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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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原本各司其职,前者侧重惩罚侵权、预防再犯,后者意在填平损失、兜底救济。然而实践中,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使得数量计算规则适用较难,间接影响惩罚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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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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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品牌强国战略的制度保障研究”（19JJD82000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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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原本各司其职,前者侧重惩罚侵权、预防再犯,后者意在填平损失、兜底救济。然而实践中,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使得数量计算规则适用较难,间接影响惩罚性赔偿获取计算基数。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适当划分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适用领域,合理限制法定赔偿的适用空间并剔除其间掺杂的惩罚性因素。与此同时,还可适度降低数量计算规则中的高精度期待,变通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的适用顺序要求,灵活叠加数量计算规则与法定赔偿所得结果作为总判赔额。由此,促成惩罚性赔偿有效落实、法定赔偿规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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