面貌的根本大计；要特别重视发展旱作农业和节水型农业；甘肃和宁夏一些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吸收本省（区）贫困地区的青壮劳力自愿到那里开荒办家庭农牧场或承包水利工程，以工代赈，以后可以搬家，也可不搬家，完全自愿。总之，要寻找和探索多种脱贫途径，不靠行政命令，不可强求，尊重群众意愿，注重实效等等。
乎加同志在酒泉会议上讲的那些意见突破了“三西”地区以往那种“一刀切”、常规的工作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指导“三西”贫困地区工作思路的一次根本性、战略性的大调整。实践早已证明，这样的调整是符合实际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些重大措施至今仍在应用。
林乎加同志是我国扶贫大业的开拓者、先行者。他对扶贫事业的最大贡献是创造性地把救济型扶贫转变为开发建设型扶贫。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些年，他差不多每年都要两三次深入到“三西”地区的农村调查研究，共商扶贫大计。“三西”地区的一些农村干部说：“这老汉（指乎加）对扶贫贡献大，我们应该给他立个碑。”
“你看多年轻啊！”
1986年初，我离开农业部，到苏州工作。到苏州，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组织上派我去，而是我要去。当然也是经部党组同意的。其实，那也是在乎加的直接教育和影响下作出的选择。我的这个选择，始终得到了他细致入微的关怀和指点，得到了农业部其他几位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我当时只是想到地方上做点实际的事情，不是想去当个什么官。也不是去“镀金”，不是工作一两年有点“资本”就回北京，而是要把工作关系转去，把家搬去，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乎加一再对我说：“下去工作几年，可以，将来还是要回来。”我也一再表示，只要我觉得做得了，当地的同志也愿意留我，我就不准备回来了。趁现在年岁还不算太大，身体还好，尽可能地做点实事，也就满足了。乎加和几位老部长对我这样的考虑都很理解。
1986年4月间，我在到苏州前，去向乎加夫妇告别。
“我到地方上工作，要注意些什么？”我真心实意地向乎加请教。
他略加思索后说：“还是毛主席的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典型，举一反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会用本地的典型经验，解决本地的问题。”
乎加为我指出的这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对当时的干部，是一些非常熟悉的文字，对乎加来说那早已不是书本上的文字了，早已成为他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结晶，是他几十年工作实践的深刻总结。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不论工作如何变动，我在实际工作中都尽可能地践行乎加的临别赠言。
那天在乎加家里告别后，他和老伴王顾明同志一直送我到家门口。乎加指着我，对老伴说：“你看多年轻啊！”又问我：“还不到40岁吧？”
我说：“不是不到40（岁），是不到50（岁），再过两年，我就50岁了。”
“你还算年轻。”乎加又说。
又过了7年，1993年夏天我调北京工作后，去看望乎加和王顾明同志，向乎加请教。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和老伴又送我到家门口，于是又有这样的对话：
“你看多年轻啊！”他又是指着我对老伴说，又问我：“还不到50（岁）吧？”
我说：“乎加，我现在不是不到50（岁），是不到60（岁）。我都55岁了。”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也50多岁了！”
那些年，乎加一再问到我的年龄，他总是希望我还年轻，尽可能地多做点实事。他的心愿和期望，我是很清楚的。
一瓶茅台
乎加的生活很简单，很朴素。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写字。此外还有一好，就是喝茶，喝新鲜的绿茶。他有他自己的茶道。我这些年也长了点喝茶的知识，完全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去看望乎加。在我离开的时候，他拿出一瓶茅台酒，要送给我。乎加说：“我现在按照医生的要求，不能喝茶了，也不能喝酒了。我这里还有一瓶茅台酒，你能喝点酒的，送给你吧。”
我觉得很突然，非常感动。我在乎加面前总是很随便的，那天他送酒给我，我竟一反常态，只觉得手足无措，很不好意思，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稀里糊涂地收下了。
我把那瓶茅台酒放在酒柜里最为明显的位置。我仔细地看那瓶酒：看来至少有30多年了，酒瓶上还有毛主席关于三项革命运动的语录，已残缺不全、大半脱落了；显然是怕年久挥发，那瓶口用几层塑料包着，用线绳扎得很紧、很紧。
看着那瓶陈年茅台酒，我想了很多、很多……
同乎加的交往中，我似乎懂得了什么叫“淡然”，什么叫“超然”，什么叫“泰然”。他高尚的人格和智慧，他高超的领导才能，他在世俗惊涛中的那种洒脱和旷达，那种从容和闲定，实在是少见了。
在这样的前辈面前，高山仰止！
我为乎加的长寿默祷。像他这样的人，肯定长寿的。
（作者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9.14
酒泉会议
我在1982年秋结束了两年的带职，从农场回到农牧渔业部，先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到办公厅。
就在回到部机关不久，我随肖鹏副部长到福建看望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到那里调查研究。到福州后，即接到部里电话，说林乎加在甘肃酒泉开会，要我急赴酒泉，找我有事。
当时，林乎加部长兼任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正在酒泉召开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是当时国务院新设的区域性扶贫机构。“三西”包括了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定西地区、河西走廊（酒泉、武威、张掖三个地区）和宁夏的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共计25个县，约1000万人口。以后在“三西”扶贫的基础上组成了全国性的扶贫机构，即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后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直到现在。
乎加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他在酒泉会议上的讲话，非常纯熟地运用了“三西”地区和全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大量典型，如数家珍，如面对面聊天，侃侃而谈，绝不枯燥。他讲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大家觉得生动、亲切、深刻，很有说服力，非常过瘾。会场上少有的安静，几乎没什么人出出进进，更没有人抽烟，人们说：“只怕少听一句话。”
在酒泉会议上，乎加系统地提出了符合“三西”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富有创见的重要意见。如三年停止生态破坏、五年基本解决温饱、到20世纪末或再长一点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三西”贫困问题的规划目标；把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和林业，作为改变西北干旱地区贫困面貌的根本大计；要特别重视发展旱作农业和节水型农业；甘肃和宁夏一些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吸收本省（区）贫困地区的青壮劳力自愿到那里开荒办家庭农牧场或承包水利工程，以工代赈，以后可以搬家，也可不搬家，完全自愿。总之，要寻找和探索多种脱贫途径，不靠行政命令，不可强求，尊重群众意愿，注重实效等等。
乎加同志在酒泉会议上讲的那些意见突破了“三西”地区以往那种“一刀切”、常规的工作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指导“三西”贫困地区工作思路的一次根本性、战略性的大调整。实践早已证明，这样的调整是符合实际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些重大措施至今仍在应用。
林乎加同志是我国扶贫大业的开拓者、先行者。他对扶贫事业的最大贡献是创造性地把救济型扶贫转变为开发建设型扶贫。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些年，他差不多每年都要两三次深入到“三西”地区的农村调查研究，共商扶贫大计。“三西”地区的一些农村干部说：“这老汉（指乎加）对扶贫贡献大，我们应该给他立个碑。”
“你看多年轻啊！”
1986年初，我离开农业部，到苏州工作。到苏州，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组织上派我去，而是我要去。当然也是经部党组同意的。其实，那也是在乎加的直接教育和影响下作出的选择。我的这个选择，始终得到了他细致入微的关怀和指点，得到了农业部其他几位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我当时只是想到地方上做点实际的事情，不是想去当个什么官。也不是去“镀金”，不是工作一两年有点“资本”就回北京，而是要把工作关系转去，把家搬去，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乎加一再对我说：“下去工作几年，可以，将来还是要回来。”我也一再表示，只要我觉得做得了，当地的同志也愿意留我，我就不准备回来了。趁现在年岁还不算太大，身体还好，尽可能地做点实事，也就满足了。乎加和几位老部长对我这样的考虑都很理解。
1986年4月间，我在到苏州前，去向乎加夫妇告别。
“我到地方上工作，要注意些什么？”我真心实意地向乎加请教。
他略加思索后说：“还是毛主席的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典型，举一反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会用本地的典型经验，解决本地的问题。”
乎加为我指出的这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对当时的干部，是一些非常熟悉的文字，对乎加来说那早已不是书本上的文字了，早已成为他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结晶，是他几十年工作实践的深刻总结。
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不论工作如何变动，我在实际工作中都尽可能地践行乎加的临别赠言。
那天在乎加家里告别后，他和老伴王顾明同志一直送我到家门口。乎加指着我，对老伴说：“你看多年轻啊！”又问我：“还不到40岁吧？”
我说：“不是不到40（岁），是不到50（岁），再过两年，我就50岁了。”
“你还算年轻。”乎加又说。
又过了7年，1993年夏天我调北京工作后，去看望乎加和王顾明同志，向乎加请教。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和老伴又送我到家门口，于是又有这样的对话：
“你看多年轻啊！”他又是指着我对老伴说，又问我：“还不到50（岁）吧？”
我说：“乎加，我现在不是不到50（岁），是不到60（岁）。我都55岁了。”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也50多岁了！”
那些年，乎加一再问到我的年龄，他总是希望我还年轻，尽可能地多做点实事。他的心愿和期望，我是很清楚的。
一瓶茅台
乎加的生活很简单，很朴素。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写字。此外还有一好，就是喝茶，喝新鲜的绿茶。他有他自己的茶道。我这些年也长了点喝茶的知识，完全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去看望乎加。在我离开的时候，他拿出一瓶茅台酒，要送给我。乎加说：“我现在按照医生的要求，不能喝茶了，也不能喝酒了。我这里还有一瓶茅台酒，你能喝点酒的，送给你吧。”
我觉得很突然，非常感动。我在乎加面前总是很随便的，那天他送酒给我，我竟一反常态，只觉得手足无措，很不好意思，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稀里糊涂地收下了。
我把那瓶茅台酒放在酒柜里最为明显的位置。我仔细地看那瓶酒：看来至少有30多年了，酒瓶上还有毛主席关于三项革命运动的语录，已残缺不全、大半脱落了；显然是怕年久挥发，那瓶口用几层塑料包着，用线绳扎得很紧、很紧。
看着那瓶陈年茅台酒，我想了很多、很多……
同乎加的交往中，我似乎懂得了什么叫“淡然”，什么叫“超然”，什么叫“泰然”。他高尚的人格和智慧，他高超的领导才能，他在世俗惊涛中的那种洒脱和旷达，那种从容和闲定，实在是少见了。
在这样的前辈面前，高山仰止！
我为乎加的长寿默祷。像他这样的人，肯定长寿的。
（作者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