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春天，距离我们离开北京的时间仅仅过了一百天，在没有任何通讯设备下，一则消息像一声惊雷，在全公社炸响了：史家湾的女知青逃跑了！那是一个超革命的年代，这种举动是对革命的背叛，也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
　　离开家一百天要说不算太久，但对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人，就显得格外漫长。已记不清葆云当时要回家的原因了，只记得那是个下午，我们队六个女生都没出工，背着老队长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公社为葆云请假。可不知为什么，就是说破大天，还是遭到公社领导的拒绝。
　　葆云几乎是一路哭着回来的，看到她这样伤心，我们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此刻强烈的回家愿望，充斥在每个人的心中。我是队里六个女生中年龄最大的，说是最大，也不过刚刚过完十八周岁的生日。其余几个人虽然不是独生子女，但在家里不是最小，就是唯一的女孩。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思索了片刻，便提出：“不批假也走，六个人一起回北京。”这个大胆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因为怕走漏消息，我们连男生都没有通知，夜里，稍作收拾便悄悄锁上了窑门。突然隔壁民兵连长家的狗叫了起来，吓得我们直冲它摆手，生怕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它好像认出了是熟人，立刻停止了叫声。为了避开公社，也为了防止队里追赶阻拦，我们踏上了与公社相反的道路，朝着大山深处走去。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虽然快近清明，夜晚的凉风吹在身上，还会让人感到阵阵寒意。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几道手电光亮，随着我们的脚步向前移动着。这是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山路，曾听老乡讲过，一直下去就是子长。不知走了多久，估计已经来到了午夜，突然道路消失了，一座大山横在面前。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发现不远处的山腰上，露出一盏微弱的燈光，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快走了几步，却不知道从哪里能爬上去，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对着那灯光大声喊叫起来。
　　或许是深山的寂静，或许是人烟的稀少，几声喊叫过后，窑洞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老汉走下来问明情况，便引领着我们爬了上去。窑洞里只有老两口，从他们嘴中我们了解到，这里是中咀峁（也是后来我教书的地方），距我们居住的大队有十几里的路程，是最边远的一个生产小队，有着十几户人家。大娘得知我们是大队里的知青，立即烧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玉米粥，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不停地念叨着：你们这些北京娃，离家那么远到这里来受苦，你们的娘老子怎么舍得……不知是太疲倦了，还是窑洞里太暖和了，饭还没吃完，我的眼睛就已经睁不开了，后来大娘的嘴里又念叨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至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多么复杂，阶级敌人多么狡猾，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出门在外会遇到危险的警示，早已被我们抛到了脑后，此刻陕北老乡的那种淳朴，那种善良，充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种情这种爱会温暖我们一生。
　　清晨，按照老两口的指点，我们步行来到了子长县，拦截了一辆装着空油桶的军车，我们坐在油桶上面，经过一路颠簸，赶到绥德时已经是傍晚了。暮霭中的绥德县城，呈现出一派破烂不堪的样子，陈旧的房屋，昏暗的灯光，街道旁的墙壁上，还留有大字报、大标语的痕迹。也许是正值吃晚饭的时候，街上的人廖廖无几，没有我们想象中县城里的那种热闹与喧哗，只是偶尔能听到高音喇叭里，隐隐传出通知或宣传的声响。
　　吃完饭安排好住处，当我们再一次来到街上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另一番景象。街上的人多了起来，路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农副产品，小商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有点像赶集，只不过是在灯光下夜幕中。我们边走边逛，一阵烧鸡的香味把我们吸引过去。只见一个长得十分清秀，又略显柔弱的女孩站在那里，身边支着一个独轮的小推车。车子的上面，有一个方形玻璃罩，里面铺着一块木板，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些煮熟的鸡肉，有酱红色的鸡大腿、鸡胸脯、鸡翅等，在一盏亮亮的、暖暖的小油灯的照耀下，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买一块吧，才三毛钱。”小姑娘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们说。“太贵了，便宜点行不行？”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我拿出一元五角钱伸到她面前：“这样吧，两毛五一块，我们六个人都买。”小姑娘犹豫了一下，显然不太情愿，最终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们站在街边，不顾一切贪婪地吃起来。这也是我们离开北京以后，吃得最开心、最解馋的一次。
　　告别了绥德后，我们又拦截了一辆卡车来到了吴堡，来到了只有在语文课本中读到过的黄河。那时的黄河水，在我们眼里显得特别宽，湍急的河水，带着从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不停翻滚着向下游奔去。这里没有桥，过河只能坐摆渡船。在这之前，除了在北海公园时划过小船，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江河里的船只是什么样子。
　　买好了船票，我们来到了摆渡的码头，一眼看过去，过河的人还真是不少。有挑着重担的，有背着抱着孩子的，还有肩扛自行车的，手里牵着牲口的好生热闹，一派繁忙的景象。不多时船划过来了，可还没等船停稳，人们就争先恐后地拥挤着叫喊着，沿着一块搭在岸船之间的木板，颤颤微微地上了船。
　　这是一条较大的木船，看上去有些破旧不堪，船舱内的防腐油漆，大部分已经剥落，露出的木质，也显得有些粗糟老朽，使用的年限一定很长很久了。来到船上四下寻找，这里根本就没有座位。突然间我的目光停留在船中央那堆黑黑的小山包上，天哪，上面竟然还装载着一大堆煤碳！在拥挤的船舱内，好容易才找到一处能够站稳脚的地方，我们六个女生手拉着手，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不多时船头那边传来一声呐喊：“站稳了，开船啦！”只见两个梢公，手举长长的竹杆，用力一撑，船便缓缓地离开了岸。不知是船上人太多，还是河水太急，没走多远，船身就开始摇晃起来。巨大的惯性，让船上的人们左摇右摆，突然一个大浪越过船头砸向船舱，前面的一些人，一下子扑倒在煤堆上，立即引来了婆姨们的尖叫，汉子们的怒骂。我们曾经无数次赞美过黄河，歌唱过黄河，并亲切地视它为母亲河。可当我第一次来到黄河，并置身在它的怀抱时，看着眼前晃动的人群，听着波涛击打船舷的声响，剩下的只有巨大的恐惧。随着对岸的房屋由模糊变得清晰，船终于靠岸了。我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当人们缓慢地、无声地朝岸上走去，我不禁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那条又破又老的木船，真不知它是否还能安全地返回彼岸。 　　来到军渡，见到一马平川，我们以为离太原不远了。经打听才知道，还要走柳林到离石，经文水过交城。为了省钱，更为了躲避过多地盘查，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我们除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一路上，我们见车就拦，能搭就坐不行就再拦，这其中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的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文水。那天傍晚我们安排好了住处，来到了汽车旅店。当时所有的长途汽车，因为价格便宜，都到这种店停宿。我们挨个寻找开往太原的车，终于打听到，一个姓刘的山东师傅明天走。按照别人的指点，我们来到了刘师傅的住处。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看见我们走过来，他只抬了一下眼皮，还没等我们把话说完，便把手一摆，从嘴里嘣出两个生硬的字：“不行。”我们轮番上阵，向他诉说着路上的辛苦，回家的不易，爹妈的挂牵，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可无论怎样，都无济于事。最后他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别再磨蹭了，肯定不行，我要睡觉了，明天早上四点多，还得起来赶路呢、”我们只好退出门外，随着关门的声响，屋里的灯熄灭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暗暗地记下了他的车号。这一夜我几乎没睡，不停估算着时间，天还没亮我便叫醒了其他同学，又一次来到停车场。黑暗中我们举着手电筒，一辆车挨着一辆车仔细查看车后的牌号，终于找到了那辆车！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在晨曦中，刘师傅再次见到我们时大吃一惊，张开的大嘴，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稍停片刻，他转身进屋端出一杯热水，又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根葱和两个烧饼，靠在车门上大吃大嚼起来。见他这般模样，我们的舌战又开始了。突然听他哎呀了一声，将嘴里的葱和饼都吐了出来，瞪大眼睛冲着我们嚷起来：“吵什么吵，吵的我把舌头都咬破了，还让不让人吃啦，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北京娃！”见到眼前这情景，我们一时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是谁狠狠地向他嘟囔了一句：“又不是我们咬的，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听到这，刘师傅扑哧一下乐出了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
　　稍后他拿过杯子漱了漱口，见我们六个人还在寒风里站着，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无奈之中他叹了口气，又透着些许的怜惜对我们说道：“真拿你们没办法，还站在那发什么呆，快拿好东西赶紧上车。”随后又叮嘱了一句：“清晨车厢上面很冷，一定要多穿点，别冻坏了身子。”听到这话，我们高兴得直想喊万岁。路上刘师傅告诉我们，当天下午四点多，有一趟太原开往北京的慢车，保证在开车前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当我们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后，广播里传来了播音员特有的庄严而又洪亮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时我才明白，这次回家的路程，为什么会如此地艰难。
　　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地记住幸福而忘记苦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路的艰辛细节，已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只有深山窑洞里那微弱的灯光，绥德夜幕下香喷喷的烧鸡，还有波涛汹涌的黄河，那条破烂不堪的大木船，以及刘师傅那张塞满葱花饼味的大嘴，雖然不是常常想起，却永远不会忘记。
　　敦琳，北京54中1967届初中毕业。1969年1月到延安县贯屯公社插队，1970年招工到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二局工作。
　　责任编辑：张天煜