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之下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应该是“政道”与“治道”的结合。所谓“政道”，是指一个国家的治国理念、发展战略和价值信仰，即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系统。
　　意识形态可以是由政治精英所操控的，关于政治生活的人工造就的神话，也可能是现实的民意和公共利益的价值渴望与诉求。但最为常见的是二者的混合体，即一种既反映政权或国家的价值观，又包含民众的意愿和渴望、支持与赞同的观念系统。
　　所谓“治道”，是指国家与社会在具体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和行为准则。与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道”有所不同，“治道”规范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它以规章、制度、法规甚至非条文化的形式指导人们的行动，规范着人们的具体行为并为这些具体行为提供价值归宿和评价准则。职业技能及其评估体系显然属于“治道”的范畴，它为每个社会个体在其具体且特殊的职业范围内的行动，提供规范和指导。
　　“政道”与“治道”始终处于某种隐匿的联盟之中。现代社会，按照马克思·韦伯所说，其组织形式越来越趋向官僚制，这种体制虽然如同一只“铁笼”，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和主体性。但是，正如从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官僚体制的国家现代化也同样遵从于这一进步尺度。
　　事实上，与政治上的这种官僚制——精确、有纪律、严肃紧张、强调效率——相同步，在社会的经济生产层面，同样要求一种既有效又有序的生产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下，高素质、技能娴熟的工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
　　这种要求，从表面上看具有某种“去政治性”，即它不考虑工人自身的政治诉求，纯粹从技术的层面对工人的劳动进行评估，并且根据这种评估的结果对工人的劳动进行报偿。
　　自由之境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不仅需要进行源源不断的物质生产，同时也要再生产出保障这种物质生产得以进行的生产关系。有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所进行的职业技能培训——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市场化”、日本的“企业培训”——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这种生产的产品是高技能的工人，而这些工人本身即是当下生产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撑，这其实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即在表面上搁置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具有某种“技术中立”的性质，但在实际上却完成了对于国家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保障了现有经济制度的顺利运转。
　　职业技能最大的意识形态功效，就在于为个人的具体存在确定了价值标尺，这种价值标尺具有“去政治化”的中立外表。但在事实上，它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当代的工人，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和因技术而带来的个体经济境遇的改变，而较少思考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吁求。在这里，政治以一种逃离的方式攫取了人，“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一种不留痕迹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个人的存在感和社会价值的建立，不再依靠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得以确立。能够体现个人价值的东西，恰恰表现在个体独特的职业分工上，人们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找到与众不同的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这本身恰恰就是民众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大的认同。
　　当然，职业技能能给人带来满足与自尊，便如《庄子·养生主》所描绘的，一个厨师在解剖牛的过程中能够游刃有余，并使动作合于《桑林》之舞，《经首》之会，这亦不失为一种通达自由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