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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摄影界的新沙龙主义
8年前，我从上海去了加拿大定居，期间也不定期回国，受各地组织的邀请去讲课。我发现：现在很多私企国企的老板、政府官员转去爱好摄影，他们的设备比国外职业摄影家的还高级。但绝大多数人就是凭着本能拍照，太注重画面的漂亮或者技术技巧。如今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照相机非常普及，中国乐于摄影的人数举世无双，从表面看摄影很繁荣，照片数量很大，但是精品少，从网上即可看到追求表层漂亮的“糖水片”多多，还是把摄影作为一种娱乐工具，缺乏思想观点的表达，缺少表现更人性化的东西。
我以为现在摄影界又出现了新摄影沙龙主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沙龙摄影作为摄影的一个流派出现，体现的是一种唯美风格的追求，当时是胶片时代，照相机是奢侈品，能拥有照相机的人，文化底蕴也往往比较高，拍摄出来的黑白照片还是比较有审美追求的。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摄影界出现了不少艺术探索摄影作品，纪实摄影也开始火了，一小部分摄影师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专题创作。可惜到了现在，探索性的、思考社会问题的摄影反而越来越少了，“糖水片”越来越多，不注重思想表达。现在国内某些当代摄影作品，模仿了国外一些摄影家的观念。事实上，国内外也有一些优秀的摄影师在拍风景，但是他们的聚焦点不在风景的漂亮，而是借拍风景反映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加拿大摄影家爱德华·伯汀斯基，拍了很多由于人類过度开采使大自然遭受破坏的风景照，反映他对人类发展和自然的问题的思考，引发人们对现代风景摄影的全新思考，因此他的摄影作品既有艺术性又带有反思性。
目前就整个中国摄影界而言，真正具有深度、广度和厚度的作品还是不多，许多人还是在“玩”摄影，中国急需有思想观点表达的摄影家，急需一批自觉的以社会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将摄影融汇到社会发展进程中去的摄影家。
摄影艺术的路其实很窄，若看成摄影文化就宽泛了
曾经有国外的摄影师拍类似“人家”题材的照片，不管贫穷、富裕还是中产，一律都拍得很美，哪怕拍穷人家，都美化了，像油画一样，这是摄影家理想中的“人家”。我跟他不一样，我拍摄《上海人家》时，不会美化任何人家，而是还原。我关心的是人们的生存状况，我并不追求画面的漂亮。至今《上海人家》摄影集在国际上销售达25万册。很多人问我，拍上海题材的摄影师很多，能脱颖而出的很少，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更是寥寥，你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思维方式和摄影理念的问题，有时用朴实的方式来反映、还原真正的原汁原味的上海人生活，更有社会意义。人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真实反映生活的摄影作品。只注重反映自己心目中的上海，那是“小我”，我力图做到“大我”。 我虽然拍摄的是上海的题材，但我是运用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摄影理念来拍摄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从新闻中我了解到上海马上要进行城市改造，于是我将镜头对准了贫民窟、普陀区的三湾一弄等旧城区，一直到2007年，足足拍了28年，完成了《上海弄堂》专题。与我同一年代的摄影师中，也有一些拍上海弄堂的，照片的数量也蛮大的，但是由于摄影理念的不同，许多人仅仅停留在记录上，这样的作品可以作为上海的影像文献被收藏下来，但很难进入国际。我的《上海弄堂》这本摄影集出版前，很大的一个难点是如何来编辑？按照通常惯例，这部摄影集可以按照拍摄年代分类，也可以按照地域分类。但是我采取了一个全新的编辑方式，完全打乱年代、地域的分类，把28年的照片按照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顺序进行编辑，便于观看者看出变化。上海弄堂的拍摄，我想通过记录时代的变迁，反映和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上海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大家知道，以前在弄堂里，家家户户的房子面积都很小，两三代人同堂，房间里的高低床或者一张床和另一张床间仅用一块布隔开很普遍。弄堂的这种社群居住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有着很紧密的依赖关系。你不在家时，中午下雨，邻居会帮你收衣服；客人来了，邻居会帮忙接待；某家孩子结婚了，邻居们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虽然邻里之间也会在利益上有争执，但是总体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睦，像个大家庭。到了新世纪，弄堂里的居民纷纷搬进了公寓房，硬件设施虽然大大提高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公寓房里家家户户加装了防盗门。现在同住一个楼层几年的邻居都不知对方“何姓芳名”。新的居住模式虽然大大增强了个人的隐私性，但我还是很留恋小时候弄堂里家家户户的门敞开着，随意串门的那种亲情、友情的氛围。所以我拍摄反映上海弄堂里人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想反思怎样在现代化的居住模式中保留弄堂里人与人间的亲情关系。
2004年，我开始拍《上海人家》专题。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他很想到上海人的家里去参观一下，看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启发了我。《上海人家》也是对《上海弄堂》专题的延续。此外，我选择这个专题还有两个原因：上海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世人希望看到上海繁荣昌盛的背后，上海人的居家生活情况究竟如何？这也是我本人所关注的问题。我有意识地想为新世纪在上海生活的各种人家留下一批影像文献。从历史影像文献学而言，几十年之后愿它们能成为记录二十一世纪初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居家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影像文献；从社会影像学而言，它们是解读当今上海社会的影像文本。此外，我还想借摄影作品向社会警示：贫富差异悬殊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希望政府尽快地想方设法缩小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使社会进入良性的循环发展。先富起来的人，也有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尽快地引领、带动尚处在贫困生活中的人们走向小康。
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我敲开了上海500多户人家的门，拍摄了《上海人家》。但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思维方式。之后我采访并拍摄了300位生活在上海并出生于1970～1989年的青年，形成《上海青年》的专题，在拍摄之前，我做了很多调研，设计了二十八道反映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态度的问题。总观我的“上海影像三部曲”，《上海人家》是横向的；《上海弄堂》是纵向的；《上海青年》是未来的。单张的照片是“点”：一组照片是“线”；一个专题的照片是“面”。我把“点”串成“线”，“线”再翻成“面”，才能反映社会。 至今我的作品已应邀在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巴黎夏佑宫、美国芝加哥当代摄影美术馆、奥地利维也纳市路德维希基会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国际专业机构展览60多次。我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达387幅。国外机构收藏作品时，要看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定位，看流派、风格是否独创、有否想法？为何国际专业机构青睐我的作品，我想除了中国上海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外，作品反映的时代性和社会热点这两者缺一不可。在《上海弄堂》中，有一张照片：早上，一对穿着睡衣的夫妻手挽着手漫步在弄堂里，妻子的手上还提着一只马桶，此场景在弄堂里是极为常见的。这张照片在法国的美术馆展览时，我看到两位法国人在展厅里边看照片边聊天，他们笑着说：原本以为法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家，其实中国人才是最浪漫的民族。因为富浪漫容易，穷浪漫难啊！事实上，老外并不真正关心上海人的生活，他们更想看的是照片背后的人性。虽然每个地方的人们有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关注点也有所不同，但是人性是共通的东西。我认为：摄影艺术的路很窄，但摄影文化的路就很宽。我就是从摄影文化的角度，去摄影创作的。
我认为优秀的摄影家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者
这些年也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向我坦露困惑，不知道如何從爱好者成为职业摄影家？事实上，我做了近30年摄影爱好者，才成为职业摄影家。其中最大的秘诀是发现自己的优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里还没有摄影系，因此我没有受过摄影方面的专业教育。但是现在来看，反而是幸事。那时，我的摄影器材并不比别人好，于是我就思考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我从来不参加国内外的摄影比赛，从不去揣摩评委们的审美观，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审美观一定是对的。我以前跳过舞蹈，学过音乐，我就想到将舞蹈、音乐、摄影结合起来。早期我拍过舞蹈摄影，用舞蹈的素材、音乐的感觉来进行摄影创作，所以我拍出来的照片并非是一般的舞蹈剧照，而是融入了自我的表达。后来我开始做专题摄影，在做任何选题前，我都会事先查阅，是否已有摄影家做过类似的选题？我希望做前人没做过的选题，如果有前人做过，我要做得能超过前人，在作品中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我不跟其他摄影家比硬件，我跟他们比idea，比表达。我的经历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启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要把自己的特点、优势极度的放大。
目前，摄影创作仅仅记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表达；有些摄影家也有表达，但是太小我，不具有社会的公众性。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摄影家有了“自我”外，还要有社会担当和责任感。如果只是为“小我”拍照，是没有人关注你的。你认为重要的东西，社会并不一定认为重要。你不关心别人，人家凭什么关注你？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引起社会的共鸣，首先要关注老百姓在想什么？在关心什么？要了解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创作自我感觉好的前提是要接地气，但是千万不要迎合大众，摄影家要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社会将怎么发展，你要有一定的预见性。
摄影者可以借照相机这个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但是对社会要有感受，要表达得有深度、广度和厚度。这对摄影家的知识结构、文化底蕴提出较高的要求。例如，人文摄影大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曾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和美国Vanderbilt大学获经济硕士学位，会说四国语言。薇薇安·迈尔被称为美国保姆摄影师，因为她在芝加哥当了40年的保姆。但是其实她的文化素养并不低，她出生在纽约，在法国长大，后回到美国，她获得过比较好的教育，只是后来因家境问题才去当了保姆。就我自身而言，早期我的“业余”也成就了我，我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学了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运用社会纪实摄影与历史影像文献学、社会影像学相结合的理念进行摄影创作。
因此，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对于一个摄影家而言很重要。问题是，目前国内摄影家的知识结构普遍比较单一。掌握摄影技术相对容易，上升到摄影文化层面就难。国际上优秀的职业摄影家，既专注开拓新的摄影语言，也努力挖掘和表达更深的内涵。同时他们懂得如何去运作项目，如何把作品推向市场，如何去和美术馆、博物馆以及收藏家、批评家合作。这方面也是很多中国摄影家的软肋，完成了前期的创作后，对作品的后期走向社会无从着手。
也许因为我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我从一位上海业余摄影爱好者，成为一名国际著名的职业摄影家的过程，相对就比较顺利。这些年，我进行了新的专题创作《Love》。加拿大是个世界移民大国，约有168个世界各地的民族生活在加拿大，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当时我就想：什么主题是跨越国界的永恒主题呢？我想到了爱情，我想去了解各个民族、各个年龄段的人在爱情上有什么共通点和差异点？于是在新的环境里，我找到了新的资源和创作的方向。同时《Love》这个专题跟加拿大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也符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因此，我申请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艺术基金。现在国内有一些摄影家很希望到国外去发展，凭我所见，中国摄影家到国外要想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成功的几率很低。比如在国外，要申请艺术基金和画廊的签约代理，专业机构会考察你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参加过哪些世界顶级的展览，曾经创作过哪些作品？有否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所以，建议想出国发展的摄影家，先在国内扎稳脚跟、有所成就后，再往国外去进一步的发展。
总而言之，一位优秀的摄影家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者。摄影家如果能将摄影融汇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那它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地被体现出来。西方国家一百年走过的路，我们中国三十多年就经历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需要大批的摄影人去关注拍摄，同时也考验着摄影人的思维、理念、心胸、魄力。在这方面，摄影家可开拓自己的创作空间，大有可为；摄影爱好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大展拳脚。
8年前，我从上海去了加拿大定居，期间也不定期回国，受各地组织的邀请去讲课。我发现：现在很多私企国企的老板、政府官员转去爱好摄影，他们的设备比国外职业摄影家的还高级。但绝大多数人就是凭着本能拍照，太注重画面的漂亮或者技术技巧。如今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照相机非常普及，中国乐于摄影的人数举世无双，从表面看摄影很繁荣，照片数量很大，但是精品少，从网上即可看到追求表层漂亮的“糖水片”多多，还是把摄影作为一种娱乐工具，缺乏思想观点的表达，缺少表现更人性化的东西。
我以为现在摄影界又出现了新摄影沙龙主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沙龙摄影作为摄影的一个流派出现，体现的是一种唯美风格的追求，当时是胶片时代，照相机是奢侈品，能拥有照相机的人，文化底蕴也往往比较高，拍摄出来的黑白照片还是比较有审美追求的。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摄影界出现了不少艺术探索摄影作品，纪实摄影也开始火了，一小部分摄影师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专题创作。可惜到了现在，探索性的、思考社会问题的摄影反而越来越少了，“糖水片”越来越多，不注重思想表达。现在国内某些当代摄影作品，模仿了国外一些摄影家的观念。事实上，国内外也有一些优秀的摄影师在拍风景，但是他们的聚焦点不在风景的漂亮，而是借拍风景反映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加拿大摄影家爱德华·伯汀斯基，拍了很多由于人類过度开采使大自然遭受破坏的风景照，反映他对人类发展和自然的问题的思考，引发人们对现代风景摄影的全新思考，因此他的摄影作品既有艺术性又带有反思性。
目前就整个中国摄影界而言，真正具有深度、广度和厚度的作品还是不多，许多人还是在“玩”摄影，中国急需有思想观点表达的摄影家，急需一批自觉的以社会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将摄影融汇到社会发展进程中去的摄影家。
摄影艺术的路其实很窄，若看成摄影文化就宽泛了
曾经有国外的摄影师拍类似“人家”题材的照片，不管贫穷、富裕还是中产，一律都拍得很美，哪怕拍穷人家，都美化了，像油画一样，这是摄影家理想中的“人家”。我跟他不一样，我拍摄《上海人家》时，不会美化任何人家，而是还原。我关心的是人们的生存状况，我并不追求画面的漂亮。至今《上海人家》摄影集在国际上销售达25万册。很多人问我，拍上海题材的摄影师很多，能脱颖而出的很少，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更是寥寥，你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思维方式和摄影理念的问题，有时用朴实的方式来反映、还原真正的原汁原味的上海人生活，更有社会意义。人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真实反映生活的摄影作品。只注重反映自己心目中的上海，那是“小我”，我力图做到“大我”。 我虽然拍摄的是上海的题材，但我是运用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摄影理念来拍摄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从新闻中我了解到上海马上要进行城市改造，于是我将镜头对准了贫民窟、普陀区的三湾一弄等旧城区，一直到2007年，足足拍了28年，完成了《上海弄堂》专题。与我同一年代的摄影师中，也有一些拍上海弄堂的，照片的数量也蛮大的，但是由于摄影理念的不同，许多人仅仅停留在记录上，这样的作品可以作为上海的影像文献被收藏下来，但很难进入国际。我的《上海弄堂》这本摄影集出版前，很大的一个难点是如何来编辑？按照通常惯例，这部摄影集可以按照拍摄年代分类，也可以按照地域分类。但是我采取了一个全新的编辑方式，完全打乱年代、地域的分类，把28年的照片按照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顺序进行编辑，便于观看者看出变化。上海弄堂的拍摄，我想通过记录时代的变迁，反映和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上海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大家知道，以前在弄堂里，家家户户的房子面积都很小，两三代人同堂，房间里的高低床或者一张床和另一张床间仅用一块布隔开很普遍。弄堂的这种社群居住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有着很紧密的依赖关系。你不在家时，中午下雨，邻居会帮你收衣服；客人来了，邻居会帮忙接待；某家孩子结婚了，邻居们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虽然邻里之间也会在利益上有争执，但是总体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睦，像个大家庭。到了新世纪，弄堂里的居民纷纷搬进了公寓房，硬件设施虽然大大提高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公寓房里家家户户加装了防盗门。现在同住一个楼层几年的邻居都不知对方“何姓芳名”。新的居住模式虽然大大增强了个人的隐私性，但我还是很留恋小时候弄堂里家家户户的门敞开着，随意串门的那种亲情、友情的氛围。所以我拍摄反映上海弄堂里人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想反思怎样在现代化的居住模式中保留弄堂里人与人间的亲情关系。
2004年，我开始拍《上海人家》专题。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他很想到上海人的家里去参观一下，看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启发了我。《上海人家》也是对《上海弄堂》专题的延续。此外，我选择这个专题还有两个原因：上海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世人希望看到上海繁荣昌盛的背后，上海人的居家生活情况究竟如何？这也是我本人所关注的问题。我有意识地想为新世纪在上海生活的各种人家留下一批影像文献。从历史影像文献学而言，几十年之后愿它们能成为记录二十一世纪初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居家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影像文献；从社会影像学而言，它们是解读当今上海社会的影像文本。此外，我还想借摄影作品向社会警示：贫富差异悬殊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希望政府尽快地想方设法缩小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使社会进入良性的循环发展。先富起来的人，也有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尽快地引领、带动尚处在贫困生活中的人们走向小康。
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我敲开了上海500多户人家的门，拍摄了《上海人家》。但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思维方式。之后我采访并拍摄了300位生活在上海并出生于1970～1989年的青年，形成《上海青年》的专题，在拍摄之前，我做了很多调研，设计了二十八道反映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态度的问题。总观我的“上海影像三部曲”，《上海人家》是横向的；《上海弄堂》是纵向的；《上海青年》是未来的。单张的照片是“点”：一组照片是“线”；一个专题的照片是“面”。我把“点”串成“线”，“线”再翻成“面”，才能反映社会。 至今我的作品已应邀在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巴黎夏佑宫、美国芝加哥当代摄影美术馆、奥地利维也纳市路德维希基会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国际专业机构展览60多次。我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达387幅。国外机构收藏作品时，要看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的定位，看流派、风格是否独创、有否想法？为何国际专业机构青睐我的作品，我想除了中国上海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外，作品反映的时代性和社会热点这两者缺一不可。在《上海弄堂》中，有一张照片：早上，一对穿着睡衣的夫妻手挽着手漫步在弄堂里，妻子的手上还提着一只马桶，此场景在弄堂里是极为常见的。这张照片在法国的美术馆展览时，我看到两位法国人在展厅里边看照片边聊天，他们笑着说：原本以为法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家，其实中国人才是最浪漫的民族。因为富浪漫容易，穷浪漫难啊！事实上，老外并不真正关心上海人的生活，他们更想看的是照片背后的人性。虽然每个地方的人们有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关注点也有所不同，但是人性是共通的东西。我认为：摄影艺术的路很窄，但摄影文化的路就很宽。我就是从摄影文化的角度，去摄影创作的。
我认为优秀的摄影家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者
这些年也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向我坦露困惑，不知道如何從爱好者成为职业摄影家？事实上，我做了近30年摄影爱好者，才成为职业摄影家。其中最大的秘诀是发现自己的优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里还没有摄影系，因此我没有受过摄影方面的专业教育。但是现在来看，反而是幸事。那时，我的摄影器材并不比别人好，于是我就思考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我从来不参加国内外的摄影比赛，从不去揣摩评委们的审美观，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审美观一定是对的。我以前跳过舞蹈，学过音乐，我就想到将舞蹈、音乐、摄影结合起来。早期我拍过舞蹈摄影，用舞蹈的素材、音乐的感觉来进行摄影创作，所以我拍出来的照片并非是一般的舞蹈剧照，而是融入了自我的表达。后来我开始做专题摄影，在做任何选题前，我都会事先查阅，是否已有摄影家做过类似的选题？我希望做前人没做过的选题，如果有前人做过，我要做得能超过前人，在作品中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我不跟其他摄影家比硬件，我跟他们比idea，比表达。我的经历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启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要把自己的特点、优势极度的放大。
目前，摄影创作仅仅记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表达；有些摄影家也有表达，但是太小我，不具有社会的公众性。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摄影家有了“自我”外，还要有社会担当和责任感。如果只是为“小我”拍照，是没有人关注你的。你认为重要的东西，社会并不一定认为重要。你不关心别人，人家凭什么关注你？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引起社会的共鸣，首先要关注老百姓在想什么？在关心什么？要了解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创作自我感觉好的前提是要接地气，但是千万不要迎合大众，摄影家要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社会将怎么发展，你要有一定的预见性。
摄影者可以借照相机这个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但是对社会要有感受，要表达得有深度、广度和厚度。这对摄影家的知识结构、文化底蕴提出较高的要求。例如，人文摄影大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曾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和美国Vanderbilt大学获经济硕士学位，会说四国语言。薇薇安·迈尔被称为美国保姆摄影师，因为她在芝加哥当了40年的保姆。但是其实她的文化素养并不低，她出生在纽约，在法国长大，后回到美国，她获得过比较好的教育，只是后来因家境问题才去当了保姆。就我自身而言，早期我的“业余”也成就了我，我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学了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运用社会纪实摄影与历史影像文献学、社会影像学相结合的理念进行摄影创作。
因此，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对于一个摄影家而言很重要。问题是，目前国内摄影家的知识结构普遍比较单一。掌握摄影技术相对容易，上升到摄影文化层面就难。国际上优秀的职业摄影家，既专注开拓新的摄影语言，也努力挖掘和表达更深的内涵。同时他们懂得如何去运作项目，如何把作品推向市场，如何去和美术馆、博物馆以及收藏家、批评家合作。这方面也是很多中国摄影家的软肋，完成了前期的创作后，对作品的后期走向社会无从着手。
也许因为我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我从一位上海业余摄影爱好者，成为一名国际著名的职业摄影家的过程，相对就比较顺利。这些年，我进行了新的专题创作《Love》。加拿大是个世界移民大国，约有168个世界各地的民族生活在加拿大，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当时我就想：什么主题是跨越国界的永恒主题呢？我想到了爱情，我想去了解各个民族、各个年龄段的人在爱情上有什么共通点和差异点？于是在新的环境里，我找到了新的资源和创作的方向。同时《Love》这个专题跟加拿大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也符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因此，我申请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艺术基金。现在国内有一些摄影家很希望到国外去发展，凭我所见，中国摄影家到国外要想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成功的几率很低。比如在国外，要申请艺术基金和画廊的签约代理，专业机构会考察你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参加过哪些世界顶级的展览，曾经创作过哪些作品？有否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所以，建议想出国发展的摄影家，先在国内扎稳脚跟、有所成就后，再往国外去进一步的发展。
总而言之，一位优秀的摄影家首先应该是一位思想者。摄影家如果能将摄影融汇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那它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地被体现出来。西方国家一百年走过的路，我们中国三十多年就经历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需要大批的摄影人去关注拍摄，同时也考验着摄影人的思维、理念、心胸、魄力。在这方面，摄影家可开拓自己的创作空间，大有可为；摄影爱好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大展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