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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王国维，清朝遗老，国学大儒。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清华大学筹备国学院，当时能够和王国维比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而论国学功底，王国维排第一。
1927年，在清华园执教两年之后，6月2日，王国维一如往常在学校办公，批阅文件，料理事务，和同事谈论国学院下学期招生的事情。随后离开清华园，还向一个同事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车闷声不响地去了颐和园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烟，在湖边徘徊良久之后，纵身跳进湖中，一代国学大儒，就这样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时年51岁。
王国维死前，写下了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正是这句话，让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悲壮色彩，“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八个字怎么解释？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至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挽词中写：“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是以静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说一出，时人纷纷赞誉。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對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王国维之死，乃是为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个层次，这才是国学大儒的襟怀。
适用主题：选择与追求;死亡和永生;平静与恬然;气节与胸怀……
文本解读：江西赣县中学 黄小玲 钟华江
王国维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问家。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因为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因为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他忠于自己的理想，不愿苟为，勇于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王国维沉湖，让人想到屈原投江，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从屈原投江的沉着慷慨，到王国维沉湖的宁静恬然，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
角度一：选择与追求
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王国维和他们相似，本可以选择与现实合作，安然于世，但是却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挽回日渐式微的中华文化。这种选择超脱了生命的界限，以“死亡艺术美”的形式展现他的追求。正如孔子哀叹那般“孰为来哉……吾道穷矣”。
反向思之，王国维之死可以以情感打动人心，却不能以道理说服人。真诚纯正的君子们都殉了死节，最终的结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乱依旧。如果王国维没有选择沉沦，以他的睿智，积极作为，也许他会是另一种文化（民主革命）的先驱，会给更多的翘首企盼的人们带来新生活的希望。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生存的信念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保守一种“静谧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识到苦难，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向阳光。这样，人才能体现尊严与高贵，体现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
角度二：死亡和永生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此刻，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学家的态度似乎较为开明，王国维亦是如此，在一个失败的时代死去，在之后的无数岁月里被人提起，去思考他死亡的意义。短暂的生命却是逝去了，但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光辉的一笔，让后人循着他的脚步依旧坚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永生呢？
角度三：平静与恬然
诺贝尔说：“生命，那是自然拿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生命，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家人，谁也无权亵渎它的珍贵。我们不能接受大师对待生命的态度，但是大师选择死亡时刻的坚忍刚毅，镇定安详和临事不苟的态度，不能不让我们感动。骤然临之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唤起的是世人对于文化的关注。
角度四：气节与胸怀
气节是指坚持正义，指人的志气和节操。“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王国维的投湖自尽，足以表明一个文化人以死明志的崇高气节，心地坦白。唤醒更多的文化人去拯救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
学生运用示例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写道：“死亡并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死亡不是简单的肌体上的休止，更是存于世的价值的影响减弱至消弥的过程。王国维作为清末国学大师在社会转型之际选择投湖自尽，这是一种文化之死。因为他担负了“以文化人”的使命，但当国人开始主动抛弃文化，甚至开始反国学毁宗庙时，他在道义消逝的漩涡里挣扎，最后选择了死亡以明志。故而如“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他的死亡已经与消极的“殉”脱钩，继而转向对心中道义矛盾下的复寻和坚守，也是以投湖之举呼告天下莫要拔文化之根。和屈子一样，他甘愿将死亡和大义捆绑，飞蛾扑火般给被转型热潮冲昏头脑的人们打了一剂镇定剂，从而再次唤醒对文化的自信。
由此可见，死亡附以道义的坚守和人文的反思，能让生命拥有向死而生，走出时间的永恒价值。无论什么时代，生命的意义都将一如《墓碣文》所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望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到一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一考生《向死而生》
（编辑：王莹）
王国维，清朝遗老，国学大儒。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清华大学筹备国学院，当时能够和王国维比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而论国学功底，王国维排第一。
1927年，在清华园执教两年之后，6月2日，王国维一如往常在学校办公，批阅文件，料理事务，和同事谈论国学院下学期招生的事情。随后离开清华园，还向一个同事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车闷声不响地去了颐和园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烟，在湖边徘徊良久之后，纵身跳进湖中，一代国学大儒，就这样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时年51岁。
王国维死前，写下了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正是这句话，让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悲壮色彩，“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八个字怎么解释？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至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挽词中写：“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是以静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说一出，时人纷纷赞誉。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對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王国维之死，乃是为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个层次，这才是国学大儒的襟怀。
适用主题：选择与追求;死亡和永生;平静与恬然;气节与胸怀……
文本解读：江西赣县中学 黄小玲 钟华江
王国维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问家。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因为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因为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他忠于自己的理想，不愿苟为，勇于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王国维沉湖，让人想到屈原投江，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从屈原投江的沉着慷慨，到王国维沉湖的宁静恬然，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
角度一：选择与追求
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王国维和他们相似，本可以选择与现实合作，安然于世，但是却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挽回日渐式微的中华文化。这种选择超脱了生命的界限，以“死亡艺术美”的形式展现他的追求。正如孔子哀叹那般“孰为来哉……吾道穷矣”。
反向思之，王国维之死可以以情感打动人心，却不能以道理说服人。真诚纯正的君子们都殉了死节，最终的结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乱依旧。如果王国维没有选择沉沦，以他的睿智，积极作为，也许他会是另一种文化（民主革命）的先驱，会给更多的翘首企盼的人们带来新生活的希望。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生存的信念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保守一种“静谧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识到苦难，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向阳光。这样，人才能体现尊严与高贵，体现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
角度二：死亡和永生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此刻，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学家的态度似乎较为开明，王国维亦是如此，在一个失败的时代死去，在之后的无数岁月里被人提起，去思考他死亡的意义。短暂的生命却是逝去了，但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光辉的一笔，让后人循着他的脚步依旧坚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永生呢？
角度三：平静与恬然
诺贝尔说：“生命，那是自然拿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生命，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家人，谁也无权亵渎它的珍贵。我们不能接受大师对待生命的态度，但是大师选择死亡时刻的坚忍刚毅，镇定安详和临事不苟的态度，不能不让我们感动。骤然临之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唤起的是世人对于文化的关注。
角度四：气节与胸怀
气节是指坚持正义，指人的志气和节操。“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王国维的投湖自尽，足以表明一个文化人以死明志的崇高气节，心地坦白。唤醒更多的文化人去拯救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
学生运用示例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写道：“死亡并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死亡不是简单的肌体上的休止，更是存于世的价值的影响减弱至消弥的过程。王国维作为清末国学大师在社会转型之际选择投湖自尽，这是一种文化之死。因为他担负了“以文化人”的使命，但当国人开始主动抛弃文化，甚至开始反国学毁宗庙时，他在道义消逝的漩涡里挣扎，最后选择了死亡以明志。故而如“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他的死亡已经与消极的“殉”脱钩，继而转向对心中道义矛盾下的复寻和坚守，也是以投湖之举呼告天下莫要拔文化之根。和屈子一样，他甘愿将死亡和大义捆绑，飞蛾扑火般给被转型热潮冲昏头脑的人们打了一剂镇定剂，从而再次唤醒对文化的自信。
由此可见，死亡附以道义的坚守和人文的反思，能让生命拥有向死而生，走出时间的永恒价值。无论什么时代，生命的意义都将一如《墓碣文》所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望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到一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一考生《向死而生》
（编辑：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