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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论》开篇第一段整体上所呈现的因果逻辑，可以称为《资本论》的“第一逻辑”，它像是《资本论》的“细胞形式”，是其内容和形式的一个“缩影”。“第一逻辑”表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即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直接的本质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在叙述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基于主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向其谓词“商品”内在展开的逻辑关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类关系确立叙述上的因果形式，而非基于对直观经验事实、心理学上的“注意”或“吸引”。因此，不能把《资本论》的起点理解为商品这一事物，必须确切地理解为这一历史事实，即在资产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单个商品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
[关键词]《资本论》 “第一逻辑” 叙述形式历史事实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4—0037—09
“《资本论》的逻辑”是内容的逻辑和形式的逻辑的紧密结合。内容的逻辑关乎经由商品渐次上升至货币、资本，经由资本的生产过程渐次上升至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等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及其与历史的统一，形式的逻辑则关乎对相应内容加以叙述说明的语句结构、主谓关系及其与研究过程的统一，然而，以往的研究对《资本论》内容的逻辑的关注远远多于其形式的逻辑，叙述形式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或研究特定论题之外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对《资本论》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又特别表现在对《资本论》起点的理解上，引发了单纯围绕商品本身，而没有进入特定历史事实的诸多争论。为此，有必要从内容的逻辑和形式的逻辑的紧密结合上，对《资本论》的起点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资本论》的“第一逻辑”是《资本论》起始段整体上呈现的逻辑
《资本论》开篇第一段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自始至终，这段话都从平凡无奇和精致深邃两个对立的方面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例如，自沃尔夫看来，“《资本论》第1卷是19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著作.是一本最高级别的造反教科书，然而，它却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平凡而普通的方案开头的”。即便精细入微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段话局部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整体上的叙述形式进行的。例如，弗朗西斯·惠恩指出：“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提醒他的读者注意，他们将要进入一个奇幻世界，其中的所有事物都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惠恩关注的是动词“表现为”所意指的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它揭示了和《共产党宣言》起始句相似的内容。对此，广松涉有着同样的好奇：“‘表现’是否相对于‘本质’的‘现象’？还有，这是相对于谁的现象？”并且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段，好奇“元素”“原素”的具体含义。
至于那些为内容所吸引，急不可耐转向商品本身所展开的庞大的研究，如商品是资本主义商品还是简单商品，则更是忽略了这段话整体上的叙述形式。这不仅仅因为商品本身和一些关键词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在于他们把这段话的叙述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研究商品起点之外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以“因此”一词为界，这段话的内容被分割成原因和结果两部分，故而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因果句式，表达了明确的因果关系。
《资本论》起始段所展现的因果逻辑，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资本论》的基本认知，最为直接地表现在翻译和编译上。例如，在一些《资本论》的英文译本中，与“因此……就”不同的是，那里用“因此……必须”连接原因和结果;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作为第一个《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也是如此。一些编译本中则直接去掉了表达因果关系的连接词，粗鲁地将内容改写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当首先从商品分析开始”。
对于这一因果逻辑的不重视，还引发了许多疑问。例如，面对阶级、分工、劳动、货币等如此众多的选择，商品为什么能脱颖而出成为《资本论》的起点？对这一选择，《资本论》尤其是其开篇部分为什么缺乏足够的解释，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深入地讨论过商品起点的合理性？随着商品起点产生、为之服务的“概念结构”从何而来，马克思为什么以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日常经验的独特方式使用它们？为此，大卫·哈维一方面称“商品是马克思的一个先验的起点”，马克思只是将商品作为研究起点，仅此而已，因而给人以先验之感，甚至显得有些独断、神秘和不容置疑，读者对此起初会有些不知所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表现出对马克思所自认的“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实际上的承认。差相仿佛，见田石介声称，《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表象而非概念开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则是已经给定的前提，并据此强调《资本论》体系的展开绝对不是先验演绎的结果。广松涉则认为，把商品视作《资本论》开始的绝对条件，有做进一步思考的余地，《资本论》以外的文本显示出，除了以“一般生产”为起点以外，似乎还存在第三种可能。这种在主体性活动和客体性存在之间的抉择，至少可能会促使人们怀疑，马克思在哲学上产生了惊人的动摇。
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为什么既能够置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正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题目所直接昭示的——研究社会财富，也能够独树一帜直接进入到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由这一严格的因果关系得到了最為必要和简洁的说明。这也意味着，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或者说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可以”从分析商品开始。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已经尽可能地做出了说明。
必须承认，对《资本论》起始段内容的高度聚焦，使以往的研究收获了丰富有益的成果，同样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遗漏，没能倾注足够的注意力，去辩证认识这段话的形式和内容、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能彻底揭示《资本论》起点的秘密。时至今日，对其叙述形式的不重视不断生产着对其内容的不理解.对其内容的不理解以对其叙述形式不重视的方式不断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将围绕这一遗漏展开，尝试挖掘《资本论》开篇第一段所展现的叙述形式及其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资本论》起始段整体上呈现的因果逻辑称为《资本论》的“第一逻辑”。 二、《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文本学依据
《资本论》的“第一逻辑”有一个重要的文本学依据。经考证发现，自《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以来的各个版本，包括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起始段的文字都没有过任何改动。可是如果对比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文本，马上就会发现，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很是相似，但整体上的叙述形式却明显不同。那里是这样开篇的：“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
第一，可以直接看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段没有表达因果关系的连接词，实质上也没有表现出，甚至暗含着任何要表达因果关系的意思。既然《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段在内容上十分相近，为什么表达前后关系的连接词会有如此重大的不同呢？至少有理由做出怀疑，《资本论》起始段两句话的内容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如果考虑“但是”的转折连接补充作用，那么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与“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它们之间如此缺乏直接的话语统一性？
第三，当把“但是”和“最初一看”联系起来理解，就会得出如下推论：如果“但是”后面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说“最初一看”后面的内容本质上是错误的，这岂不正好和“最初一看”这一表述本身所给出的暗示相一致？因为显然可以这样理解：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一样，它们都内含一种单纯经验直观的倾向，简单停留在现象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商品的规定才使其真正进入本质的层面。
第四，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的起始段中，马克思有意识地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始段“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表述——应该好奇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描述性的短语呢？既然是有意识地引用，而且毕竟是“万事开头难”的第一段，所以马克思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两种开篇方式之间的不同。更何况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特别指出，相较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有了改进。因此，真正负责任的研究必须正视这一叙述形式的变化，发现并回答上述疑问，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商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亦即主谓词关系。
三、《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理论内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始于对物的“丰盛”的分析，可以看作对“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一种摹写。在这部分引语的结尾，鲍德里亚引用了马克思描写商品堆积的一段话。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的“流通手段”一节。不管基于怎样的目的，当我们在观念中已经确定从某一对象开始，完全可以采用文学上平铺直叙的手法，将这种经驗事实、感性直观——如“庞大的商品堆积”、繁荣的流通景象——加以描述，然后自然而然过渡到对该对象的分析。这也是所有科学通常采用的手法。好比德波似乎不过是把“庞大的商品堆积”替换为“庞大的景观堆积”，就直接开始了对“景观”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始段的“最初一看”以及在《资本论》中仍旧得以保留的“表现”，就可以看作马克思对采用这种直观的经验策略最好的暗示。
《资本论》作为几经打磨，不肯轻易发表的精美艺术品，马克思对它充满期待，不能让它归入俗流。《资本论》需要一个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极富张力的开头，以逼迫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然而，与具有鼓动性的宣传式话语不同的是，《资本论》一开始就必须显示出经济科学的严谨力量和充实的理论内容，以取代文学化的描述和宗派气息的号令，这正是《资本论》的“第一逻辑”所显示的。
最初一看，《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原因项展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与“商品”的关系，但实际上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即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关系。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是指资本统治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的社会。马克思对它最简洁直接的界定是这个社会“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无非就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作为交换，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这种关系在一个社会确立其支配地位，即劳动力普遍商品化，实际上才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只有从工人能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加以出卖那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按照现代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艾伦·伍德就曾简明扼要地把资本主义描述为这样一种制度：“一切的产品及服务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并从市场中获得。其他社会也曾有过市场，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依靠市场才能获得。”
劳动力普遍商品化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本质规定，而不能单纯从抽象的总体化商品出发做简单的量的还原和比较，把它和历史上短暂出现过的商品流通的空前盛况等同起来。对此，卢卡奇正确地指出：“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并且渗透到人们一切日常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同商品形式仅仅是暂时现象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质的区别。”因此，在通常意义上，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来标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从而把它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做法，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是“不错”的，“表现为”一词的确切含义就在于此。困难不在于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由它所“表现”出的“庞大的商品堆积”所强加给人的直观就可以完成：困难在于将此抽象的总体化商品上升到一种具体商品——劳动力——对它质的规定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从资本逻辑的现象界到本质界的重要一环”。 对于上述内容，《资本论》第1卷在第一次揭示资本产生过程的第四章中做了如下说明：“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这一小节的标题正是“劳动力的买和卖”。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是资本之所以增殖进而成为资本的秘密。马克思为此还特地加了注释做了补充说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这也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在这本“无产阶级的圣经”中会特别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描述。有理由确信马克思一开始就在强调读者们注意，“庞大的商品堆积”一方面是实体化商品，即物的堆积，但更是人的堆积，是“庞大的工人阶级的堆积”，是一个个“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排着队给“吸血鬼”卖血，“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等着资本家来鞣的无产阶级。
事实上，马克思所意指的财富的“元素形式”“原素存在”，即商品生产普遍化时才建立起的商品和财富的关系形式——一切财富都要转化为商品，生产商品就是生产财富，生产财富必须生产商品——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说明。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换言之，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事实上成为劳动产品最普遍、最一般的形态，这是雇佣关系未确立统治地位以前的社会所不具备的。其实，这一观点早在斯图亚特那里就已经得到了详细证明。在对加尼耳的说明中，马克思更为清楚地指出：“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也就是说，为了生产财富，劳动必须生产商品，必须出卖它自己或自己的产品。”马克思在一些地方称货币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资本则是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说商品是财富的“元素形式”，可能就是为了和财富的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相区别。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一切劳动总是首先表现在生产商品上，而不是资本上，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特别强调财富和商品的这种关系，是因为它同样关乎劳动价值论问题，又缘起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一问题存在错误的理解。财富在货币主义和后来的重商主义、重工主义的体系中，表现为金灿灿的货币形式，虽然特殊的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得到突出;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以使用价值为根本特征的物质实体，农业劳动因此被拔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实质，并将其归之于“劳动”。马克思对此评价道，斯密“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不管是具体的专业劳动，还是抽象的劳动都没有看到，真正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是商品化的劳动力，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上不但是混乱的，而且缺乏一贯性。自马克思看来，把商品和财富等价起来，就不能把财富和单独的使用价值或价值等同起来，“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使用价值只是财富的物质承担者。可见，对财富的规定，同时也必然是对商品的规定，都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首段用“但是”转折而直奔主题，突出的正是财富和商品绝对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这里同样体现出，《资本论》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能够进入对商品及其二因素的分析的内在原因和逻辑关系，而不能只归结于其中提供的感性直观——“庞大的商品堆积”——这条表面线索。
综上所述，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的商品化，社会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质的规定性。这三个方面是内在統一的整体，是同义反复。因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商品一开始就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性质。因此可以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社会”，“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都要最终追溯到商品问题，离开对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就不可能找到任何解答”。
四、《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叙述形式：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及其与研究过程的统一
简单说来，《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理论内容事实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商品生产普遍化，即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得以商品化的社会。那么“第一逻辑”的叙述形式，岂不是表现出一种基于主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向其谓词“商品”内在展开的逻辑关系，所谓的“庞大的商品堆积”“元素形式”不是内在地包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这一概念之中了吗？从谓词已经包含在主词之中，主词的意义并没有因为谓词的说明得到任何实质性增加这一角度出发，不能不说它是分析判断，因而带有先验的色彩。这似乎正好验证了马克思自己所给的提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资本论》的结构“好像是”“先验的”。
马克思在提示我们这种先验性时，其实也给出了解答，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过程向叙述过程的辩证转化。不管是叙述的起点还是终点，叙述的语句结构、主谓关系，总是研究过程见之于叙述过程的结果。辩证叙述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明了这个界限在于抓住研究。一般说来，科学地叙述只有在研究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即只有当现实的运动得到理解之后才能开始。通过充分占有材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表现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发现这些形式具有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最终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近乎完整而彻底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被发现。这时候才有可能进行“适当地叙述”。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单个商品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这一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结果，而不是研究起点，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之中了，所以商品才能成为实际的叙述起点，进而叙述才能取得严格的因果形式，才能取得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财富这一主词逻辑地进入到其谓词商品的分析形式。 为此，立足于自己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始终坚持以“国民经济事实”为出发点，把商品看作“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致力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开展了漫长而辛苦的研究过程。这一研究过程反映在叙述中，概言之，就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完备概念缓慢形成的过程。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根植于政治上的敏锐性，直接源自于《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分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封建社会的否定上，是一个缺乏规定性的、一般语意中的指示代词，还不是一个从自身开始肯定而获得规定的积极概念。虽然具有抽象指称的意义，但还不是一个具有严格规范含义的术语。另外，就当时普遍的文化氛围而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大体上不过是用来表征，工人日渐贫穷、贫富差距不断增大、资本家肆无忌惮谋取暴力的现代经济制度下的社会景象，根本无法指称马克思后来所要表达的独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借用黑格尔的话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只是一个“界说”，“当对象在认识过程中首先被带到特定的一般概念形式内，从而这对象的类和它的普遍的规定性得到明白的表述时，于是我们便有了界说”。黑格尔紧接着批判道：“但这界说里所表述的普遍规定性仍然只是一个标志，这就是说，对于对象只说出其外在标志，而所得到的只是主观的认识。”虽然这一批评因为对经验论固有的偏见而言过其实，但还是正确指出了将对象初步概念化的过程中，思维仅是一种抽象作用或只有形式同一性的意义。
决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是，马克思当时的研究还没能使他明确劳动力商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关系。经过数年的努力，马克思最终成功蜕去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层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19世纪60年代初《资本论》的手稿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揭示资本秘密的劳动力商品的概念也才开始清晰起来，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不具备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决定他的著作“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这种变更当然不只是叙述上的细枝末节，不只是单纯的形式而是关乎内容，术语上的变革不过是马克思在认识上实现革命的表现。重田澄男指出：“问题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观念的术语是什么。马克思非常精确地阐述和确认了它的内容（同雇佣劳动相关的经济基础，现代社会以生产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商品和货币关系有鲜明区别），根据有关这一内容的观念，马克思确定了新的术语。”不破哲三说：“对书名作了这样的变更，不但是形式的问题，而应该看作它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深化。实际上，在对这一社会的认识上，马克思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新的概念表达由资本支配一切的经济制度的这一特征，是1861—1863年草稿以后的事，而《资本论》这个书名的使用和这件事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囿于日常意识的读者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并不能表达出比“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更多的内容，反而可能更少。在《资本论》的叙述领域中，相对于其他人，马克思好像处在莱布尼茨式的“上帝视角”。在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主词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概念，一切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事实上都是分析的。马克思知道他所运用的主词所包含的一切谓词，科学地展开只是基于主词和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之所以好像处在“上帝视角”，也不过是前期的研究过程表现在后期的叙述过程中时使读者产生的“错觉”。虽然它是具有“社会效力的”“客观的思维形式”，但是一旦无视研究向叙述的辩证转化所引发的变化，它的合理性就会立刻消失。
总之，经过研究，对象作为完备的概念一经获得，作者完全有理由借助此概念进行逻辑展开，以最合理的形式安排叙述，但对于读者而言，必须始终把研究过程作为前提浮现在叙述面前，求助于经验和实证加以理解。即便是做无前提探究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认识过程最初始于经验研究，并正确指出：“就概念的本性看来，分析方法是在先的。盖因首先须将给予的具体经验材料提高成一般的抽象概念的形式，而这些抽象概念又首须在综合方法里先行提出来作为界说。”实在无法设想怎样天才的脑袋，一开始就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内涵如此丰富和逻辑如此严密的判断，从而把研究的方向不偏不倚一下子引向对商品的分析，好像自始至终就知道它就是資本主义谜题的解答。
五、结语
《资本论》的起始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表达了严格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资本论》的“第一逻辑”。它像是《资本论》的“细胞形式”，是其内容和形式的一个缩影。《资本论》的“第一逻辑”还展现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独特辩证叙述形式的另一个侧面，表现为一种基于主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向其谓词“商品”内在展开的逻辑关系。那是因为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构成同义反复，它们三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直接的本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才会从商品开始。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类关系确立叙述上的因果形式，而非基于对直观经验事实——“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心理学上的“注意”或“吸引”。所以，《资本论》真正的起点不是商品这个事物，进而不是商品的表象，更不是商品的概念，而是一历史事实。马克思写道：“更确切些说，我们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在资产阶级生产的条件下，商品是财富的这种一般的、基本的形式。”
对《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分析还表明，理解《资本论》必须把它的内容和叙述形式紧密联系起来，对叙述形式的不理解会造成对内容的误解。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资本论》的逻辑固然是有内容的逻辑，但同时也是有形式的逻辑;只有揭示它的形式，才能真正明白它的内容。”大到语句结构，小到主词与谓词的关系，都是形式的逻辑应该关照到的。像《资本论》中的一些比喻一样，《资本论》中的一些语句结构，必须在严格意义上加以理解。而马克思给予主词以特定谓词所呈现出的判断命题，绝不是独断论和先验的，它们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是立足经济事实开展的漫长艰辛的研究向叙述过程辩证转化的结果。那些以概念形式出现的，不管是“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还是具有复杂系统的抽象总体，都必须完整地理解为特定的历史事实，理解为具有特定社会生产形式规定性的东西，在《资本论》中，它们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联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总是表现为资本。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不过表现为对概念的分析，因而绝不是认识加工与现实对象无关的“它自己的原料”。所以，即便在表述上，也应该尽量避免说马克思是从某某范畴、某某概念开始或结束的。
[责任编辑 于冰]
[关键词]《资本论》 “第一逻辑” 叙述形式历史事实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4—0037—09
“《资本论》的逻辑”是内容的逻辑和形式的逻辑的紧密结合。内容的逻辑关乎经由商品渐次上升至货币、资本，经由资本的生产过程渐次上升至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等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及其与历史的统一，形式的逻辑则关乎对相应内容加以叙述说明的语句结构、主谓关系及其与研究过程的统一，然而，以往的研究对《资本论》内容的逻辑的关注远远多于其形式的逻辑，叙述形式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或研究特定论题之外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对《资本论》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又特别表现在对《资本论》起点的理解上，引发了单纯围绕商品本身，而没有进入特定历史事实的诸多争论。为此，有必要从内容的逻辑和形式的逻辑的紧密结合上，对《资本论》的起点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资本论》的“第一逻辑”是《资本论》起始段整体上呈现的逻辑
《资本论》开篇第一段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自始至终，这段话都从平凡无奇和精致深邃两个对立的方面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例如，自沃尔夫看来，“《资本论》第1卷是19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著作.是一本最高级别的造反教科书，然而，它却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平凡而普通的方案开头的”。即便精细入微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段话局部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整体上的叙述形式进行的。例如，弗朗西斯·惠恩指出：“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提醒他的读者注意，他们将要进入一个奇幻世界，其中的所有事物都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惠恩关注的是动词“表现为”所意指的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它揭示了和《共产党宣言》起始句相似的内容。对此，广松涉有着同样的好奇：“‘表现’是否相对于‘本质’的‘现象’？还有，这是相对于谁的现象？”并且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段，好奇“元素”“原素”的具体含义。
至于那些为内容所吸引，急不可耐转向商品本身所展开的庞大的研究，如商品是资本主义商品还是简单商品，则更是忽略了这段话整体上的叙述形式。这不仅仅因为商品本身和一些关键词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在于他们把这段话的叙述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研究商品起点之外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以“因此”一词为界，这段话的内容被分割成原因和结果两部分，故而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因果句式，表达了明确的因果关系。
《资本论》起始段所展现的因果逻辑，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资本论》的基本认知，最为直接地表现在翻译和编译上。例如，在一些《资本论》的英文译本中，与“因此……就”不同的是，那里用“因此……必须”连接原因和结果;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作为第一个《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也是如此。一些编译本中则直接去掉了表达因果关系的连接词，粗鲁地将内容改写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当首先从商品分析开始”。
对于这一因果逻辑的不重视，还引发了许多疑问。例如，面对阶级、分工、劳动、货币等如此众多的选择，商品为什么能脱颖而出成为《资本论》的起点？对这一选择，《资本论》尤其是其开篇部分为什么缺乏足够的解释，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深入地讨论过商品起点的合理性？随着商品起点产生、为之服务的“概念结构”从何而来，马克思为什么以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日常经验的独特方式使用它们？为此，大卫·哈维一方面称“商品是马克思的一个先验的起点”，马克思只是将商品作为研究起点，仅此而已，因而给人以先验之感，甚至显得有些独断、神秘和不容置疑，读者对此起初会有些不知所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表现出对马克思所自认的“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实际上的承认。差相仿佛，见田石介声称，《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表象而非概念开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则是已经给定的前提，并据此强调《资本论》体系的展开绝对不是先验演绎的结果。广松涉则认为，把商品视作《资本论》开始的绝对条件，有做进一步思考的余地，《资本论》以外的文本显示出，除了以“一般生产”为起点以外，似乎还存在第三种可能。这种在主体性活动和客体性存在之间的抉择，至少可能会促使人们怀疑，马克思在哲学上产生了惊人的动摇。
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为什么既能够置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正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题目所直接昭示的——研究社会财富，也能够独树一帜直接进入到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由这一严格的因果关系得到了最為必要和简洁的说明。这也意味着，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或者说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可以”从分析商品开始。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已经尽可能地做出了说明。
必须承认，对《资本论》起始段内容的高度聚焦，使以往的研究收获了丰富有益的成果，同样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遗漏，没能倾注足够的注意力，去辩证认识这段话的形式和内容、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能彻底揭示《资本论》起点的秘密。时至今日，对其叙述形式的不重视不断生产着对其内容的不理解.对其内容的不理解以对其叙述形式不重视的方式不断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将围绕这一遗漏展开，尝试挖掘《资本论》开篇第一段所展现的叙述形式及其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资本论》起始段整体上呈现的因果逻辑称为《资本论》的“第一逻辑”。 二、《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文本学依据
《资本论》的“第一逻辑”有一个重要的文本学依据。经考证发现，自《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以来的各个版本，包括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起始段的文字都没有过任何改动。可是如果对比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文本，马上就会发现，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很是相似，但整体上的叙述形式却明显不同。那里是这样开篇的：“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
第一，可以直接看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段没有表达因果关系的连接词，实质上也没有表现出，甚至暗含着任何要表达因果关系的意思。既然《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段在内容上十分相近，为什么表达前后关系的连接词会有如此重大的不同呢？至少有理由做出怀疑，《资本论》起始段两句话的内容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如果考虑“但是”的转折连接补充作用，那么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与“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它们之间如此缺乏直接的话语统一性？
第三，当把“但是”和“最初一看”联系起来理解，就会得出如下推论：如果“但是”后面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说“最初一看”后面的内容本质上是错误的，这岂不正好和“最初一看”这一表述本身所给出的暗示相一致？因为显然可以这样理解：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一样，它们都内含一种单纯经验直观的倾向，简单停留在现象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商品的规定才使其真正进入本质的层面。
第四，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的起始段中，马克思有意识地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始段“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表述——应该好奇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描述性的短语呢？既然是有意识地引用，而且毕竟是“万事开头难”的第一段，所以马克思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两种开篇方式之间的不同。更何况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特别指出，相较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叙述方式有了改进。因此，真正负责任的研究必须正视这一叙述形式的变化，发现并回答上述疑问，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商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亦即主谓词关系。
三、《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理论内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始于对物的“丰盛”的分析，可以看作对“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一种摹写。在这部分引语的结尾，鲍德里亚引用了马克思描写商品堆积的一段话。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的“流通手段”一节。不管基于怎样的目的，当我们在观念中已经确定从某一对象开始，完全可以采用文学上平铺直叙的手法，将这种经驗事实、感性直观——如“庞大的商品堆积”、繁荣的流通景象——加以描述，然后自然而然过渡到对该对象的分析。这也是所有科学通常采用的手法。好比德波似乎不过是把“庞大的商品堆积”替换为“庞大的景观堆积”，就直接开始了对“景观”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始段的“最初一看”以及在《资本论》中仍旧得以保留的“表现”，就可以看作马克思对采用这种直观的经验策略最好的暗示。
《资本论》作为几经打磨，不肯轻易发表的精美艺术品，马克思对它充满期待，不能让它归入俗流。《资本论》需要一个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极富张力的开头，以逼迫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然而，与具有鼓动性的宣传式话语不同的是，《资本论》一开始就必须显示出经济科学的严谨力量和充实的理论内容，以取代文学化的描述和宗派气息的号令，这正是《资本论》的“第一逻辑”所显示的。
最初一看，《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原因项展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与“商品”的关系，但实际上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即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关系。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是指资本统治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的社会。马克思对它最简洁直接的界定是这个社会“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无非就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作为交换，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这种关系在一个社会确立其支配地位，即劳动力普遍商品化，实际上才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只有从工人能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加以出卖那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按照现代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艾伦·伍德就曾简明扼要地把资本主义描述为这样一种制度：“一切的产品及服务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并从市场中获得。其他社会也曾有过市场，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依靠市场才能获得。”
劳动力普遍商品化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本质规定，而不能单纯从抽象的总体化商品出发做简单的量的还原和比较，把它和历史上短暂出现过的商品流通的空前盛况等同起来。对此，卢卡奇正确地指出：“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并且渗透到人们一切日常生活方式中的社会，同商品形式仅仅是暂时现象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质的区别。”因此，在通常意义上，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来标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从而把它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做法，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是“不错”的，“表现为”一词的确切含义就在于此。困难不在于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由它所“表现”出的“庞大的商品堆积”所强加给人的直观就可以完成：困难在于将此抽象的总体化商品上升到一种具体商品——劳动力——对它质的规定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从资本逻辑的现象界到本质界的重要一环”。 对于上述内容，《资本论》第1卷在第一次揭示资本产生过程的第四章中做了如下说明：“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这一小节的标题正是“劳动力的买和卖”。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是资本之所以增殖进而成为资本的秘密。马克思为此还特地加了注释做了补充说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这也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在这本“无产阶级的圣经”中会特别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描述。有理由确信马克思一开始就在强调读者们注意，“庞大的商品堆积”一方面是实体化商品，即物的堆积，但更是人的堆积，是“庞大的工人阶级的堆积”，是一个个“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排着队给“吸血鬼”卖血，“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等着资本家来鞣的无产阶级。
事实上，马克思所意指的财富的“元素形式”“原素存在”，即商品生产普遍化时才建立起的商品和财富的关系形式——一切财富都要转化为商品，生产商品就是生产财富，生产财富必须生产商品——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说明。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换言之，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事实上成为劳动产品最普遍、最一般的形态，这是雇佣关系未确立统治地位以前的社会所不具备的。其实，这一观点早在斯图亚特那里就已经得到了详细证明。在对加尼耳的说明中，马克思更为清楚地指出：“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也就是说，为了生产财富，劳动必须生产商品，必须出卖它自己或自己的产品。”马克思在一些地方称货币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资本则是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说商品是财富的“元素形式”，可能就是为了和财富的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相区别。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一切劳动总是首先表现在生产商品上，而不是资本上，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特别强调财富和商品的这种关系，是因为它同样关乎劳动价值论问题，又缘起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一问题存在错误的理解。财富在货币主义和后来的重商主义、重工主义的体系中，表现为金灿灿的货币形式，虽然特殊的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得到突出;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以使用价值为根本特征的物质实体，农业劳动因此被拔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实质，并将其归之于“劳动”。马克思对此评价道，斯密“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不管是具体的专业劳动，还是抽象的劳动都没有看到，真正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是商品化的劳动力，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上不但是混乱的，而且缺乏一贯性。自马克思看来，把商品和财富等价起来，就不能把财富和单独的使用价值或价值等同起来，“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使用价值只是财富的物质承担者。可见，对财富的规定，同时也必然是对商品的规定，都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首段用“但是”转折而直奔主题，突出的正是财富和商品绝对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这里同样体现出，《资本论》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能够进入对商品及其二因素的分析的内在原因和逻辑关系，而不能只归结于其中提供的感性直观——“庞大的商品堆积”——这条表面线索。
综上所述，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的商品化，社会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质的规定性。这三个方面是内在統一的整体，是同义反复。因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商品一开始就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性质。因此可以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社会”，“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都要最终追溯到商品问题，离开对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就不可能找到任何解答”。
四、《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叙述形式：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及其与研究过程的统一
简单说来，《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理论内容事实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商品生产普遍化，即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得以商品化的社会。那么“第一逻辑”的叙述形式，岂不是表现出一种基于主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向其谓词“商品”内在展开的逻辑关系，所谓的“庞大的商品堆积”“元素形式”不是内在地包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这一概念之中了吗？从谓词已经包含在主词之中，主词的意义并没有因为谓词的说明得到任何实质性增加这一角度出发，不能不说它是分析判断，因而带有先验的色彩。这似乎正好验证了马克思自己所给的提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资本论》的结构“好像是”“先验的”。
马克思在提示我们这种先验性时，其实也给出了解答，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过程向叙述过程的辩证转化。不管是叙述的起点还是终点，叙述的语句结构、主谓关系，总是研究过程见之于叙述过程的结果。辩证叙述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明了这个界限在于抓住研究。一般说来，科学地叙述只有在研究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即只有当现实的运动得到理解之后才能开始。通过充分占有材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表现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发现这些形式具有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最终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近乎完整而彻底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被发现。这时候才有可能进行“适当地叙述”。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单个商品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这一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结果，而不是研究起点，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之中了，所以商品才能成为实际的叙述起点，进而叙述才能取得严格的因果形式，才能取得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财富这一主词逻辑地进入到其谓词商品的分析形式。 为此，立足于自己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始终坚持以“国民经济事实”为出发点，把商品看作“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致力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开展了漫长而辛苦的研究过程。这一研究过程反映在叙述中，概言之，就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完备概念缓慢形成的过程。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根植于政治上的敏锐性，直接源自于《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分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封建社会的否定上，是一个缺乏规定性的、一般语意中的指示代词，还不是一个从自身开始肯定而获得规定的积极概念。虽然具有抽象指称的意义，但还不是一个具有严格规范含义的术语。另外，就当时普遍的文化氛围而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大体上不过是用来表征，工人日渐贫穷、贫富差距不断增大、资本家肆无忌惮谋取暴力的现代经济制度下的社会景象，根本无法指称马克思后来所要表达的独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借用黑格尔的话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只是一个“界说”，“当对象在认识过程中首先被带到特定的一般概念形式内，从而这对象的类和它的普遍的规定性得到明白的表述时，于是我们便有了界说”。黑格尔紧接着批判道：“但这界说里所表述的普遍规定性仍然只是一个标志，这就是说，对于对象只说出其外在标志，而所得到的只是主观的认识。”虽然这一批评因为对经验论固有的偏见而言过其实，但还是正确指出了将对象初步概念化的过程中，思维仅是一种抽象作用或只有形式同一性的意义。
决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是，马克思当时的研究还没能使他明确劳动力商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关系。经过数年的努力，马克思最终成功蜕去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层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19世纪60年代初《资本论》的手稿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揭示资本秘密的劳动力商品的概念也才开始清晰起来，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不具备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决定他的著作“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这种变更当然不只是叙述上的细枝末节，不只是单纯的形式而是关乎内容，术语上的变革不过是马克思在认识上实现革命的表现。重田澄男指出：“问题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观念的术语是什么。马克思非常精确地阐述和确认了它的内容（同雇佣劳动相关的经济基础，现代社会以生产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商品和货币关系有鲜明区别），根据有关这一内容的观念，马克思确定了新的术语。”不破哲三说：“对书名作了这样的变更，不但是形式的问题，而应该看作它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深化。实际上，在对这一社会的认识上，马克思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新的概念表达由资本支配一切的经济制度的这一特征，是1861—1863年草稿以后的事，而《资本论》这个书名的使用和这件事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囿于日常意识的读者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并不能表达出比“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更多的内容，反而可能更少。在《资本论》的叙述领域中，相对于其他人，马克思好像处在莱布尼茨式的“上帝视角”。在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主词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概念，一切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事实上都是分析的。马克思知道他所运用的主词所包含的一切谓词，科学地展开只是基于主词和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之所以好像处在“上帝视角”，也不过是前期的研究过程表现在后期的叙述过程中时使读者产生的“错觉”。虽然它是具有“社会效力的”“客观的思维形式”，但是一旦无视研究向叙述的辩证转化所引发的变化，它的合理性就会立刻消失。
总之，经过研究，对象作为完备的概念一经获得，作者完全有理由借助此概念进行逻辑展开，以最合理的形式安排叙述，但对于读者而言，必须始终把研究过程作为前提浮现在叙述面前，求助于经验和实证加以理解。即便是做无前提探究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认识过程最初始于经验研究，并正确指出：“就概念的本性看来，分析方法是在先的。盖因首先须将给予的具体经验材料提高成一般的抽象概念的形式，而这些抽象概念又首须在综合方法里先行提出来作为界说。”实在无法设想怎样天才的脑袋，一开始就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内涵如此丰富和逻辑如此严密的判断，从而把研究的方向不偏不倚一下子引向对商品的分析，好像自始至终就知道它就是資本主义谜题的解答。
五、结语
《资本论》的起始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表达了严格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资本论》的“第一逻辑”。它像是《资本论》的“细胞形式”，是其内容和形式的一个缩影。《资本论》的“第一逻辑”还展现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独特辩证叙述形式的另一个侧面，表现为一种基于主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向其谓词“商品”内在展开的逻辑关系。那是因为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和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化构成同义反复，它们三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直接的本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才会从商品开始。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类关系确立叙述上的因果形式，而非基于对直观经验事实——“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心理学上的“注意”或“吸引”。所以，《资本论》真正的起点不是商品这个事物，进而不是商品的表象，更不是商品的概念，而是一历史事实。马克思写道：“更确切些说，我们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在资产阶级生产的条件下，商品是财富的这种一般的、基本的形式。”
对《资本论》的“第一逻辑”的分析还表明，理解《资本论》必须把它的内容和叙述形式紧密联系起来，对叙述形式的不理解会造成对内容的误解。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资本论》的逻辑固然是有内容的逻辑，但同时也是有形式的逻辑;只有揭示它的形式，才能真正明白它的内容。”大到语句结构，小到主词与谓词的关系，都是形式的逻辑应该关照到的。像《资本论》中的一些比喻一样，《资本论》中的一些语句结构，必须在严格意义上加以理解。而马克思给予主词以特定谓词所呈现出的判断命题，绝不是独断论和先验的，它们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是立足经济事实开展的漫长艰辛的研究向叙述过程辩证转化的结果。那些以概念形式出现的，不管是“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还是具有复杂系统的抽象总体，都必须完整地理解为特定的历史事实，理解为具有特定社会生产形式规定性的东西，在《资本论》中，它们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联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总是表现为资本。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不过表现为对概念的分析，因而绝不是认识加工与现实对象无关的“它自己的原料”。所以，即便在表述上，也应该尽量避免说马克思是从某某范畴、某某概念开始或结束的。
[责任编辑 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