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蜂巢》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倾力之作，是一部充满空间特质的作品。论文运用弗兰克的空间形式理论对这部小说进行空间形式解读，认为作者借助并置，参照和意识流等方式创造了小说独特的空间形式，既拓展了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也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涵。
　　【关键词】《蜂巢》；空间形式；并置；参照；意识流
　　卡米洛·何塞·塞拉是西班牙20世纪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他的作品《蜂巢》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盛名不衰。自问世以来，许多批评家从各个角度对其社会主题、创作技巧和人物形象等进行了研究和评论，却鲜少提及小说的空间问题。实际上，这部小说具有着明显的空间叙事作品的形式特征，是典型的空间小说。因此，本文从小说别出心裁的叙述策略出发，运用约瑟夫·弗兰克所提出的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来透视这部作品，旨在挖掘作者在小说中创造的独特空间形式效果极其意义。
　　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发表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首次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的概念和空间形式理论，初步建立起了新的小说理论范例。弗兰克认为“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里相对应的……文学对应物，……现代主义小说家把它们的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表现，其对象的统一性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正是这种统一的空间关系导致了空间形式的发生。”在文中，弗兰克分析了“空间形式小说”的叙述策略，并提出了“并置”这个重要的批评概念。他指出，就场景的持续来说，叙述的时间流至少是被中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联系游离叙述过程之外而被并置着。米切尔森认为，并置是通过主题获通过一套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意象网络，可以获得一个空间性的程度。并置打破了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置放那些或大或小的意义单位，使文本的统一性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
　　在《蜂巢》中，塞拉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叙事形式，在作品中刻意地淡化和压缩了时间：首先，在小说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日期，只能根据人物的对话推测出是1942或1943年的冬季，时间非常模糊；其次，小说的时间高度集中，被压缩在了两天半里，每章也只持续不到半日的时间。时间被刻意地模糊和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叙述空间的不停变化。《蜂巢》全书由213个情景单位构成，它打断了时间的链条，从而重新拼接空间的图像。一方面，作者根据其意图，打乱了时间顺序并将其重置。小说各章分别叙述了第一日的下午（第一章），晚上（第二章），夜里（第四章），第二日清早（第六章），下午（第五章），晚上（第三章）和数日后的上午（尾声）。塞拉从而将线性叙事打乱和扭曲，令小说具有了空间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塞拉采用了并置的手法。正如电影中的蒙太奇，而每个情景单位就如同银幕中的一帧画面。作者对这些画面进行取舍和剪辑，并不断地转换场景，切断同时发生的情节，将紧张的故事情节稀释、缓解，由此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述，令小说呈现出了空间化的形式。
　　在小说中，塞拉建构了一个与弗兰克分析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农产品展览会场景十分相似的空间形式。这个场景位于马德里伊比萨大街上的一栋居民楼里。塞拉在设置这一场景时，令情节同时在四个层次展开：在最低的层次上，巡警胡里奥在楼下的街道徘徊，好像是在等人，之后与守夜人古梅辛多开始聊天；与此同时，在这栋楼的夹层里，堂娜玛丽亚正站在窗帘后面，一边偷窥着楼下走动的巡警，一边向她的丈夫报告，想要猜测巡警的目的；镜头再次上移，此时第三层次的堂罗伯托正按响门铃，他的妻子幸福地迎他进门，二人一面交谈，一面开始晚餐。他家中还有一位仆人佩特里塔；而最高层住着一位年轻的小姐。不一会儿，守夜人古梅辛多被一位少爷叫去，为他打开了大门。由偷窥的堂娜玛丽亚太太之口，我们得知这位少爷哈维尔的情人正是住在楼顶的姑娘。下一个情景单位是哈维尔和皮露塔位于最高层的爱巢。之后，镜头回到了罗伯托的家，他们刚吃完晚餐，妻子菲洛让仆人佩特里塔可以走了，佩特里塔下楼后，巡警胡里奥上来挽住了她的胳膊，原来她正是楼下巡警等待的对象。而随着二人的离去，堂娜玛丽亚也结束了窥视，这个空间结构随之瓦解。
　　由此，塞拉建构了一个小型的空间结构。在这里，各种相关的情节在不同的层次上同时发生。然而由于语言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因而为达到感觉的同时性，就必须中止时间流。于是作者在这个结构的不同层次之间，通过来回切断，不断闪回，取消了时间的顺序，达到了空间化的效果。正是利用这种同时并置的形式，塞拉中断了时间的流动，令读者关注到了在同时所发生的不同行为，在其头脑中映射出立体的空间场景。在这个立体的空间结构中一共叠置了四种截然不同的爱情模式。身处底层苦苦等待的巡警胡里奥与女仆佩特里塔收入微薄，地位低下，但二人彼此深爱，不离不弃；居住在夹层的堂娜玛利亚与她的丈夫堂何塞谢拉貌合神离，毫无精神沟通。堂娜玛丽亚一边偷窥楼下的举动，一边想要与丈夫进行讨论，而她的丈夫对其敷衍至极，甚至不予回答。即使如此，堂娜玛丽亚似无所察，仍然对丈夫口若悬河，可见夫妻二人对这样的交流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二楼的罗贝托和菲洛夫妇是书中最乐观积极的人物。他们虽然生活艰辛，但对生活充满希望，二人相互敬爱，同甘共苦；而在楼顶的皮露拉则是富家子哈维尔藏匿于此的情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空间结构并非静止不动，在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交互的作用和移动。底层的哈维尔来到了顶层的情人家里，而佩特里塔从罗伯托家出来到达了底层。此外，身处夹层的堂娜玛丽亚一直俯瞰着楼下的街道，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层视角，令空间形式更加丰富化。
　　在完成了其主题上的意义后，这一空间结构很快瓦解。然而，这种空间形式在本书中另有大规模的运用。例如在第四章末尾处，塞拉瞬时并置了数十个家庭的卧室场景，将这些生活片断集中于同一时间，将它们交错呈现，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而复杂的空间形式。而这些卧室里的场景看似杂乱无章，其结构却如橘瓣一般，它们平行并置，并不四处发散，而是一同指向位于正中的核心——“性”的主题上。这些片断就如同一个个音符，交相辉映，此起彼伏，共同构成了一曲“情欲的交响曲”。 　　在并置的这些床笫之私的生活片断中，罗贝托和菲洛之间的关系是富有爱意，幸福温馨的；而堂何塞·谢拉与妻子堂娜玛丽亚的关系疏离，将其视作家里的一件家具，只有有性需求时才将她看作一个人；面包房老板堂拉蒙对他的妻子毫不尊重，在表达性需要时也是命令的口吻；帕勃罗对女友洛丽塔看似关怀备至，内心却对其已生出了厌倦之心；马丁·马科和妓女普里塔则是通过性爱来获取温暖和慰籍；而艾尔维拉小姐虽然是一人独眠，其梦境也具有性暗示意味。她梦见了一只脑袋半秃的黑猫像人一样朝她微笑，并猛地扑到了她的身上，淌着口水，轻轻的舔她的嘴唇和眼皮，用牙齿解开了她的睡衣……艾尔维拉小姐的潜意识显示出她对性是畏惧而厌恶的。她是一位年老珠黄的妓女，性只是她换取食物，维持生计的手段来。因此对她而言，性只是痛苦和恐惧，没有幸福和欢愉。看似杂乱的片断，实际上都围绕在“性”这个主题周围，反应出了社会不同阶层对性，婚姻，家庭和生活的不同态度，突出了其深邃的社会内涵。
　　弗兰克还指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大规模地采取了这种手法。他运用了无数的参照和前后参照构成了他的小说，这些参照必须由读者加以连接，并把它们视作一个整体。而塞拉的《蜂巢》也同样具备着宏大复杂的空间形式。因此在小说的空间建构中，读者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初读《蜂巢》，读者可能会被其重置的时间顺序、凌乱的情景单位和纷繁的人物形象困扰。而只有通过多次的“参照”和“重读”，读者才能得出整体的印象，发现这部看似混乱破碎的作品其实具备一个巧妙而严格的结构。表面上支离破碎的情节实际上是作者有意为之，而读者需要通过各个片断来重新构建。因此在阅读时，读者必须接连不断地把各个片断组合起来，根据各种暗示和参照，最终将其组合起来，建构出小说的空间结构，从而形成了对马德里的整体印象。正是在读者反复阅读的过程里，其空间形式得以实现，而同时并置的空间画面可以在读者的脑海中立体地呈现，令读者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身入其境，形成对战后破败不堪，民生凋敝的马德里的深刻认识。
　　塞拉在《蜂巢》中，也运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弗兰克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纯粹时间”根本上不是时间，而是空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纯粹时间”几乎是静止的，即在瞬间的时间内将记忆、意象等空间性的叠印。在《现代小说的意识流》中，戴奇斯提出了“时间蒙太奇”的概念：主体在空间上保持不动，而人物意识在时间上流动。它使得在时空上相聚甚远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件或意象并置，呈现出一种空间性。小说中，维多里塔的男友帕科身患肺结核。为了给男友筹钱治病，她最终沦为了富商的玩物。一次，在与母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后，维多里塔回到屋里，陷入了回忆之中。这时，她先是回忆起了帕科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曾对他说：“我喜欢所有的男人，所以我索性只跟你一个人睡觉。要不，什么事有了第一回，以后就不好收拾”；接着，她又想起了男朋友卧病在床的时候，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想要请她展示裸体给他看而被她拒绝了；最后，她忆起了男朋友已经生病，但还不至卧床不起的时候，高利贷商人想要给她三万比塞塔来换取她的肉体。此时她已不再抗拒，但是由于帕科坚决反对而作罢了。在回忆中，维多里塔穿梭于这三个时空，现在的心情与过去的回忆同时并置排列，呈现出了维多里塔内在情绪的复杂和心态的转变，并预示出她终将做出委身富商来为男友治病的决定。作者将维多里塔在不同时空里的经历交替并置，构成了一幅立体的画面，取得了共时性的空间效果。
　　《蜂巢》这部小说突出了空间因素，采用并置，前后参照和意识流等方式来进行小说空间形式的建构，真实地再现了西班牙内战后荒芜斑杂的各个侧面，取得了空间形式与现实主义主题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